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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炮局胡同

   

一段抹不去的记忆

刘京生

   炮局胡同坐落在北京市东城区,是北京市公交分局的看守所,专门关押在公共场所有犯罪嫌疑的小贼,案子大的,在初审后转移到北京市看守所。我被送到这样的地方,显然是按刑事罪立案了。这有一喜,也有一忧。喜的是,我虽有偷车的事实,却没有占有财物的故意,如果政治上没有问题,不过是“非法使用”而已,即便治罪,也没有几年的刑期;忧的是,一世英名付水流,弄个盗窃罪,日后如何谈理想,谈信念,谈素质,谈情操?那个年代,追求真理的人都该是无私无畏、纯洁高尚的人,一个盗窃犯是人渣,将永远被这个群体淘汰出局。我舍得放弃吗?

   当年的交接手续简单而快捷,没有像十几年后那样进行“裸体搜身”。一个看守模样的人(当年的看守多数不穿制服,不属于公安编制)把我像狗一样的扔进监室,连个被褥都不给。监室很大,地板上横七竖八的躺着十几个人,与十几年后拥挤不堪的空间和规规矩矩,整齐划一的“坐板儿”有着天壤之别。人们无所事事,到头就睡。夜幕降临,牢内感到阵阵寒气袭人。我想睡,实在有些困了,可就是睡不着,一方面由于牢内太冷,身上穿的几件衣衫不足以御寒,另一方面,心事重重,不知如何应付预审。抓我时的证据是一辆车,偷牌子时连人家的车也顺便开回了家,这辆也逃不过去,可是,为了探索创刊号的发售,我偷过一辆,“老鬼”为了把二十多张大字报张贴到西单墙,也让我帮他找一辆,我也去偷了一辆。这样,我总共偷了四辆。头两辆证据确凿,否认不掉,后两辆别人都没有进来,我想是可以隐瞒的。不过,隐瞒一些事实是会给自己的精神造成巨大压力的,承受这种压力需要勇气更需要耐心,我是个急性子,是否有足够的耐心?

   迷迷糊糊,似睡非睡,忽然,牢门“咣当”一声打开了,“刘京生,提审”的喊声,显得格外震耳。我几乎是无意识的随着一位男人走进了一间平房,对面端坐着一位女提审。一段程序化的讯问后进入正题,我坦白了:去天津的车是偷的,坦白了还另外偷了一辆车为的是得到车牌。她问起了魏京生,我答道:“魏京生是好人,他丝毫不知我做的这一切。”她淡淡笑笑:“好坏现在还不好说。”听到这话,我心中一喜,魏京生他们没有进来,我偷的另外两辆车就是“天知地知”了。对于这位女提审,我后来得知是“炮局”赫赫有名的“黑寡妇”,别人对其评价是:冷酷无情。可我却听到一句温馨的话,看到我哆哆嗦嗦的样子她轻声问了一句:“很冷吗?用不用配上一件大衣?”我几乎被感动了,感动的想一吐为快。我答道:“谢谢,谢谢,没事,只是有些紧张。”心中暗道:就是不想交代另外两辆车呀,想坦白的话,就不紧张了。那时没有刑法,谁知几辆车会枪毙那,能少说一辆就少说一辆吧。

   提审紧锣密鼓的进行,多数是在夜里,有时也会一天提上数回。提审的主要内容就是那两辆车的细节,很少涉及政治内容。可到第三天,情况发生变化,我被关进“单间”。我意识到:我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我有一个精致的日记本,是一位常坐我车的女孩送的,国内根本没有卖过,是她的一位出国的亲戚给她的。转送我后,我记录了一些朋友的姓名、电话、通信地址。其中,有两个台湾特务机构驻日本大阪及香港九龙的地址,由于疏忽,在整理宿舍物品时,忘记把枕头下面的日记本转移了。其实,那个地址不过是我的一位同事偷听敌台时得知的,转给了我。我如果说了,自己什么事没有,可把同事害了。同事在单位表现不错,也对政治没有多大兴趣,害了他于心不忍,可这件事是件要命的事,我如何承担?脑子理一片混乱,找个什么借口可以蒙混过关?

