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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逸明文集
·我的泰国之行(10)--坎坷回家路
·悲伤的2008年
·封锁《零八宪章》无法阻挡中国迈向民主的脚步
·不要让“两会”成为权力盛宴
·武大,请告别狭隘的民族主义
·香港,你果真沦陷了吗?
·“两会”后的紧张气氛再现中共当局恐慌
·整饬低俗实为弥天大谎
·“六四”二十周年前夕中共当局如临大敌
·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在步入死胡同
·不要让看守所成为人间地狱
·官员强奸算嫖娼,司法领域再现中国特色
·“强奸犯局长”为何如此神通广大?
·镇妖塔镇不住敢言媒体的良知和勇气
·“辱华”论再现病态的爱国主义
·打“码头”是在向文明规则挑战
·黄光裕,你怎能一死了之?
·以言治罪与法治社会格格不入
·附庸风雅是中国商界富人的“陋习”
·退休官员修活人墓,前卫还是另类?
·傍上高官的女人,请不要太癫狂
·公安机关不能这样“躲猫猫”
·两个王帅的遭遇为何如此相似?
·“迷信”局长的预感终于显灵了
·中国高校的窝里斗给了武书连以可乘之机
·中国教师的形象已经集体崩溃
·飙车事件绝不能用金钱摆平
·促进中国民主化,《零八宪章》势不可挡
·飙车事件与第四种权力
·富家子飙车案车速鉴定结果难以服人
·杭州飙车案,别忘了还有几条漏网之鱼
·邓玉娇到底是杀人嫌犯还是抗“日”英雄?
·邓玉娇杀官,法律的天平将向哪边倾斜?
·将我们都隔离,让特权者一个人孤单
·野三关镇的“野三官”
·明星们,不妨大胆地过把毒瘾
·是骗子太高还是女记者太蠢?
·余秋雨,请不要再以“大师”自居
·中国人需要在精神上告别“东亚病夫”
·赵本山和春晚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
·拆迁户打死拆迁人员,谁更需要反思?
·中国高校在变相鼓励学生抄袭论文
·《零八宪章》与网络盗窃攻击者
·处女“卖淫”羞辱了谁?
·“翻版张柏芝”是娱乐至死的克隆
·假捐款彻底撕毁了余秋雨的“大师”面具
·杨克获释,狭隘的民族主义又在抬头
·罗京英年早逝,央视难辞其咎
·围剿余秋雨的何止“古余肖沙”?
·信风水的余秋雨为何不信因果报应?
·高考舞弊是治不好的牛皮癣
·许宗衡堪称当代方鸿渐
·人肉搜索让《焦点访谈》原形毕露
·难道连金庸也堕落了?
·最年轻市长的论文是抄来的?
·抄袭论文的周森锋应该辞职
·严晓玲案不应由福州当地警方盖棺论定
·为上海黑心楼盘的倒掉喝彩
·陈良宇在监狱里玩不玩“躲猫猫”?
·远离另类的《葵花宝典》
·买了倒楼的炒房业主不值得同情
·强装“绿坝”是在践踏公民权利
·严晓玲案显示福州警方已经彻底黑社会化
·杭州法院的“辟谣”难证清白
·胡斌飙车案怎能不让人质疑
·胡斌替身张礼礤扇了谁的耳光?
·《新闻联播》变脸不仅仅是不让领导露脸
·以言治罪的势头必须得到遏制
·摇出经适房“十四连号”是奇迹更是耻辱
·飙车案续发,人间天堂已成死亡天堂
·我们为什么不能仇富?
·周市长的“论文门”,树欲静而风不止
·马斌,裸就裸了,怎么能不认账?
·心怀不轨却又见义勇为,他到底是嫖客还是侠客?
·中国媒体是世界上最能创造奇迹的媒体
·和人妖合影的官员自己更像“人妖”
·大嘴宋祖德,你准备好了吗?
·还有多少彩民在做着一夜暴富的美梦?
·更期待中国的国家领导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泳装美女“钓”的是老板,更是色狼
·白毛女为什么就不能嫁给黄世仁?
·阎崇年和于丹不妨大胆地将刘水告上法庭
·是谁给了煤老板雇凶杀人的勇气?
·文强和女明星有染,到底是谁玩弄谁?
·穿透视装“钓情郎”比穿泳装“钓老板”更无聊
·罚学生裸站羞辱的是整个教师群体
·裸女站在吃饭民工中间是色情对艺术的玷污
·周海婴,你维护的不是鲁迅的名誉
·荆州溺亡事件,有谴责更应该有反思
·陈琳,你的柔情我们永远怀念
·上海已经成为中国的“首恶之区”
·敬告有些媒体,请别再把我当标本
·少林方丈释永信的“悔过书”情真意切
·禁止“非正常上访”,深圳当局进一步与民为敌
·2009年的第一场雪
·不仁不义的武汉大学如何能培养优秀人才?
·荒唐的罪名,无耻的审判
·感恩节
·中宣部是阻拦中国社会进步的拦路虎
·新闻封锁是导致瘟疫迅速蔓延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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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不了的一个人

