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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龙文集
·正反两个李元龙有感
·惭愧和荣幸——给我所有的朋友们
·但愿,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蒙受耻辱
·我看杨利伟的“最高”党支部
·我所经历的八个记者节
·被单独囚禁的四十六天
·都来争取毫无顾忌地说出“1+1=2”的权利
·连新任猴王也对“猴妃”悼念先王视而不见
·别指望党报记者的良知
·申诉,不仅仅为我而写----我的申诉之一
·善良人的不同“政见”
·法院的即兴“立法权”
·辱人者,必自辱
·南辕北辙抓胡佳
·不打自招:社会主义制度就是独裁专制
·重念国民党反革命罪邪咒
·中国,岂只这样一位人大代表
·硕鼠当春又新年
·我的“蜕化变质”
·党报还如此“讲政治”
·究竟谁在造谣、诽谤——我的申诉之五
·清明时节泪纷纷
·判我为敌的九大悖论
·我想把中国的“普金”们塞进地震废墟下面……
·为三赢的降半旗叫声好
·《灾难铸就伟大的中国》的九大悖论
·永不熄灭的烛光
·将2008年奥运会办成首届无国旗奥运会,如何?
·“神圣”的使命,何以只能做贼般地干?——我的申诉之七
·“男女人”与民主集中制
·不要再玷污蒋晓娟的母爱了
·党报如此“人咬狗”
·李元龙:我在狱中当“管教”
·我不是冲北京那鸟巢去的
·时钟可以倒拨,时间却永远前进
·冷眼看奥运
·汶川地震幸存学生应该如此感恩吗?
·沾胡总书记的光
·毒奶事件,还有谁该“下柜”
·蹉跎岁月的老房东
·为富不仁的发生、发展和登峰造极
·“记者节”随笔
·万古知音只有天?——罗德远其人其诗
·从日攘一鸡到月攘一鸡的“进步”——我读新华网世界人权日网评
·弃善从恶,重新做人?——一个文字狱受害者的狱中诗歌
·人权日:贵阳警察如此践踏人权——四名维权人士被“软禁”采访录
·飞出牢笼的"反动梦"
·特殊群体的权利得到保护了吗?
·囚徒党员如此“效忠”党
·有罪的邓玉娇,为什么获得了“从轻从快”的发落?
·古稀上访"精英",是这样炼成的
·红军的绑票和借条
·给《辉煌六十年》做个减法、除法
·李志美收听“敌台”被枪决事件
·围上“爱心颈巾”,我将招摇过市
·抓捕赵达功扑灭不了《零八宪章》的火种
·从新闻报道看警察权的膨胀
·“暴力袭警”获得巨额赔偿的“特色启示”
·与曹长青商榷:《零八宪章》是“谏言”吗?
·且看看守所如何以书为敌
·我作为政治犯所“享受”的特殊待遇(下)
·新华社,不说“情绪稳定”你会死啊?
·瞧,这就是党报总编
·看,党报记者如此“采写“新闻
·六四的校园静悄悄
·野火烧不尽的老苗文
·最牛的“征订”——完成党报党刊发行任务无价可讲
·死刑犯在看守所遭受的活罪
·一位麻风病致残者的辛酸劳作
·我所见识的离休老干部
·共产党被“枪毙”与如此“口交”
·温家宝提政改:叶公好龙而已
·荒谬绝伦的党报职称论文
·实名制购刀还不行,建议配套“持刀证”
·坏树不能结好果子——一本不仅仅是亵渎了圣徒的书(上)
·坏树不能结好果子——一本不仅仅是亵渎了圣徒的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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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人的不同“政见”

虽然与烧杀抢掠的社会渣滓“同床共枕”过两年有余,虽然被“人民法院”强判成了“国家”敌人,现在仍然是被剥夺了两年政治权利的准敌人,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影响我在普通人,尤其是在那些贫困学生和家长心目里原先的“成相”和“成见”。对待“李记者”,贫困学生和家长心目里有一杆杆与肉食者截然不同的、催人泪下的公平秤。

   失去自由的最初阶段,正如我在法庭所说的那样,由于我的无知,由于我期望他们的心里还残存着一点点人性,按照国安的要求,把自己帮助,或因自己的采访报道而得到别人帮助的贫困学生简况,写了一分交给国安。后来方知,几乎与此同时,拖着孱弱的身子,妻子也被国安的诱饵逗引得上山下乡、爬高下低,团团转了十来天,为解救自己的先生,找当年的学生或其家长为我做的“好事”签名作证。

   好事归好事,国安还是把我逮捕,检察院还是把我推上了法庭。那个女检察官好生爱憎分明,她在法庭上也提到过我做的好事,但话峰一转,杏眼便向我射来了敌对的目光:功式功,过是过,过去的功劳,不能折抵今天的罪过……。

   我资助的孤女熊春离给狱中的我写了封信,内容感人至深。开庭前一天我的两个律师会见我并看了这封信之后,对我说,把信拿到法庭上去读,也许对判决结果有好的影响。法庭上听了这位检察官“铁面无私”的指控后,我就知道,妻子辛辛苦苦跑来的贫困生材料,都成一堆废纸了。我放弃读兜里熊春离的信的打算,我知道,对于必欲加诸我罪的那伙人来说,读这封信,无异于对牛弹琴。

