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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龙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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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树不能结好果子——一本不仅仅是亵渎了圣徒的书(上)
·坏树不能结好果子——一本不仅仅是亵渎了圣徒的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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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八个记者节

自2000年11月8日开始,至今我已经历了八个记者节。

   八个记者节的所见、所闻、所想,我想,每一个大陆具有职业良知的,真正意义上的记者也会有大同小异的经历和感想。时值第八个所谓“记者节”之际,我将这段经历记录下来,作为稗官野史之一,以资非中共治下的人们,尤其是我们的后代们能够知道,在我们今天这片一党专制的国土上,如今正在经历着怎样的一些事;在我们这片曾经一党专制的国土上,竟然经历过什么样的一些事——

   当我提笔写下这个标题的时候,被中共司法当局判了两年刑、刚出狱一个多月的我,已经不是什么记者了。又因为我下面将讲述的原因,所以,2007年11月8日将是我最后一次将中共钦定的这一天称作记者节。以后,我所承认的记者节,将是9月1日,这个民国时期即有的,至今台湾记者仍然在过的、更有实质内涵的记者节。

   自从2000年起,至今,我以记者的身份,经历了五个记者节。自2005年起,我则只能以“准记者”、或非记者的身份,经历了三个特殊的、刻骨铭心的记者节。

   第一个记者节:记者节被党报记者们过成了“愚己节”、“感恩节”2000年11月8日,用“新华口吻”的话来说,我与全国千千万万个记者一样,以一个记者的身份过上了“新中国”的第一个记者节。如同大陆我们司空见惯的“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等那样,我所在的毕节日报社的第一个记者节,除发了一点安抚金外,就是到毕节近郊的一个风景去“欢度”了一天。所谓欢度,就是开了公车,用公款买了吃喝玩乐的东西、租了供吃喝玩乐的场所,先搞一些近乎幼儿园小朋友玩的游戏,然后是打打麻将赌赌钱,最后是海吃海喝一顿。那天,男女记者都有喝醉了的,丑态百出,让我们一些“老古板”看得直摇头。

   记者、编辑,社长、总编先生们,我的同事们,普利策的“船头的了望者”实质内涵是什么,你们在内心求索过吗?自己能做、本该做什么样的记者,你们又在内心向往过没有?面对记者的职业良知这一概念,你们能问心无愧吗?你们留心、思考过“无党无偏,言论自由,人民喉舌”这句话吗?“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你们“将来”有脸见前辈同仁吗?

   我不可能参加这种要多无聊就有多无聊、要有多浅薄就有多浅薄的,纯粹就是一个活脱脱的“愚己节”活动,也不可能败那百分之九十几的大多数人的兴。好在这里山高路陡,林清水秀。远离闹市尘心静,步上高峰眼界宽,且爬山去。上面这一连串问号,就是我边爬山边思考,边在心里向山下过狂欢节的同事们提的。

   第三天,毕节日报发表了题为《欢欢喜喜过个节》的报道,除8号记者节活动外,文中还有这样一段话:编辑老记们既感到了一种荣耀,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新闻工作和新闻工作者的重视和关心(不通,原文如此)。另一篇消息则报道了地委、行署“几大班子”,宣传部领导对全区新闻从业者的“关心和问候”,本报总编对此表达的衷心的感谢。有记者还因有了“自己的节日”而“由衷地感激江泽民总书记和丁关根同志要求关心和爱护记者。”我悲哀地想,毕节日报社恐怕少有人明白,如果没有他们的“重视和关心”,中国就不会成为世界上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压制言论自由最严重的国家。将记者节过成被人卖了,还要帮人数钱的“感恩节”,我无法以拥有这样的同事而感到一丝丝自豪。

   第二个记者节:当个做了思想阉割手术的记者,亏他们还会“感到庆幸”2001年的记者节是如何欢度、到哪里欢度的,我已记不得了,只是从那时写的一篇日记里看到,那年11月8日的毕节日报发了篇相当于记者按的、题为《祈望听见历史前进的足音》的文章。文章第一段就称,“能在这个时代当一名记者,应当感到庆幸。这个时代的记者,……是和平盛世的歌者”。

   我的感觉则与他们完全相反:在中共统治的这个时代当一名记者,大多数情况下不能按照自己的良知和对职业的忠诚去采写稿件,实在是莫大的不幸。正是有感于此,当晚,我情绪激动地写下了以下一串问号:一份发行季节要靠分管领导发话,才能勉强达到最低发行量的党报;一份断了财政之“奶”就马上断炊的,无论出生多少年也不能自立的寄生虫报;一份到了订户手里,多数未看马上就被扔掉的垃圾报;一份“以金盆玉碗贮狗屎”,尽登臭不可闻的党八股文章的不入流小报;一份只知形式上从周三报到周六报、四开报到对开报,内容则毫无突破、也不可能突破的虽生如死报;一份见钱就发职称“论文”,全然不知何谓辱没斯文的“金钱报”,还想“祈望听见历史前进的足音”?

   当一个“丫鬟眼中的小姐、小姐眼中的丫鬟”的党报奴婢记者;当一个实际上是被党棍、官僚包养了的卖笑记者;当一个只能龟缩船尾、却自称是站在船头的有名无实记者;当一个弄错“党和国家领导人”、地委行署“主要领导”姓名,一个字就要被扣两百元钱,弄错平民百姓姓名一个字才扣两元钱的憋气记者;当一个要把“几大班子领导”姓名见报排名先后作为“基本常识”来记、来背的泔水桶记者;当一个戴上了脚镣戴上了手铐戴上了紧箍咒、思想还要被阉割的太监记者,连起码的做人的尊严也没有,亏他们还会“感到庆幸”。

   第三、四个记者节:记者节“白条”,中共何以一打就是半个世纪?