   “刘京生,我们刚从你宿舍回来,想问你一件事,日记本是哪来的?”提审直接进入正题了。我几乎没有经过大脑就答道:“买的。”“国内根本没有这样的日记本卖。”她的这话让我一时不知说什么了,我不想牵连那位女孩,一是我们已经分手,二是我曾对她说过:“我恨共产党,想去农村发动农民搞暴动。”她的回答令我吃惊:“不管到哪儿,不管你做什么,我都跟着你!”不知那根神经动了,与她说了这么要命的话,她的回答令我感动了许久,可是,她太善良了,这么善良的人,我不能与她在一起,我与她分手了,这是为她好,可她不理解,还骂我卑鄙。这样看来,日记本的事,我不想牵连她,固然有善良的一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更担心的是,她把我说过的话告诉提审。我沉默了许久,反复的权衡着,说还是不说?说了女孩有危险吗?结论是没有。可如果我说了提供给我“特务机关”地址的同事,同事就有危险了,至少他的前途就毁了。我要了一颗烟,提审给了,我狠狠的吸了两口,下了决心:女孩即便说出我对她讲的话,我也完全可以否认,她恨我,这就是借口。“日记本是女朋友给的,是地毯厂职工,名字:王金玲。”“她怎么会有这样的日记本?”“不知。”“刘京生,还有一个问题:本子上的电话地址是哪里来的?”“同事,朋友给的。”“外国人的电话,地址也是朋友给的?”“是的,西单墙认识的记者。”“刘京生,我希望你说实话,据我们了解,有些地址不是记者的。”听到这话,我抬起了头,看到一双眼睛直视着我,严肃的面孔中微微的显露出一丝不屑。“反正,外国人的电话,地址都是在民主墙时与人交换的,我也给他们留了电话(单位的)与地址。”心里暗想:这是底线,不容突破。

   奇怪的很,这以后连续十天没有再提我。十天后的一天,刚刚吃过晚饭,他们再次提审我。这一次的阵势很庞大,除了那位“黑寡妇”,书记员,旁边还有四个男警察和一位便衣女警,这位便衣女警就是三月十五日抓捕我时,坐在212吉普车上,让我看到她从而放松警惕的年轻女子,今天她为何也来了呐?这是一次会审,不断的恐吓我,说有证据证明,我还有未交代的犯罪事实。我也横下了一条心:除非你能证明,我在哪里偷的车,否则我是什么也不说了,拿出证明该判我多少判多少,让我自己说,我知道你们掌握了多少呐,你们没掌握的我也说了,那不是给自己加刑吗。我挺了近一个小时,他们一起进里屋了,只留下那位年轻女便衣在一旁溜达着。她问我:“你想回家吗?”,我一副可怜像:“当然想了,我母亲那么大岁数了,又有病。”“那你该说实话,争取宽大处理。”我委屈的声音都变得断断续续了,“可…可我真的全说了……你们不能让我说假话吧?”“谁让你说假话了,没有你就别说呀。”我心中一阵暗喜,说明他们什么都没有掌握。如果他们掌握了,她就会说“你就别装了,我们有确凿的证据”,怎么还会说出“没有就别说”呐?!释放后,宿舍的同事提到过这位便衣女警,她参与了对我物品的搜查,当看到我箱子里只有几件未洗的衣物后,感慨了一句:没有想到刘京生这样俭朴。我也十分感谢她,无意中的一句话,让我一颗悬着的心落下了。可是,我又觉得她可怕的很,她的一身时髦装束(一身蓝,配上一双高筒靴),如孤身一人,坐到公园一角会有多少男人为此折腰(当时在公共场所勾引女性是要拘留的)?

   在炮局胡同吃的最后一顿饭是:主食米饭,副食炒咖哩肉。一位男看守还热情的问我“够不够”,在得到我还想吃点的答复后,又端来满满一饭盆,吃撑了。与我一起转送的还有一位“女流氓”,在一起等待车辆时她问我:“啥罪?”我答道:“偷车。”她惋惜道:“不值,不值,换不来钱花。”(当年偷的车是无处可卖的)一旁的看守给了她一脚“还他妈勾搭,不许说话。”

   当年的公安局真的很穷,转送犯人的车辆还要从出租公司借用,出租司机也是女的,还闯了红灯,押送的警察忙跑去说明情况,车就停在了路旁,车周围很快就聚集了很多人,他们扒窗看到一男一女被铐着,议论纷纷。一些人干脆喊出:“流氓,流氓,来看呀,一对流氓。”我赶忙低下头,可那位女的却骂道:“你妈才是他妈的流氓呐,不是流氓怎么会有了你?”骂完,还冲我笑笑:“我是西单小红,出来找我玩儿。”我感觉自己始终没有抬起头,不是我多么纯洁,而是,她真的很美——一身黑色装束,更突显出皮肤的洁白细嫩……今天,这样的艳遇不会再有了,一是,他们会格外警惕,不会只用一个警察押解;二是,他们也不会给你说话的权利,尤其是与异性说话的机会。

   十五天后,“炮局胡同”之行结束了,结束的十分侥幸。提审们更关注的是我的刑事问题,没有过多的涉及政治。魏京生依旧是个好人,生活在自由世界之中。

   我做好了承受肉体折磨的思想准备,可是,他们没有给我机会检验我是否能经受的住,我毛发未损。我想:如果他们真的动用刑具,我是否还能如此侥幸就不好说了。从我记事时起,父母就没有打过我一次,我哪来的抗击打能力?

   2007,7,30

民主中国8/15/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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