   好了,言归正传。

   徐晓英,1999年考取江西一所航空学院。录取通知书刚到时,我和她的一位老师到她家去看到,她家的土墙房子开了长长的,七八公分宽的几条裂缝,看了好让人心酸。经我采访报道,她得到了几千元捐款,解决了第一年的学杂费。在妻子提议下,我们给徐晓英办了一个存折和与之匹配的银行卡。我们对她说,我们随时保持存折上有500元钱,你需要时,就取来用。2002年她欲考研究生时,我们又无限期地借给了她3,000元钱。2006春节前,妻子到处收集贫困学生书证材料时,已经工作了几年的徐晓英特地从工作地偕男友赶回毕节,硬是将那3,000元钱塞还给了妻子,还请求妻子无论如何带她到看守所看我一眼。妻子想,这“情节”加上两条好烟,或许能先打开看守的心扉,进而打开监室牢门,徐晓英就可以看到我了。遭到婉拒的妻子后来才明白,如果我不是政治犯,这样的方法的确有可能让徐晓英见到我。

   北京大学毕业,如今在深圳发展的聂开基2002年考取大学时,在我的采访报道“鸣锣开道”之下,他父母不仅要回了某公司欠了11年之久的30,000元死帐,家境贫困的他还得到了社会捐款30,000来元,基本解决了四年大学所需费用。在得知我的事后,他的父母特地从乡下提了一篮鸡蛋到家中,看望安慰我的妻子和孩子。聂开基也从北京打来电话,问看他在北京能为我做点什么。我妻子怕给快要毕业的他造成什么影响,谢绝了他的好意。2006年暑假回到家乡时,他还特地与我的几个好友来到家中为我的妻子过生日。在生日晚会上,聂直夸妻子歌唱得好。妻子说,那是我坐牢期间,她过的最开心的一天,自己的歌唱得好不好,自己知道,但聂开基的良苦用心很让她感动。那天,聂开基还特地与我的孩子在一起住了一晚上,向我的孩子讲讲学习经验、大学见闻什么的。

   尚未出狱时,妻子就在信中告诉了我这些事。我知道了,也为此感到欣慰。

   2001年考取华中科技大学的孙华,当年因我的采访报道,仅得到了邻县一位好心女士每月200元的捐助,其他的,我就没能帮上他什么了。可是,这是一个很朴实、很记情的品学兼优的大学生。自他去读大学以来,逢年过节,他都要打电话问候我。还曾特地对我说,若去邻县时,代他看望看望捐助他的阿姨。我出事后,他的问候电话,就转为打给我妻子了。春节回到家时,他和他父亲特地抱了一只大公鸡到家中看望安慰我的妻子和孩子。我孩子今年高考前夕,他特地发来“支招”短信,以求对我的孩子有所帮助。我出狱不几天,正好他又发短安慰我妻子。妻子顺便把我已经重获自由的事告诉了他。他随即又发来一条短信:“是李元龙老师吗?这可真是莫大的好消息!同时也感到很愧疚,在他受苦的这段时间,却没能为他尽一分力。”中秋节,他又发来短信:“李老师身体还好吗,小弟考上哪所大学了?恭喜你们终于合家团聚。祝中秋快乐,万事如意!”

   在这里,我要说:说什么呐,孙华,能被你这样品学兼优、有情有义的好学生如此记挂,这不就是我做人比较成功的地方吗!我欣慰着呢。

   本文开头提到的熊春离,她是一个父母为了生个儿子而把她抛弃了的孤女。我出事后,我的妻子一直都在照管她。直到我出事的第20天了,她才知道我出了这样大的事。半年多后,我才从她2006年3月11日写给我的第一封信里得知,从我出事的2005年9月9日那天一直到9月19日,她一直都在打我的电话,但就是打不通。在这封长达八页的信里,她倾诉的除了恐怖之外,就是她对我的担忧和思念:“我想你,白天看着你的照片哭,晚上入睡前,抱着你的照片哭。哭着哭着,往往哭睡着了,总梦到你在我身边。一觉醒来,哪有你的身影?

   想到正在受苦的你,又哭。上课时,一想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见到你,又拿书遮住脸,偷偷地哭。太想你时,我就一个人坐公交车到水库,到纱帽山等你带我玩过的地方去,巴望着奇迹发生,能在那些地方看见你。一路上,我嘴里都在不停地叫着:爸爸,爸爸,你一定会在那里等着我的。可是,每次等着我的,都是冰凉的山石和寒冷的山风。“

   出狱后,我问已经辍学打工的熊春离:“你会见我时,我不是告诉你,若考不起高中,就读中专技校,学一门能在社会上立得住脚的实用技能,你怎么辍学打工了?”

