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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探索》第三期

   

一段抹不去的记忆

刘京生

   前两期《探索》的发售成功使得我们有些飘飘然,我们决定第三期印量迅速增加到两千份。资金与技术上都可以保证其完成。

   我们每期都在改进,每期都在提高。第一期印刷质量极差,第二期有了很大提高,但是,用蜡笔刻字要花费很多时间,随着印量的增加,刻字的工作量也会加大,刻字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活,刻浅了印出来的字迹不清楚,刻深了印不了几张蜡纸就破,一个专业刻字员,一张蜡纸也只可以印刷一百张左右,两千份探索每一页所需蜡纸就要二十张,第三期约二十页,总共所需蜡纸四百张。这样大的工作量,马文都一人显然无法完成,即便他当时已经具有了相当专业的水准也无法胜任如此大的工作量。马文都建议我们可以买一种可以用圆珠笔代替刻笔的蜡纸,它的使用非常简单,只要像写字一样写在蜡纸上就可以印刷,只不过每张的蜡纸要比一般蜡纸稍稍贵些。经过商议决定:双管齐下,使用两种蜡纸印刷。我承揽了一部分可以用圆珠笔写字的蜡纸的准备工作,不过我没有自己去做,而是交给了我的一个同事朱蔼茹,她的仿宋体写的很好。我考虑到可能的危险会伤害她,也练了几天仿宋体,在进去后始终没有说出她的名字,只承认是自己写的,好在提审也相信了。马文都为第三期的出版发挥了很大作用,版面的设计是他完成的,他的设计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扬。

   第三期的内容丰富了许多,探索以外作者的文章也出现了,可惜手头没有资料,具体作者是谁及文章的内容也没有了印象,只残存,模糊的记住了魏京生的一篇《二十世纪巴士底狱——秦城一号监狱》及“大赦国际对海峡两岸做的一份调查报告”。说明记忆的模糊就是不敢确定以上两篇文章是不是发表在第三期上,也许是第二期发表的。

   参与第三期印刷的人也多了起来,除了探索的魏、杨、路、刘外还有于义、马文都、青岛某理发馆的一个女士等人参与。青岛的那位女士多才多艺,除了热衷于“革命”,还经常谱曲作歌。记得有段歌词叫作“彼岸”。当年还有不少人传唱。由于她经常出入魏京生家,提审问起我:“他们什么关系?”我答:“魏京生有女朋友,他们只是一般关系。”私下,我暗道:我怎么知道他们什么关系?当然,也有莫名其妙的人光顾魏京生家,有一个四十左右的中年人就十分可疑,他自称工作单位就在魏京生家不远的一个厂里上班,魏京生私下说,那个厂子有熟人,一定要查查他的底细。也许魏京生太忙,也许因为不久魏京生就进了监狱,反正那个“可疑的人”没了下文。

   《探索》第三期的发售很令人失望,两天只卖出不到五百份,哄抢的局面似乎在一瞬间消失,让我们有些反应不过来,摸不清头脑,找不着北。第一期,人家反应文字不清,我们改了,第二期人家反应印量少,我们改了,第三期我们自以为做得完美,为何却卖不出去?看着厚厚的一摞杂志,我的心在滴血,为了它,魏京生没了工作;为了它,我失去了恋人;为了它,我们没日没夜的苦战了一个星期;为了它,会让青春逝去,可它似乎根本不理会我们的付出,冰冷的给予我们当头一击。许多年来我一直思考这是为什么,想来,原因大致有二:其一,多数人是现实的,不会长时间的追随“新奇”。更何况这种追求需要成本。在生存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人们不会花钱买精神。其二,几十年的压抑已在近一段时间得到释放,仇视也得到了某种程度得到舒缓,“文革”的记忆让人心有余悸,不再希望为了一个终极目标而“乱”。再加上邓小平的“长工资”,“发奖金”成为现实,民众选择中庸也是必然。这不能怪民众,几千年的历史不断的警示民众:老实点可以得到利益,可以满足基本需要,可以苟延残喘,活着,是多数人的首选,要求多数人以生命为代价换取真理或未来不过是理想者的一厢情愿。

   我的心在滴血,但是,滴血的心恰好说明的是:我的行为不是基于无私,我的付出需要回报!只不过在当年,精神层面的回报由于优雅的外表常常被人们误解——以为是无私。这也是我与魏京生最大的不同,魏京生对自己付出一切没有怨言,我则总抱怨“苍天不公”——精神上备受摧残,来自亲人,来自朋友,十几年的刑期也不能证明什么,物质上一贫如洗,没了固定收入,没了住所,想在五十多岁补偿一下“醉人的时光”,却无奈漫天的秽语与经济的重压。英雄做不成,小人也做不成,只剩虚度年华,若不是我胆子太小,早该化为一缕尘埃。妈妈对我的评价没有一丝怜悯,精辟道:“自找!”是呀,也许,我的自私的秉性决定我:不该选择这番事业。可我后悔吗?如果有来生,我想我还会做出相同的选择,哪怕我会再一次经历无数磨难——我抱怨磨难,也感谢磨难,磨难让我心灰意冷,也会让我逐渐的坚强、成熟起来。也许,我的人格是冲突的,我的理性是矛盾的,但,这就是我,一个真实的我。

   《探索》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北京卖的很慢,我们想到了去外地看看。经过商议,我们决定去趟天津,“如果你能借到车就开车去,借不到就坐火车去。”魏京生的这话真是完美,怎么去,你刘京生看着办——还真不太指着你。如果是今天,我还就顺坡下驴,这车我还真不去“借”,可当时年轻,总有愧疚的心里,我要不做些“文章”以外的事,也没脸在“文人堆”里混下去。说借就借,拉着于义就去了前门大街,在一个商场的停车场里“借”了一辆,部队的车,于义在我“借”车时躲得老远,等我开着车接他时,他面部的表情比我还紧张,嘴里不断重复一句话:“真是偷的?”我想,他的思维被吓得不太正常了,否则,怎么问出这么简单的问题。

   我对他讲:“你愿意说自己知道车偷车,你就是同案犯,你说不知道车是偷的,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进了看守所,他还真不愿意做偷车人的同案犯,法院认定是我一个人的行为。回到魏京生处,我就换上地方的牌子,把偷来的车大摇大摆的变成了《探索》的专车。那时的假牌子制作可没有如今专业,需要先偷一副真牌,偷的时候要选择好改的号码,0,3,6,8,都是好改的数字,白字的8,最简单,只需砸扁一角,抹上蓝漆就改成3,3补上一点腻子就可改成8,0可以改成3或8,6可以改做0,工具也很简单只需:腻子(油腻子振动后容易脱落,水腻子牢固)油漆,砂纸和一把小刀。进了看守所我才知道,这辆军车正好是天津部队的,我们又开着它去了天津,当然,不是去还车,而是带着一千多份探索,去寻找新的希望与寄托。我们有些肆无忌惮——想把理想与信念向更多的人传播!我们做的也许不好,我们做的也许不够,我们本人也许有很多的不足与缺陷,可我们做了,做的不易。

   危险在不知不觉中临近,可我却浑然不知,我还沉浸在理想状态之中。

   刘京生2007,4,13.

民主中国4/3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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