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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撕下伪装

   

一段抹不去的记忆

刘京生

   专制需要伪装,邓小平在七八年权力不稳固的时候也需要民意,也需要“自由”的空气,西单墙固然有无数热血青年的无私奉献,但是,维持了几个月的时间也必然有权力者的默许。邓小平的一句:“西单民主墙是个新生事物,好的很”,把民主墙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兴奋的人们为此欢呼雀跃。可伪装就是伪装,早晚要揭去,如果伪装的没有瑕疵,可以永远的欺骗下去,我宁愿相信那份伪装是真。邓小平在权力得到巩固后变脸了,他不再说好,而是将刚刚腾空的监狱填满。平反过去不是为了昭示未来,仅仅是换一种奴役的方式,换一批被奴役的人。很不巧,在右派彻底摘去帽子,获得赔偿,而不再成为“运动”对象,专制对象时,我接替了他们的位置。总得有人成为专制的对象,没有对象,专制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千万别天真,也千万别为自己不是对象而欢喜。

   撕下伪装需要技巧,变脸也是艺术,可别小看。一,要消除警惕,让多数人相信不会“秋后算账”,至少,不会算到自己的头上,二,先动那些有瘴的人,不那么纯洁的人。比如,像张文和卖表,卖相机可疑,比如,我偷车,让同情我的人闭嘴,比如,付月华是个“疯子”,疯子还搞什么“反饥饿”、“反迫害”游行?又比如,北京市民都是“害群之马”,只会拿砖头说理,不杀你,杀谁?三,把握时机。没有充分暴露时,动无益,等充分暴露后才能一网打尽,五七年有效,文革有效,七九有效,八九有效,似乎,现在依旧适用,只是很少有人信了。

   三月十五日,我去魏京生家探听一下他是否有危险,看到他一切正常,谈起昨天的经历,他道:“看来危险来临了,你们先走,我留下,总得有人负责,与其大家一起负,不如一个人承担,只是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比如,平尼的事不能说,外国人给相机的事不能说。”我问:“车还在幸福三村的事如何处理?”他建议:“最好取回,因为换牌子时留下了你的手印。”于义在场,他说:“外地有朋友,我们可以去那里躲躲。”经商议,下午五点我与于义在北京站见面。离开魏京生家,我去了趟单位,十五号正是取工资的日子,我领了四十一元钱,也正是这笔钱,使我在看守所半年的时间里经济上变的很宽裕。到幸福三村找到了那辆偷来的车,上车时还特意观察了一下周围,未见异常,可就在我准备打开车门时,对面一辆212吉普驶过,我犹豫了一下,但是,当我看到前排坐着一位为女士后,放松警惕。上车后很顺利的打着火就更让我放下悬着的心,如果他们想人赃俱获,在发动机上做些小文章就会使我坐在车内却打不着火,坐在车上可以说不是为了偷车,可打火的事实就没有任何理由否认偷车了,偷又偷不走,抓捕的危险性就小的多。

   我是挺聪明的,为他们想的很多,可聪明反被聪明误,他们的不聪明反而使我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以为他们不抓我。我将车开上马路,就感到有些异常,所经之处都是红灯,我只好选择右转,在进入工体北边的那条马路后严重的情况发生了,在一个路口的警察岗楼里,一个人正在打电话,发现我的到来后迅速跳出岗楼,站在路口拦截我。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我就不相信你不怕死。油门不减反加,高速冲向他,他还是怕死,及时的躲闪了,躲闪后迅速的上了212吉普车,尾随追我。当时的那条马路很窄,两辆车会车没有问题,三点相会不可能,后面车离我越来越近,前面又有一辆公交车不紧不慢的行驶着,对面也有一辆相同的通套车驶来,怎么办?必须超!我加大油门,逆行驶向对面的车,唯有这样才能避开“三点一线”,也唯有这样才能摆脱后面的追踪。对面司机的表情异常的不屑,他不相信一辆小车敢撞向他,看来他丝毫不准备让道,我没有选择,加速冲向他,就在惨剧发生的瞬间,对面司机终于明白这是真的,而无奈的选择了向右打轮,上了“马路牙”,只听的咯噔一声,我顺利的通过,身后却传来声嘶力竭的骂娘声,我暗道:骂就骂吧,谢谢了。超车后,追踪我的车辆至少被我甩下五十米,反光镜中也没有了他,可是,我没有来得及高兴,就清楚的看到前面的路口被卡车封死了,唯一的选择就是迅速靠边,弃车逃跑,手刹、脚刹并用,车还没有停稳就跳下车,窜入胡同之中,这次我可没有那么幸运了,钻进死胡同。

   在警察将我押上车时,我猛然想起盲人算命先生的告诫:走背字的最后期限是三月十五号,过了这一天就没事了。我真后悔,怎么就忘了今天的日子那,人家再傻也知道蹲守车辆呀,昨天好不容易摆脱跟踪,今天却送上门来了。人的大脑总是这样,常常会犯一些低级的、事后怎么也不能理解的错误。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命”,命中有此劫,逃不过的。最初,我被押到了位于老北京站附近的“传板”,在进行简短问讯之后,转送到位于鼓楼附近的“炮局”。押解途中警察对我说:“你小子可以,车开的够快,我的车九十马力,是改装的,八十麦速度,竟追不上你。”我此时的心情还没有恶劣到崩溃的地步,还能很不屑的答道:“我是开公交车的,天天在人堆里跑……”没等我说完,警察就耐不住了,冲着我的屁股就是一脚:“还他妈挺牛X!”我暗道:反正开着车你是抓不到我。不过,我也真够倒霉的,怎么就进了死胡同那?

   刚领完工资,我就买了两盒烟,一盒“天坛”,一盒“牡丹”,“天坛”是留给自己的,已经打开了,“牡丹”本意是“走面儿”的,还未打开,眼瞧着这么好的烟将被扣押,实在有些不甘心,我很少能抽上这样的烟,大着胆子与警察商量:可否吸口烟?“你他妈事儿还挺多,忍回儿吧!”警察的答复几乎让我绝望。可还是厚着脸皮乞求道:“刚买的牡丹,还没有开包那,多可惜,就抽一根。”警察露出了笑脸,“行呀,你小子还挺有钱,还他妈抽牡丹!”“不是刚开支吗,奢侈一下,我平时只抽天坛。”我还在努力争取着。“你小子不是第一回吧,话他妈还挺多,得得,抽吧,别他妈把车给点了。”拿出烟,我诚心诚意的递给警察,他不领情:“别他妈来这套,抽你的。”我弄了个没趣。心里想:还真不想给。猛然,想起阿Q,真不知:“诚心诚意的给”与“真不想给”哪个是真?那烟抽的真舒服,深深的吸着,就是不想让烟再从鼻孔里流出来。真的有些醉了,麻麻的,轻飘飘的,昏昏欲睡。

   从书本上,我早就清楚的知道“自由”、“幸福”、“珍贵”,也会熟练的、恰到好处的将它们码放在适合的语境中。可是,当我抬着头走进看守所的那一刻,才深切的感触道:阳光,草木,平凡,琐事,甚至于不快都可以被此刻的我解读为自由,幸福,珍贵。只是因为我曾过多的享有,没去珍惜。

   离别是痛苦的,但是,痛苦程度因人而异。我更多的遗传了母亲的多情,所以,最怕离别。离开父母,离开姐姐,离开恋人,离开魏京生,离开陆林,杨光,于义,马文都,使我极度伤感,孤零零的我将如何面对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熟悉的一些人和事,还能否再重复,再相见?

   刘京生2007,6,20。

民主中国7/24/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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