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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尧:篡改历史,一幕自愚自乐的丑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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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易尧(湖南)

   确切地说,我从小就恨日本人。在我所能接触到的图书和电影中,自始至终无不是他们强奸掳抢,杀人越货的魔鬼形象。但是,我拒绝了签名反对“日本入常”。至于闹得沸沸扬扬的抵制日货和反日游行,更是敬而远之。因为我知道,经历战争后的日本,已经因势利导地成为了一个民主宪政国家,国民拥有言论和出版的自由,已大非当日的军国主义可比。而即便在当日的军国政府,日本也有石川达三这样敢于言论的良知作家。1937年,石川达三以《中央公论》社特派记者身份前往中国视察,回国将见闻写成长篇通讯《活着的士兵》,开篇就展现出残酷的场面,日本兵杀人宛如将螳螂钉作标本。他自己说,“希望通过战争实况的报道,让在后方为胜利骄傲的人们作深刻的反省。”他因之招致了笔祸,在法庭上,法官质问道:“岂非破坏对于日本军人的信赖感?”他回答道,“是的,会伤害。大多国民将士兵误看作神,而我认为应当让国民看到真实的人,从而建立真实的信赖。我想打破国民的幻觉。”他认定“日本战争非圣战,日本军队非神兵,占领地也不是融融和气,”由此理直气壮地说:“报刊仅拣有利的消息报道,失去真实,国民亦因此沉浸于麻木状态。我对此感到不满。”象石川达三这样的类型的人在日本占据相当大的一部分,这个民族的优秀也就正是因为他们能时时把握住本民族的精神状态,冷静而坦诚。

   说起篡改历史,共产党可谓是登峰造极。毫不讳言,我对共产党的憎恶远胜于日本右翼。反日只不过是它的一种政治需要,用来转移国内矛盾。其表现出来的种种迹象俨然就是当年义和团的翻版,先借着“爱国”的口号推波助澜,局势难控之际又玩起金蝉脱壳,整个首鼠两端,口是心非。蔡元培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华工学校讲义》)而百多年了,当权者在煽动民族主义的伎俩上仍因循着慈禧的套路,居然还自诩先进。脸皮之厚,莫此为甚。袁伟时在《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中指出,中国历史教科书关于义和团的论述错误连篇。他们毁电线、毁学校、拆铁路、烧洋货、杀洋人和与外国人及外国文化有点关系的中国人……凡沾点洋气的物和人,必彻底消灭而后快。但是这些给国家和百姓带来莫大的灾难的反文明、犯人类的罪恶行径,历史教科书却只字不提。尤为可耻的是,1958年,毛泽东在《读〈三国志集解〉批语》中,却以中国历代农民暴动为榜样而发动人民公社运动,明确地把“清末义和拳运动”作为伟大的范本(《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并将自己这份批语下发全党作为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指导文件。至于其后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反帝”、“反修”,乃至今天的“反日”,它所表达出的清除外来事物的疯狂和义和团行动如出一辙。

   对于极权政治而言,篡改历史是一种本能体现。早在1949年的时候,奥威尔就在《1984》中对此进行了想象性的描绘:主人公史密斯·温斯顿是党的外围成员。他才思敏捷,擅长用官方语“新语言”撰文,因而在真理部有份改写记录的美差。如果党对战争的进展预测不准,或是有些生产情况与第九个三年计划所制定的目标不符,温斯顿便加以改写。所有发表的材料都经常被改写、更新,因而一切历史都会同党的愿望与目标保持一致。他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指鹿为马的行径固然是考验下属忠诚的绝佳办法,但其最直接的目的还是为了愚弄民众。愚弄民众仅靠篡改历史是做不到的,还得封锁和毁灭一切与真相相关的信息,如禁止接收境外卫星电视节目,禁止浏览境外“反动”网站,禁止传播小道消息,禁止……等等。中宣部每天都监护着全国人民,时刻担心人们被“腐朽堕落甚至歪曲事实的境外舆论”所误导,因而需要思想永远正确的官方机构先过滤,以培养人们形成“正确的、高尚的”欣赏口味或认识。但焦国标先生毫不领情地说:“中国信息猪圈的本质是把人不当人,把人当畜生;把人不当人的人也不是人,把人当畜生的人,自己首先得变成畜生,否则干不出来这活儿。……信息猪圈就是使人什么也不知道之举,因而也就是以待畜生之心待人之举。”(《构筑中国大陆信息猪圈的二十八块臭石头》)

   在我国,愚民政策也并非共产党独创,它源远流长,根深蒂固。钱钟书在《管锥编》中论及《左传》昭公十八年载周臣原伯鲁“不说(悦)学”的有关史事时,认为那就是“愚民”的源头而写道:“愚民之说,已著于此”。就此他引出了《老子》:“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论语·泰伯》: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孙子·九地》:“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等古籍中诸多议论,指出原生形态的“愚民说”就是原伯鲁辈的所谓“不说学”,也就是“治民如治军,亦使由而不使知也”。

   不过,愚民的最高手段乃是授以诗书,诗书自然是要严格挑选并有机篡改的,一中学老师说,以前历史教科书老是歌颂农民起义如何如何好,现在倒好,自己坐稳了江山就闭口不谈了。不谈了农民起义,不谈民主自由,但臭不可闻的毛思想邓理论却连篇累牍,逢考必试。明末赵南星说,“‘秦政’徒焚书坑儒,以愚天下之人……后世师其意而反之,乃是天下人各受其经,习其师说,而取剿袭鄙浅之文。……故秦以焚书坑儒,愚天下之人,而后世以读书为儒,愚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渐渍于其中,……不能为乱,亦不能为治”。晚清大臣冯桂芬进而论证说,“明祖以时文取士,其为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宗‘英雄入彀’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文章’以及‘明理载道’之事固无不足以自愚愚人。愚民之术亦可使愚民者并自愚耳。”亦即自欺欺人。

   自愚的症状是没有信仰也没有敬畏,目空一切,惟我独尊。毛泽东以愚公为典范实行愚公治国,公然宣称:“人多力量大。”“知识越多越反动。”他拿人民的生命当炮灰却从不承认自己的落后和愚昧,全国饿死几千万百姓还整夜忧心着粮食多了怎么办。现在民怨沸腾,冤案层出不穷,报纸电视却是其乐融融,歌舞升平,似乎已经是一个和谐社会。再如近日,中宣部下文要求媒体不得报道反日游行,一方面又鼓励媒体从业人员参加游行,外交部发言人谬论说:“中国部分群众,由於不满日方近来在对其侵略历史等问题上的错误态度和做法,自发地举行了抗议示威活动。”对于愚弄人民,搅乱视听,专制统治者有的是说法。但与此同时,下级、臣子和民众也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实施着“愚官”、“愚上”、“愚君”政策,从下到上,层层掺水,已至于民谣:“吹牛皮,扯大淡,村糊乡,乡糊县,一直糊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只管传达不兑现。”上上下下皆习以为常,默而许之。本来愚民的话,到头来连自己也信以为真。于是,自导自演,丑角登台,自愚自乐,荒唐透顶。

   2005.4.23

   原载《议报》第19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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