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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龙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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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看看守所如何以书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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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见识的离休老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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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树不能结好果子——一本不仅仅是亵渎了圣徒的书(上)
·坏树不能结好果子——一本不仅仅是亵渎了圣徒的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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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单独囚禁的四十六天

过去,只知道国际知名的一些政治犯如曼徳拉、金大中,以及那些当年被国民党独裁政府囚禁的李大钊、瞿秋白、叶挺、王若飞等等,都有过被单独囚禁的苦难经历。万万未曾料到的是,我这个没有任何政治企图,更没有实施过任何觊觎当局政权行为的人,竟然有一天会因为区区四篇说了几句真话、人话的文章,也会被今天的共产党当局强扭作政治犯,有了被单独囚禁的痛苦经历。还没有料到的是,被单独囚禁的日子是那样的折磨人、煎熬人,那样的令人难忍难耐、令人惶惶不可终日。

    2005年9月9日失去自由的当天,我就被从毕节押送到省城贵州省国安厅看守所,并被单独一人关押在二楼3号监室。从那天起,我被单独关押了46天。

   当年以“夜狼”笔名在海外网站发表《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等四篇文章,我原以为已穿了“隐身衣”,应该是万无一失的,因此,对于自己这样快就落入魔窟,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对那个专门用来迫害异见人士、坚守良知人士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罪名的基本内容,如此罪量刑幅度是多少,他们会判多少年刑等?我一概不知。当时,我的家庭情况也让我焦虑不安。我的孩子正处于高考冲刺阶段,明年6月份就要高考,处于人生关键时刻的他,成绩会因此受到坏的影响吗?父母年老体弱多病,妻子身单体弱,他们经得起这件事的打击吗?我没了收入,去年买房子借贷的巨债如何还?孩子明年读大学的费用从何而来?别说出主意、想办法,就连倾听的对象,我也找不到啊。凡此种种,都让我忧心如焚,惶急不安。

   我是个崇尚大自然,喜欢户外运动的人,落难的前一天,我还在郊外游泳。如今,我一下被投进这个狭小的铁笼子里来,焦躁不安,也只能如困兽一般,来回走动走动。当时,这让我多次地想起动物园铁笼里的象狮虎豹,除了同病相怜之外,此时此刻的我,对这些困兽,还暗生几分羡慕。是啊,没有思想,没有自尊心,对于铁牢里的它们,反而成了一大优势,的确值得羡慕啊。而一天当中最让人难忍难耐,最让人焦躁莫名的,则是每天下午五点来钟到八点来种这个时段。每天一到这个时候,我都会情不自禁、心不由己地想念起家中的亲人们来:此时此刻,他们放学了吗,下班了吗?饭菜做好了吗?正在吃饭、还是已经吃了饭?如果没有遭遇此难,此时此刻的我,肯定是与亲人们在一起的。哪怕是说几句最平常的话,吃几口最简单的饭菜,那都是一种令人无限向往的良辰美景啊。然而,此刻此际,我却被魔鬼们弄来囚禁在这里,况且还不知道哪一年哪一天哪一时哪一刻,才能回到我那无比温馨的家中,回到深爱着我、我也深爱着的亲人身边!一想起这些,心里就烦躁、焦虑,书报看不进,日记不想写。站不是,坐不是,那种油煎火烤般的滋味,用度日如年来形容,已经远远地不能穷尽其状,那真叫度时如年、度分如年啊。现在想想也是,如果达不到这种理想效果,人家就没有必要对你我如此特别关照了。

   刚被关进去的前三天,除几份过期报纸外,其它什么可供阅读的东西也没有。到第四天,看守才帮买了几本比较“卫生”的杂志。因为钱的原因,因为求人不易的原因,我不能“有来一顿胀,无来烧火向”,只好采取计划经济般细水长流的方式来看这些报纸杂志。这是我有生以来阅读报纸杂志最为详尽的时候。在其它内容都看完之后,为了打发那百无聊赖加心如汤煮的时日,我只好连平时不屑一顾的体育报道、娱乐新闻,甚至于连中缝、连十多个字一则的分类广告,也都成了我“捏着鼻子哄眼睛”的东西。稍有点读头的内容,过后还“复习”,有的文章,甚至“复习”了四五遍之多。而对于相对好些的内容,则要放到下午六点前后一天中最难熬的时段看,以求能够籍此尽量冲淡对亲人的思念、忘却眼前无边无际的痛苦。