   她说:“我也知道,我的学习越好,你从我这里得到的安慰就越大,我也很想这样安慰你。但是,你出了这样大的事,我实在无法强迫自己安心学习。再说,我已经不算小了,我既然能自己养活自己,我怎么还能再拖累你们──你们不比从前了,我不能在你们最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帮你们一点点忙,已经够惭愧的了。”

   17岁的她,也许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书本,离开了学校。

   熊春离的同学杨娟,几年前,我们只是针对她的情况,向她推荐了一所自认为适合她的中等职业技校。如今已经工作的杨娟在我坐牢和出来后,都经常发短信问候安慰妻子和我。假期,还和她妈妈拎了鸭蛋、腊肉送到家中,以图对我的亲人们有所安慰。

   我那儿子,当年考初中、考高中,考取的都是当地的重点中学,可是,他在今年、去年的两次高考中,都只勉强上了三本分数线。熊春离当年考初中,也考取的是一所重点中学,如今,她也就这样成了千千万万个打工妹中艰难生存的一分子。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如果我没有被专制强权政府投入大牢两年之久,两个孩子的成绩,绝对不至于糟糕到如此不堪的地步。

   罗德远是毕节一个落泊不堪的,民间有大才气的古典诗人。2001年贫病而死之后,每个学期,我和另外几个朋友都资助学费给他留下的四个子女。2005年秋季,还未来得及送去学费,我即被投入大牢之中。

   上周在外办事时,碰到了罗德远妻子和他们的一个女儿。她们很高兴,很热情地问候我。他妻子宽慰我说,她带大的三个儿女都打工,都有收入了,我不用再操什么心。我听了,只感到一阵阵的心酸,我说:“我没有了工作,我的孩子今年也读大学了,还是高费生,今后,我再也没有能力帮助你们了。只是这事,有始无终的,真是……”罗德远的妻子打断我的话说:“李叔叔,你看你说的,你已经帮了他们姐弟这样多年,我经常对他们说,他们自己也说,他们会好好的记住李叔叔的。二姑娘在广东打工,她在网上知道你出来的消息后,高兴得什么似的,还特意打电话告诉了我。过年他们全都要回家来的,到时候,我再带他们来看望你。”

   罗德远曾经的一位邻居大姐在街上碰到我时,感慨不已地说:“这个社会太无聊了,象你这样好的人会被抓去坐牢,而那些贪官污吏、流氓小偷却逍遥自在。想开些,你是好人坏人,别人不清楚,我某某某还不清楚?慢慢的过,我相信,老天爷是不会断你的生路的。”

   最让我感动不已的,是陈欢、陈乐的母亲张大姐。张大姐的先生在他们的一对孪生儿子才几岁时,就不幸逝世了。1999年,两个孩子双双以本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北京的两所大学时,靠做临时工勉强维持生计和孩子学业的张大姐,面对两个孩子每年近20,000元的学习和生活费用,一筹莫展。我不过是采访报道了这件事,40,000来元钱,都是别人捐助的。但是,在得知我落难的事后,张大姐就经常或打电话,或亲自来到家中,看望、安慰我的妻子和孩子。我孩子今年去读大学时,她说,她孩子已经工作,硬是塞了1,000元钱给妻子,让聊充一点学费。我出狱以后,张大姐和陈欢、陈乐的姑姑都来到家中看望我。临走,还各塞一个红包给我。我真的不愿收,她们着急了:“钱不多,六六大顺,图个吉利,不收不行的。”出狱这三个多月,每隔十天半月,张大姐都要打一个电话问候我的安好,瞩我多多保重等等。

   还在狱中时,我就听妻子说,张大姐不惜花费钱财,先后两次从远方虔诚地请来“法师”,不容推辞地把我的妻子和孩子请到她的家中,做“法事”乞求我和孩子的平安。妻子也为此很是动容,她说,张大姐的做的事情我们欣赏与否,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但她的诚意,她的良苦用心真是感人至深。我也说,当初能为如此淳朴善良的,有情有义的好人做点有益的事,也是我的荣幸。

   因为对自己的优秀学子多少有所帮助,毕节几所中学的教师们多对我颇有好感。当八年党报记者,我最看重的荣誉,就是老师们送给我的“民间记者”这一褒扬性称呼。我坐牢期间,他们有好几位都曾要来监狱看望我,但都被妻子谢绝了。我出狱那天,在不少要好同事,老朋友惟恐避之不及的情况下,好几位老师还是为我接风、压惊来了。

   那个国安先生说的不错,如果是文革时期,我那四篇“反动文章”,早让我掉脑袋了。但时过境迁,毕竟不是反右,不是文革,不是毛的时代了,如今,肉食者们已经不可能象当年那样随心所欲地完全左右、操控着绝大多数人的思想,甚至行为。敢于与党,与政府持不同“政见”,与法院的所谓判决持截然相反的态度,普通的人们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有了敢于表达一部分真实思想,敢于说点真心话的空间。好歹,这还算是个进步,虽然,还远远地,远远地不够。

   这,也是让今天的我感到宽慰的事情之一。

   有人不是好念叨什么“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古语,好扯出什么“人民答不答应”的旗号吗?如果对自己的伟光正有充足的信心,对自己的判决正义性一点不心虚,那就到我工作、生活的贵州毕节搞一个微服私访,或在全国搞一个民意调查,看看你们在我身上的所作所为究竟得不得民心,人民答不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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