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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两个风派理论家

   

《政治运动众生相》连载之一

林牧

   我正在写两种回忆录:一种写我亲身经历的重大事件的全过程;一种按人物的脚色和品格分类,用白描和速写的方法,写我亲见亲闻的人物。这篇东西是写政治运动中的各种人物。如果这种尝试还有可取之处。我将继续写出官场、士林的众生相。虽然不用真名真姓,但确有其人,确有其事,就连细节都没有虚构,如果尝试失败,可再用其他表达方法。

一、两个风派理论家

   W君,曾是某地著名的理论家。G君,曾是某地社会科学界的头头脑脑。他们都是具有较高文化、理论水平的老干部,也都是当地省委书记重用和提拔的人。

   “文化大革命”初期,省委书记J被打成当地的“头号走资派”。G君早有预见,同J书记划清了界限,W君,最先站出来揭发J书记“反对毛主席”“反对林付主席”。他揭发的问题,有一部分,正是他协助省委起草的文件和讲话;另一部分,他没有参与,但却没有错误。例如:“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能只靠党的领袖,要靠全党全民的实践、创造和总结。”“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要靠循序渐进、潜移默化,不能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不能简单化、庸俗化。乒乓球打赢了说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要是输了又该怎么说呢?”在当时,这些有创见而无错误的言论,是足以置人于死地的重型炮弹。

   1973省委J书记被解除军事监护,到“五七干校”劳动、学习,W君和我也在“五七干校”同J书记编在一个学习小组。有一次批判林彪,W把又杀人的炮弹当作向被杀者邀功的法宝。他说:林彪一提出“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我们就认为是“实用主义”,建议J书记在西北局的会议上讲了。结果,J书记和我都受到长期的批判。W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表演使颇有涵养的J书记忍无可忍了,他当场指出:“W同志讲的情况不符合事实。”

   1958年,我也陷入“大跃进”的狂热性之中,曾经提出大破“三论”,即:大破“根据论”──书本上没有根据的话不能说:“条件论”──条件不成熟的事情不能干;“规格论”──不具备一定规格的企业和学校不能办。这是典型的“唯意志论”;“主观唯心主义”。当时,W对我提出的馊点子很感兴趣,就用那些观点写出一篇题为《提高风格、力争上游》的论文,用他的名义发表,却不让我这个“始作俑者”署名。那篇论文得到陈伯达的赞赏,认为“有理论的概括”。“文革”初期自然无人敢于批判陈伯达赞赏的文章。但在1972年的“批陈整风”中,有些以人划线的人要把W君同陈伯达上挂下联地加以批判。W又诿过于人,对批判者说:那篇文章的观点不是他的,是某某人的。批判者找到我的头上。我说:“大破三论是我出的瞎点子,不过W用我的观点发表文章的时候并没有让我署名;陈伯达赞扬他时候,他也没有说明那是我的观点。我过去没有署名,没有享受荣誉;现在自然不能承担责任。”批判者只好不批我而去批W了。

   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刚刚开始,W到北京找我,想摸“清污”的底。我说:“耀邦、紫阳、万里、仲勋、方毅对‘清污’都有不同看法,我也不赞成。请你回去告诉你们那里理论、学术、文艺界的‘三巨头’独立思考,慎重抉择,不要乱表态。”W说:我们的认识是清楚的,不会表态的。可是,w回去不到一周,某地理论、学术、文艺界的“三巨头”W.G.H,就连翩亮相,在电视新闻中批判人道主义和异化学说。后来,我见到G,问他:“我请W给你和H带的话带到了没有?”G连电视新闻中的亮相都不认帐,还在吹嘘“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没有表态”。

   此后,在反“自由化”和批判《河殇》时W和G又在电视新闻中亮了相。

   1989年下半年,在省委顾问委员会声讨“动乱”和“暴乱”的会议上,G不指名地揭发了他的最亲密的朋友W的“反动言论”,并且说:我们有些老同志,老理论工作者,也对“四项基本原则发生了动摇”。一位参加了那次会议的人把G的发言告知W。W一怒之下给省委写信,系统地揭发了G的所谓“反动言论”,其中包括他们私下议论中谈到的一些问题。后来H和G又在中共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党组会上互相揭发,G这个曾被当权者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假面具被揭穿了,心脏病大发作而死。他所在单位的群众贴出讣告说:“xx死了,终于死了!死的迟了!”可是,上级党委在悼词中仍然给G戴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两顶桂冠。G的家属不许气死老朋友的W参加悼念仪式,也不接受他的花圈。W的心脏病也发作了,死了。不过。W在死亡之前还有一点自知之明,留下遗嘱,谢绝亲友吊唁,不收花圈,挽联,不举行悼念仪式。

   两个亲如兄弟的风派理论家,就是这样死于互相揭发之中。

   (未完待续)

《议报》第33期 20020315

http://www.chinaeweekly.com/history/gb020302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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