   2002年起,对于“愚己节”、“感恩节”式的记者节活动,我都拒绝参加。翻开这年11月8日《毕节日报》合订本,最抢眼的是一版通栏套红大标题:《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今日在京召开》。不知是否怕抢了“十六大”的眼球,反正,这天的报纸反常地一个字未提到“自己的节日”。

   2003年11月8日,同事们又欢呼雀跃地去一集餐饮、娱乐于一体的场馆过节去了,我则找来一些有关记者节的资料,边看边想、边想边写下了一连串问号:从1933年起,每年的9月1日就是我们这个国度的记者节了。时至今日,台湾同仁的记者节仍是9月1日。这一年,新华网有报道称:记者节将至,台湾大部分记者不快乐。为什么要取消9月1日而不管不顾地将11月8日赐给“新中国”记者作节日?大陆的大部分记者,他们何以能透着那么多、那么大、那么幸福的快乐?

   1949年,中共政务院颁行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中即规定有记者节,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该办法却未定下相应的记者节日期。他们何以连自己喉舌报的记者,也不随手恩赐个节日给他们乐乐?中共记者节“白条”,何以一打就是半个世纪还多?

   11月8日作为记者节,是先由当时的中共总理朱镕基签发,后又由中共国务院批准的。新华社为此乐得屁滚尿流:我们新闻从业人员有了自己的节日,这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广大新闻工作者的深切关怀!照此逻辑,那么,此前的50年,岂非“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广大新闻工作者的深切不关怀”?此节日彼既可予之,彼岂非亦可夺之?

   范长江,“新中国”记者节准创始人,前新华社总编、人民日报社社长,在“旧中国”时期还能写出,尤其是能发出《在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这种有许多“煽动颠覆”内容的、脍炙人口的“反面报道”来,而一旦接受了共产党的招安,何以便范郎才尽,再无世人公认的佳作问世?他为“党和人民”歌功颂德几十年,何以会在1970刚过花甲一年,这个正出成果的黄金年龄“自绝于人民”?党报记者们只看到范长江新闻奖,有几人还看到了他自杀后在井里泡得肿胀的身体?

   第二天我方知,当我昨晚思想“开大差”之际,我那同事们除了大碗喝酒、大筷吃肉,就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呢。

   第五个记者节:隔靴搔痒的《写在记者节前夕》当时何曾料到,2004年11月8日,是我以记者身份过的最后一个记者节。

   关于这个记者节,如果没有记错,头天晚上,我写了那篇擦边得不能再擦边的小杂谈《写在记者节前夕》。虽有着“记者合法权益”、“新闻法”这样的字样,但第二天,看着见报了的这篇极尽“委婉”、隔靴搔痒之能事,还差点胎死腹中的“豆腐干”,我一时摇头,一时叹气,一时苦笑。

   也许,这一个记者节,我写的是《石不能言最可人》。反正,这两篇文章都是在记者节这天见报的,只是记不准确,到底是哪年见报哪一篇的了。显然,后者我玩的是“准风月谈”——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不能骂,就玩物丧志去吧!

   第六个记者节:“五人帮”说“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原因2005年之李元龙,已不是肩挎相机的党报记者,而是身穿囚服的狱中犯人。当时,我还不只是个“犯罪嫌疑”人么,据此,我在前文称自己为“准记者”,想不至于有人认为我是冒充党报记者图谋什么吧。

   这一天,“准记者”我是如何过这个自己特殊的记者节的?当天的日记里有记载:到今天,失去自由已两个月整,对自由的向往,也与日俱增。正因为如此,今天凌晨,梦见自己被困在五龙桥下的废墟里。我拼尽全力,竟然砸开了挡住我生路的大横木,摆脱了困境。

   全能的主耶酥啊,爱我的主耶酥,我知道,这是您对我进行的暗示,也是您将对我的恩赐。

   慈爱的主耶稣啊,我还要感谢您。昨天,您让我得到了我弟送进来的八本书。今天不是记者节么,我不可能再从事心爱的新闻职业了,也不可能再按照原先设想的那样,去为那对父亲患癌症的优秀姐弟进行呼吁了。但是,在这种处境、在这种心情之下能够欣赏陶渊明的诗文,能够品评《乱世佳人》,真可谓“牢有所为,牢有所乐”了。

   潘建华——我的第一个牢友也想看书,我向他推荐了浅显易懂的《白话史记》,还趁机给他讲了《左传》、《汉书》上的几个经典故事。看了几个小时之后,只读过一年初中的他竟然有所感悟了:“看了书上这些故事之后,过去一些老想不明白的事,现在一下子就明白了:比如毛泽东杀彭德怀、杀刘少奇,不就是刘邦杀韩信么;共产党迫害右派知识分子,搞文化大革命,不就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刘邦屙尿在读书人的帽子里么。”我连连赞赏他:对对对,要不,“五人帮”何以会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呢。

   优汰劣胜的制度不让我当记者,我就当启蒙教师、当管教、当“赤化分子”吧。

   好一个特殊的记者节,好一个难以忘怀的记者节!

   第七个记者节:比预防制还反动的“釜底抽薪制”到了2006年的11月8日,我已被他们一审判成了“国家和人民”的敌人。上诉递上去四个来月,而二审裁决仍然不知何日才会下来。

   我还心不由己地记得,这一天是记者节。从上午到晚上,我都在看与新闻、与记者有关的书和文章。也是边看边想、边想边写:美国早在1923年,便有《新闻法》了;中国,早在100前,也出台了《大清报律》等最早的一些新闻法规。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前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好歹也各有了一部新闻法。可我们这片有代表这先进、代表那先进的党领导的国土,任你千呼万唤,那新闻法就是“死”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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