   人的一生中,总有些令自己难忘的人和事,有一段经历是我终生难忘的,虽然那段经历很苦、很累,但他却让我体会到了底层百姓的艰辛和社会的另一面,同样,也有这样一个人,他虽然已经在一年前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我感觉他似乎还依然活着,他便是我的小爷爷。
   
   多数地方的人习惯称自己的父亲为“爹”,而称自己父亲的父亲为“爷爷”。在我的家乡则不同,在过去,一般人都称自己的父亲为“爷”,而称自己父亲的父亲为“爹”。如今时过境迁,在对父亲的称呼上几乎每个地方都改称“爸爸”了,但对爷爷的称呼,我们那里依然称“爹”。
   
   曾祖父的弟兄很多,最小的一个弟弟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只比我父亲大九岁,因为辈分比我长俩辈,他在家排行又最小,所以我称他为“细爹”。细爹的父亲和我爷爷在毛泽东时期都被冤打成了地主,之后只能过着任人欺凌的非人生活。因为成分的不好,他年龄很大的时候都未能娶妻生子,后来经过好心人的撮合,他才和一个丧偶的妇女结为了夫妻,而且带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虽然两个孩子和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他依然视同己出,用自己有限的力量去把他们抚养成人。非常不幸的是,他们结婚没有多长时间,两个孩子的妈妈就带着对他们永远的牵挂撒手人寰了。

   
   家庭条件和社会地位决定,细爹只能一个人形单影只地度过后半生,并既当爸爸又当妈妈地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之前,细爹一直都在家里种田,没有多少收入,两个孩子没有读多少书就辍学了,回家和细爹一起从事农业生产。没有娘的孩子注定不会有其他人那样幸福,尚未成年,他们就得忍受一般人所无法想象的艰难困苦。等到年龄稍大,他们就离开家去武汉打工了,虽然挣钱不多,但已经可以自食其力,细爹也算松了口气。
   
   改革开放虽然让农民吃饱了饭,但随着赋税的逐年加重,很多农民即使把田地种得非常好,但还是不堪重负,细爹就是中国农民的一个缩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只有告别和自己相伴了好几十年的乡土,只身去了武汉,他先后在各种各样的工地上一干就是十来年,最后,他又进了一个修马路的市政建设公司做临时工。
   
   2000年春节过后,年轻人几乎都出去打工去了,我呆在家里虽然可以帮家里分担点农活,但到头来也只能算为官府做义务了,出去打工即使很累,但还不至于入不敷出,于是,就跟着细爹一起背着被褥去了他之前就在里面干过的修路队。武汉在中国的地理位虽然很重要,但那里的工资却低得出奇,我和细爹当时每个月的工资只有300元,而且每次领工资都只能领70%,剩余的30%要等到年底才能拿到。
   
   我们修路的地方位于《湖北日报》社和东湖附近,当时时值早春,虽然冰河已经解冻,但微风吹过,仍然能让人感觉到丝丝寒意。我和细爹开始都被分配到搅拌机前上石子。每天天还不亮,我们就被监工的吆喝声吵醒,准备拿起铁锹开始一天的工作了。监工对我们的要求是,用铁锹铲石子不但要快,而且不能停,除非搅拌机要暂停运转了。铲那石子开始几下倒觉得不在乎,当不停地和大人一起铲时,才觉得自己力不从心。仅仅是劳动强度大也许还可以忍受,但搅拌机运转时那一阵一阵的灰尘却让人窒息。有时候因为要赶工,往往在睡梦中就被监工叫醒,在那昏黄的灯光下,有时候我们要干到深夜。
   