   以关心自己、理解自己的人作倾诉对象,让她倾听自己此时此刻的所见所闻、尤其是所想,这是一个缓释内心苦痛的不可取代的方法。从失去自由的第三天,即9月11日起,或趴、或卧在那冰冷帮硬的台——坐过牢的人都知道,那玩艺实在不能叫床——上,用笔和信纸,以第一人称的方式,与我那深深地歉疚而又万分挂念的妻子“说话”。想说的话随时都会冒出来,因此每天至少要动两三次笔。一天写五六则日记,也是常有的事。因此,这段时间所写的日记,确切些说,该叫“时记”才名副其实。想到酸楚的内容太多,我当时的想法是,今天在这里和深爱的妻子说的这些话,哪里说,哪里丢,将来不能给她看,以免她伤心落泪,为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谁知,这些文字,还是鬼使神差地在约一年之后,被妻子看到了。2005年12月1日,我被转押到毕节看守所时,看守不准将书本带进监室。2006年11月,被看守所检察室“消极代管”的这些书本、衣物等,才在多次索要之后,总算完好无损地被妻子领回家中。妻子看了那些向她倾诉的文字后,在写给我的信中如此表达自己的感受:”流着泪读了你的狱中日记,刚开始时,真是心如刀绞,恐惧万分。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你的孤苦、恐惧,以及绝望。你几乎已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这是多么令人发指的情景啊,我的心,为你撕裂般地疼痛。”看到这封信,我的眼,也为妻子流泪;我的心,也为妻子流血。

   处在那种完全与世隔绝、与人隔绝的,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情形下,以这样的方式与亲人“聊天”,多少虽能缓释一点内心孤苦,但自己心里很清楚,亲人毕竟是血肉之躯,再思念、再担忧狱中亲人,却无法拯救我于水火之中。10月13日晚上九点来钟,被痛苦和困惑紧紧缠绕着,深感精神无所支撑、灵魂无所寄托的我眼前、胸中忽然一亮:迫害我的魔鬼太强大了,除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之外,谁也拯救不了我。我的情感太需要一个更好的倾诉对象,我的精神太需要一个更好的支柱,我的灵魂太需要一个更好的归属。于是,我迫切而又虔诚宣布皈依耶稣基督,请求耶稣宽恕我的罪过,请求耶稣拯救我的灵魂!皈依基督后,我的情绪平稳了许多,心里也觉得踏实了许多。

   10月16日,气温骤降,我的扁桃体发炎,导致发烧,不思饮食。如果是在家中,温柔耐心的妻子会陪我到医院去看医生,做我想吃的饭菜给我吃。可在这里,别说那些什么高的要求了,连最基本的打针输液的要求,也被“不可能”三字给无情地挡回来了。但是,奇迹发生了,只服用了两三次看守代买的普通药,19号病竟然全好了。我顿时意识到,是那位想帮助我,又能帮助我的主耶稣基督帮助了我。带着敬畏,带着虔诚,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感谢、称颂着主耶稣!

   都9月底了,我才知道可以买收音机。9月底答应的,但左盼右盼,直到10月17号了,才盼来了那个小小的收音机。什么时候想听什么时候听,想听什么听什么,收音机对于坐牢而又想知道外面世界的人来说,比报纸,比电视还好。但我当时担心被窃听,不敢放肆地听“敌台”。因此,除了国际新闻,我听得最多的,是香港的空中教会节目“良友”电台。对于一心想做一个合格的基督徒的我来说,良友电台的节目犹如润物细无声的甘霖,犹如暖人无烈焰的阳光。我如饥似渴地收听着传教士们讲授的有关基督,有关《圣经》的知识;象呀呀学语的婴幼儿般,跟了收音机里学念赞美诗、学唱圣歌;还鹦鹉学舌般跟了传道者们念祷告文,忏悔词。一个喝了四十余年无神论“狼奶”的人,竟然能够一夜之间成了神的信仰者,神的仆人,转变之大,让我感到惊奇,感到悲壮,也感到荣幸!这,应该算是以我为敌的那些人不想送我,却又不幸让我得到了的一份厚礼吧。

