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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山木楼被除名,山木培训岂能无动于衷?
·诸葛亮隐居地之争可以休矣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让谁不痛快?
·青少年热爱暴力与鲁提辖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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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奸是怎样变为“通奸”的?
·阎崇年悬赏挑错与商鞅立木为信
·罢工是解决劳资纠纷的最有效途径
·严打,请不要挂羊头卖狗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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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龄少女身陷“艳照门”,自己该不该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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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机骗人,银监会真的没有责任?
·成功人士非得搞三妻四妾?
·谁给了这个农民“敲诈政府”的胆子?
·文强在临死前为什么不喊冤?
·文强在临死前和王立军说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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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大阅兵”是一道什么样的风景?
·两陷“带走门”,柴静何以如此平静?
·女人在夏天该穿裙子还是该穿牛仔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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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兆钧不是中国政治的风向标

   发布于互联网的公开信可以说在近几年目不暇接,呼吁中共当局进行政治改革和尊重中国民众人权的公开信尤其占有很大比重。但是,比较奇怪的是,诉求相似的公开信如果通过不同的人发出来,其受媒体的关注程度和影响力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如果是异议人士发出的公开信,除非是德高望重的人,否则很难引起媒体的高度关注,更不能奢望象汪兆钧这样受到持续追捧。
   
   体制内人士的呼声之所以如此吸引眼球,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体制内敢于公开对现实社会表达不满情绪和诉求的人如同凤毛麟角,因此,他们的声音才显得弥足珍贵。不仅如此,体制内的人在发表公开信之后往往不会“享受”诸如异议人士被抓捕的待遇,当局顶多就是对其事件采取冷处理的方式,让媒体不予报道。异议人士要想让外界对自己的名字耳熟能详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体制内人士则往往可以因为一封公开信而声名鹊起,汪兆钧便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
   
   汪兆钧的公开信不仅赢得了海外媒体和很多人的高度赞赏,而且他的人身安全也同样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看一看汪兆钧的公开信,里面所谈到的问题是很多了解中国实情的人早已知晓的,并无多少新意,只是因为他是安徽省政协常委,他才能步入我们的视野,所以说,他的成名不是因为他的学问和水平,而是因为他那难能可贵的敢言勇气。汪兆钧发表公开信后,海外媒体众星捧月般地对他进行采访,各种刊物上面对他的评论也似雨后春笋。但是,很多媒体准备通过先前采访汪兆钧的电话号码再度对其进行采访时,他的电话却已经被切断,这使不少人认为他受到了有关部门的骚扰。

   
   就在2007年11月23日,汪兆钧再度打破沉默,在海外的博讯新闻网上面发表了他对自己公开信的说明,里面谈到了海外媒体对他人身安全的担忧。汪兆钧透露他为了拒绝海外媒体采访而自己将电话切断了一个月的内情,并证明自己现在的处境很安全,没有受到任何压力,最为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居然将自己和林昭、张志新相提并论,并以自己为衡量中国政治风向的风向标,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很明显,汪兆钧没有因为发公开信而锒铛入狱,甚至连找其做“思想工作”的人都没有,这并不出人意料,因为作为安徽省的政协常委,其官位决定,即使当局对他的公开信恨之入骨也不会轻易找他麻烦。当局对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的政治态度往往大相径庭,重庆市彭水县公务员秦中飞因为编发手机短信而被刑事拘留;维权人士杨春林因为一句“要奥运不要人权”而身陷囹圄,其他因为写文章批评当局而失去人身自由的人更是恒河沙数。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局不向汪兆钧施压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因为这样似乎可以让外界觉得中国的政治生态已然改善。衡量一个社会民众是否拥有基本的自由不是看这个社会的权贵阶层,而是要看普通民众,显然,一般人的言论自由权限远远达不到汪兆钧的这种程度。
   
   汪兆钧在对他的公开信的说明中告诉读者,他曾拒绝路透社、美国之音、泰晤士报以及很多中文媒体的采访,他之所以不接受采访,其理由竟然是:“我不想接受对政治问题的采访,因为我不是政治家,更不是宣传家。”非常遗憾,一个对政治改革有着迫切期望的人会说出这样的话。关心政治和参与政治是法律所赋予每个中国公民的权利,对于有着政协常委身份的汪兆钧来说,更不应该回避政治话题。关心和参与政治并非就是政治家和宣传家的专利,能写出洋洋几万言公开信的汪兆钧应该对此比常人更清楚,他的这种理由看似冠冕堂皇,其实,其背后凸显出他对中国当前政治环境的信心缺乏,他同样担忧自己再继续口无遮拦会惹祸上身,虽然这种可能性不算大,但并非没有可能。想一想曾被新华社誉为“人民作家”的沙叶新如今也难逃被窃听监控的命运,这位政协官员能少得了后顾之忧吗?
   
   汪兆钧还在自己的文章末尾写下了这样一段慷慨激昂的话:“我相信,在新一代中国共产党有智慧的改革家的带领下,危机四伏的政治改革道路将变成中华民族真正崛起的有力跳板,全体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能够获得新生,在民主宪政的伟大时代,凭借推动政治改革的历史功绩、通过普选获得合法的政治权力。”由此可见,汪兆钧对中共以及中国的未来是充满信心的,虽然他的公开信暂时没有得到中共高层的回应,但他认为将来会得到高层的肯定,因为“领导人和领导层应当有考虑的时间”。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就在汪兆钧公开信发出后不久的2007年11月15日,中共当局首次就政党制度发表了《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该白皮书重申,中共处于领导和执政地位,并表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形成并巩固起来的,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也是民主党派的选择”。毫无疑问,这份白皮书不是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而是再度强调中共在中国政坛独一无二和无与伦比的政治地位。看来,汪兆钧的期待已经成为泡影,这也许就是中共高层对他的特殊回应方式。
   
   继汪兆钧发表公开信之后,安徽企业家郑存柱和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郭泉亦发表致中共高层的公开信,呼吁当局进行政治改革,建立现代民主制度。这两封公开信在发出后同样受到海外媒体的高度关注,一时间撰文声援者也是不一而足,纷纷期待中国能够出现更多的体制内人士向当局施压。后极权社会的显着特征之一就是在表面上越来越接近于民主社会,但在本质上依然酷爱打压异己和封锁舆论,三封公开信在国内的传统媒体上难觅芳踪,在国内网站上也被视为敏感话题而严禁谈论,与海外媒体的反应可谓是相去天壤。
   
   中共对于政治改革的呼声素来都是置之不理,汪兆钧等人虽然挺身而出,但在偌大的中国官场,这样的人所占的比例不能不让人大失所望。倘若敢言的人多了,中共当局就会难以忍受,“六四”大屠杀的悲剧也许又将重新上演。汪兆钧的出现无疑是好现象,但他们的安全并不能说明中国政治的进步。在强大的专制政权下,仅凭几个汪兆钧这样的人发公开信远远不足以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实现宪政民主需要更多体制内人士和中共党外民主人士的互动。
   
   2007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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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议报》第330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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