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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不了的一个人

   人的一生中,总有些令自己难忘的人和事,有一段经历是我终生难忘的,虽然那段经历很苦、很累,但他却让我体会到了底层百姓的艰辛和社会的另一面,同样,也有这样一个人,他虽然已经在一年前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我感觉他似乎还依然活着,他便是我的小爷爷。
   
   多数地方的人习惯称自己的父亲为“爹”,而称自己父亲的父亲为“爷爷”。在我的家乡则不同,在过去,一般人都称自己的父亲为“爷”,而称自己父亲的父亲为“爹”。如今时过境迁,在对父亲的称呼上几乎每个地方都改称“爸爸”了,但对爷爷的称呼,我们那里依然称“爹”。
   
   曾祖父的弟兄很多,最小的一个弟弟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只比我父亲大九岁,因为辈分比我长俩辈,他在家排行又最小,所以我称他为“细爹”。细爹的父亲和我爷爷在毛泽东时期都被冤打成了地主,之后只能过着任人欺凌的非人生活。因为成分的不好,他年龄很大的时候都未能娶妻生子,后来经过好心人的撮合,他才和一个丧偶的妇女结为了夫妻,而且带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虽然两个孩子和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他依然视同己出,用自己有限的力量去把他们抚养成人。非常不幸的是,他们结婚没有多长时间,两个孩子的妈妈就带着对他们永远的牵挂撒手人寰了。

   
   家庭条件和社会地位决定,细爹只能一个人形单影只地度过后半生,并既当爸爸又当妈妈地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之前,细爹一直都在家里种田,没有多少收入,两个孩子没有读多少书就辍学了,回家和细爹一起从事农业生产。没有娘的孩子注定不会有其他人那样幸福,尚未成年,他们就得忍受一般人所无法想象的艰难困苦。等到年龄稍大,他们就离开家去武汉打工了,虽然挣钱不多,但已经可以自食其力,细爹也算松了口气。
   
   改革开放虽然让农民吃饱了饭,但随着赋税的逐年加重,很多农民即使把田地种得非常好,但还是不堪重负,细爹就是中国农民的一个缩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只有告别和自己相伴了好几十年的乡土,只身去了武汉,他先后在各种各样的工地上一干就是十来年,最后,他又进了一个修马路的市政建设公司做临时工。
   
   2000年春节过后,年轻人几乎都出去打工去了,我呆在家里虽然可以帮家里分担点农活,但到头来也只能算为官府做义务了,出去打工即使很累,但还不至于入不敷出,于是,就跟着细爹一起背着被褥去了他之前就在里面干过的修路队。武汉在中国的地理位虽然很重要,但那里的工资却低得出奇,我和细爹当时每个月的工资只有300元,而且每次领工资都只能领70%,剩余的30%要等到年底才能拿到。
   
   我们修路的地方位于《湖北日报》社和东湖附近,当时时值早春,虽然冰河已经解冻,但微风吹过,仍然能让人感觉到丝丝寒意。我和细爹开始都被分配到搅拌机前上石子。每天天还不亮,我们就被监工的吆喝声吵醒,准备拿起铁锹开始一天的工作了。监工对我们的要求是,用铁锹铲石子不但要快,而且不能停,除非搅拌机要暂停运转了。铲那石子开始几下倒觉得不在乎,当不停地和大人一起铲时,才觉得自己力不从心。仅仅是劳动强度大也许还可以忍受,但搅拌机运转时那一阵一阵的灰尘却让人窒息。有时候因为要赶工,往往在睡梦中就被监工叫醒,在那昏黄的灯光下,有时候我们要干到深夜。
   
   在繁重的劳动过后,能够在临时搭建的简陋工棚里和工友们聊天也许是我们最大的快乐。我们所在的单位虽然是国营的,但那里的绝大多数人却都是来自于农村,同样是因为官员的横征暴敛使得生活难以为继才出去的。和我们一起做事的人中有一个来自恩施土家族的男孩子,他带了一把短笛,每当听到他那悠扬的笛声,我都会觉得欣喜若狂,并忘却了工作的辛劳。工地上的生活也许和牢房里没有多大的区别,我们当时除了早上吃两个馒头和喝一碗稀饭之外,中晚两餐都是和萝卜、包菜打交道,菜里面不但没有油,而且连盐的味道都很难明显感觉到。每周一餐的肥肉炒莴苣或者肥肉炒蒜苗是我们认为最好的伙食。
   
   后来,我被调去挖下水道的地方抽水,只能睡在那旁边的小工棚里了,虽然轻松了一些,但却要每天不停地守着,只有几个小时会有人去换我睡觉。有时候天上下起了雨,小工棚里面也会滴滴答答漏起雨来。记得有一天大雨倾盆,我被惊醒了,被子都被淋了个透湿,因为夜里有些冷,我便找到细爹,他就带我到一辆车的驾驶室里去睡。虽然和细爹不在一个工作岗位,但他仍然时常对我嘘寒问暖,有时候他买了点好菜也不忘叫我一起去吃,更经常提醒我要注意安全,因为之前工地上曾发生过好几起事故。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因为有细爹这位长辈的关心和照顾,我感觉到了一种幸福,即使每天都拖着疲惫的身子入睡,但在睡梦中,我仍然可以看到一幕幕欢乐的场景。在那里干了两个月之后的一天,有人告诉我说姐夫准备去北京做事,让我回去和他一起动身。说实在话,在当时我还真有点舍不得,舍不得自己工作过的岗位,也是不得那些穷苦的工友,更舍不得我那年迈的细爹。离开那里时,我从财务人员那里领到了很少的工资,然后就拿着铁锹和被子踏上了回家的路。临别的时候,我仍然禁不住回头看看那曾经熟悉的工地。
   
   一年以后,我坐上火车只身南下去了遥远的深圳,那边激烈的人才竞争再次让我感受到了社会的残酷,因为有之前修路的那段经历,我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一如既往地坚守在那里。去那边几年时间,我换过不少的工作,每一份工作所积攒的钱几乎都在找到下一次工作的时候就花完了。在缺少亲人和朋友关心的远方,我更是时常回忆起修路的那段时光,怀念起曾经给予过我无微不至关怀的细爹。我常想,等到我回去的时候,一定要买几瓶他老人家喜欢喝的酒去孝敬一下他。
   
   2005年的五一前夕,我终于回去了一趟,遗憾的是,没有碰到细爹,而以前的工程也已经早已竣工。2006年春节,我再次回到家,这一次总算见到了多年未见的他,可十分不幸的是,此时的细爹已经身患绝症,听唐叔说是胃癌,每天只能喝点牛奶或者麦片充饥,其它东西根本无法下咽,更不用说喝酒了。至今我还记得细爹当时那骨瘦如柴的样子,不能买酒给他喝我觉得很愧疚,于是就给了100元钱让唐叔他们买点他能吃的东西。我要走的时候,细爹仍然热情地要留我在他家吃饭。
   
   回家几天之后我就准备重返深圳了,初四的一大早我就起床,背着沉重的行囊,我看到了细爹家里那依旧燃着的灯,那盏灯的灯光似乎很亮,照耀着我前行的路。一个多月后,细爹去世的消息传到了我的耳朵里,虽然早就知道他已来日无多,但我还是一时忍不住让眼泪滑落了下来。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无法千里迢迢地赶回家为细爹送葬,只能默默地为他祈祷,希望他能够去到令很多人神往的天堂,不再受这人间的痛苦!
   
   (2007年11月21日)
   
   转自《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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