   阅读妻子等亲人的信件,是孤苦无助的我的一大安慰。9月9日落难那天,妻子给我带来了她写的,有她和孩子签名的一张便条:” 元龙:家中的事你放心,相信我。你一定要注意保重身体,相信老天一定会保佑好人的。我无论怎样,都等你回来!”    便条虽然不到五十个字,但在那种特殊心情、特殊情形之下我最想知道、我仅能知道的话,妻子都写在上面了。这张便条对于宽慰刚刚落入魔爪,又是被单独关押的我来说,是无可比拟,更是无可替代的。可是,当天一被囚进国安看守所,装在衣兜里的便条便连同衣物被截留在监室外面了。我发疯般地想念亲人们,我太需要那张便条的宽慰了。经几天观察,我相好一位看起来相对好说话些的看守,9月20日那天,开口请他帮我把那张便条拿进监室来。他有些出乎意料地答应并很快给我拿来了那张便条。

   见到那张便条,见到那熟悉而又亲切的五十来个“秀敏体”文字时,我有仿佛生死之际还能与亲人见上最后一面般的不真实感。百感交集中,情绪激动得差点失控。从那天起,白天,我将便条带在身上;晚上,我将它枕在头下。当时的感觉,这就好象亲人伴随在我身边,这不仅让我增加了度过眼下艰难时日的勇气和信心,还让我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和幸福之所在。以后,我经常在心里、在日记里默诵、默写这五十来个字,还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话:这封信将成为我的无价之宝,今后,我无论到何时何地 ,我不仅将让它陪伴着我的风雨人生,还将带着她去到上帝那里。

   从一落难直到10月10日见到律师之前,我对“煽颠国政”、对“推翻社主”这一罪名的指控范围、量刑幅度,以及对拘留逮捕、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等法律概念,均十分模糊。至于对其表面文字内容是怎么一回事、真正执行起来完全可能又是怎么一回事;对政治犯是怎么一回事、对其他刑事犯又是怎么一回事这样的“活学活用”的猫腻,我就更加懵懂无知。 因应付检查之需,在所谓“国庆”前几天,看守所才在监室墙上贴了一张“在押人员合法权益告知卡”。见到卡上取保候审条件主要是“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之说后,我仿佛掉水里的人见到根稻草般,自认为见到了一丝获救的希望:我又不是抢劫杀人强奸犯,我这样的人都不符合取保条件,还有谁符合?我心里得到了些许安慰,情绪也因此平静了一些,并为此写下了这样的话语:再过一两周,我应该能取保回家,见到爸爸见到你(妻子)、见到李鵷儿子了,我为此感到心跳加快,感到一丝丝抑止不住的窃喜。

   时至今日方知,我等思想犯、政治犯面临的是一群狼与狐狸的结合体的非常人物。他们既凶残又狡猾,我等既然犯了他们的大逆不道罪 、十恶不赦罪,那么,举凡什么取保候审、缓刑、减刑、假释等考量他们法制理念、人文素质的东西,我们根本就不该去觊覦、去妄想、去与虎谋皮。不仅取保的落空,直至后来的无罪释放、假释等等与我一次又一次的“擦肩而过”,无不让我得出一个让人感到沮丧而又悲哀的结论。那就是,你怀着善良、美好愿望把他们往好处想的地方,他们偏偏就不干;你怀着小人之心把他们往坏处想的地方,他们则干得往往比你想象的还要让你瞠目结舌。

   有个国安曾对我撒谎说,之所以把我关到贵阳去,是因为毕节没有囚禁我的地方。但是,当要起诉我时,他们在毕节又找到囚禁我的地方了。46天的单独囚禁,以及后来两年零六天的牢狱锻炼还让我明白,独裁、专制政府统领下的司法部门之所以要将思想犯、政治犯独囚一室,首先是让你更加的与人、与世隔绝,连其他犯人也不让你接触,以免你从同室犯人那里得到哪怕仅仅是同病相怜般的宽慰,了解到一些保护自己的经验常识、法律知识等,以便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按他们的有罪推定、按他们的预期目标给你定罪。另外一点,单独囚禁对人精神上的摧残和折磨,对于达到他们的险恶用心、卑污目的,也显然有利得多。难怪,我当初多次向看守索要《刑法》、《刑事诉讼法》、《国安法》等,始终就是没有谁给我。不是亲身经历过的人,有谁会完全相信,连他们制定的、掌握在他们手里的、可以由他们把握很大伸缩范围的法律资料,在最该发挥作用的看守所,竟然也成了禁果。还能有别的解释吗?没有,这就是别有用心、搞阴谋诡计的人视若法宝的常用手段。他们就需要你处于混沌状态、处于蒙昧状态呢。否则,你成了明白人,成了有知有识的人,那就“难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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