   在繁重的劳动过后,能够在临时搭建的简陋工棚里和工友们聊天也许是我们最大的快乐。我们所在的单位虽然是国营的,但那里的绝大多数人却都是来自于农村,同样是因为官员的横征暴敛使得生活难以为继才出去的。和我们一起做事的人中有一个来自恩施土家族的男孩子,他带了一把短笛,每当听到他那悠扬的笛声,我都会觉得欣喜若狂,并忘却了工作的辛劳。工地上的生活也许和牢房里没有多大的区别,我们当时除了早上吃两个馒头和喝一碗稀饭之外,中晚两餐都是和萝卜、包菜打交道,菜里面不但没有油,而且连盐的味道都很难明显感觉到。每周一餐的肥肉炒莴苣或者肥肉炒蒜苗是我们认为最好的伙食。
   
   后来,我被调去挖下水道的地方抽水,只能睡在那旁边的小工棚里了,虽然轻松了一些,但却要每天不停地守着,只有几个小时会有人去换我睡觉。有时候天上下起了雨,小工棚里面也会滴滴答答漏起雨来。记得有一天大雨倾盆,我被惊醒了,被子都被淋了个透湿,因为夜里有些冷,我便找到细爹,他就带我到一辆车的驾驶室里去睡。虽然和细爹不在一个工作岗位,但他仍然时常对我嘘寒问暖,有时候他买了点好菜也不忘叫我一起去吃,更经常提醒我要注意安全,因为之前工地上曾发生过好几起事故。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因为有细爹这位长辈的关心和照顾,我感觉到了一种幸福,即使每天都拖着疲惫的身子入睡,但在睡梦中,我仍然可以看到一幕幕欢乐的场景。在那里干了两个月之后的一天,有人告诉我说姐夫准备去北京做事,让我回去和他一起动身。说实在话,在当时我还真有点舍不得,舍不得自己工作过的岗位,也是不得那些穷苦的工友,更舍不得我那年迈的细爹。离开那里时,我从财务人员那里领到了很少的工资,然后就拿着铁锹和被子踏上了回家的路。临别的时候,我仍然禁不住回头看看那曾经熟悉的工地。
   
   一年以后,我坐上火车只身南下去了遥远的深圳,那边激烈的人才竞争再次让我感受到了社会的残酷,因为有之前修路的那段经历,我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一如既往地坚守在那里。去那边几年时间,我换过不少的工作,每一份工作所积攒的钱几乎都在找到下一次工作的时候就花完了。在缺少亲人和朋友关心的远方,我更是时常回忆起修路的那段时光,怀念起曾经给予过我无微不至关怀的细爹。我常想,等到我回去的时候,一定要买几瓶他老人家喜欢喝的酒去孝敬一下他。
   
   2005年的五一前夕,我终于回去了一趟,遗憾的是,没有碰到细爹,而以前的工程也已经早已竣工。2006年春节,我再次回到家,这一次总算见到了多年未见的他,可十分不幸的是,此时的细爹已经身患绝症,听唐叔说是胃癌,每天只能喝点牛奶或者麦片充饥,其它东西根本无法下咽,更不用说喝酒了。至今我还记得细爹当时那骨瘦如柴的样子,不能买酒给他喝我觉得很愧疚,于是就给了100元钱让唐叔他们买点他能吃的东西。我要走的时候,细爹仍然热情地要留我在他家吃饭。
   
   回家几天之后我就准备重返深圳了,初四的一大早我就起床,背着沉重的行囊,我看到了细爹家里那依旧燃着的灯,那盏灯的灯光似乎很亮,照耀着我前行的路。一个多月后,细爹去世的消息传到了我的耳朵里,虽然早就知道他已来日无多,但我还是一时忍不住让眼泪滑落了下来。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无法千里迢迢地赶回家为细爹送葬,只能默默地为他祈祷,希望他能够去到令很多人神往的天堂,不再受这人间的痛苦!
   
   (2007年11月21日)
   
   转自《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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