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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探索》创刊号

一段抹不去的记忆

刘京生

   一生中我第一次做出了一个重要选择,选择了魏京生,选择了魏京生的思想,选择了我还不甚了解的民主之路。

   长期以来,我们所受的教育是这样解读民主的:一,民主有阶级之分,无产阶级可以享有民主,其他阶级无权享受,二,民主是手段,集中是目的,民主不能决定什么,决定权在统治者手里,三,民主不可超越底线,不可以质疑领袖思想,不可以质疑共产党,不可以质疑社会主义制度,不可以质疑政府。这就是1978年前民主的基本定义,这一定义通过几十年的不断灌输已具有不可更改性,成为思维的框架和大多数的共识,阻碍着自由思想的涌动。

   我当时虽然开始怀疑这种“民主”的真理性,但受限于知识的匮乏,受限于势单力薄,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和知识,挑战长期形成的“民主集中制”。与魏京生的接触,不仅解决了我的勇气问题,而且他展示了全新的民主理念。他告诉我,民主是多数人的必然选择。他说:我们主张的民主,不是传统概念上的阶级民主,而是无阶级的民主,是政治体制上的民主,是建立在充分保障个人权益,(包括自由言论,自由行为)基础上的民主。他还讲了很多,有些我懂,有些我还有疑问,但是他带给我一个美好的未来。这个未来让我憧憬:憧憬自由精神下的我,憧憬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与平等,憧憬充满了爱与公正的繁荣富裕的中国。

   美好的憧憬是最有效的动力,这种动力使我暂时的忘掉了危险,忘掉了自己实在不适合去搞这种“伟大”与“崇高”的事业。如果当时“理性”主宰了我,我很可能放弃,恰好理性的作用是有限的。我太渴望自由了,太渴望释放压抑许久的重负,太渴望彻底的做一回自己。对也吧,错也吧,顺从一下内心的呼唤和自由的意志去做,然后听其自然吧。

   我与魏京生没有进行更多的相互了解,沟通就直截了当地进入正题,开始了《探索》杂志出版前的筹备事宜。现在的人似乎都很谨慎,不通过长期的了解沟通,似乎不能相互信任地一起做些什么。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的是:“时代的进步没有改善信任危机,反而更加恶化。”至少中国的现实证实了这一观点。

   第二次与魏京生的见面是在魏京生女朋友家,女朋友叫苹尼(音),家住友谊宾馆的北侧。参与见面的有,魏京生,路林,杨光,我,苹尼也在场。因为我们在办杂志上已经达成共识,我们只需讨论具体的操作细节,所以第二次见面没有过多地谈论思想与观点,魏京生直接谈到办杂志的具体事宜。首先讨论的是杂志的名称,看看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我说可否叫“黎明”,(当时的我真是俗不可耐,黎明传递的信息是:政府代表黑暗,我们代表光明,光明将取代黑暗,而且,光明很快来临。)魏京生沉思了片刻摆摆头。他自己提出:“探索怎样?”我在想,没有震撼力,如此谦卑与温和,怎么吸引读者?他的这个提议怎么与小字报的作者判若两人?魏京生似乎觉察了我的感觉,解释道:探索就是想说明,我们的观点不必然正确,所有人都可以参与讨论,寻找一条能带来幸福与公正的治国方略。

   当然,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但这是杂志,应当容许不同观点的存在,只排除那些不给我们自由言论的人及观点。魏京生的解释并没有消除我的不快,我当时还想:名字你早就起好了,而且不容改变,即如此还征求我们什么意见?但随着自己的成熟,我真为这个“探索”叫好,探索蕴涵:平等,包容,追求,理性,而这一切恰好是民主的底线。杨光,路林没有异议,我虽然不快,但也没有反对,名称通过。

   接下来就是对发刊词内容的讨论,魏京生很严肃的强调:我们唯一所要遵守的就是宪法中关于“公民有出版,言论,结社自由”的规定,不自己给自己套上不反毛,不反党,不反社,不反政府的套子,要旗帜鲜明的说明:该杂志是百姓的代言人。他的这席话一下消除了心中的不快,我举双手赞成,我说:“说句实话,如果我们也把‘不反’作为办刊前提,我还不来那,不是我个人有什么能力,仅是志不同,道不和的人不必为伍”。路林也支持魏京生,杨光反对。反对的理由是:“人们的思维遵循一定的框框,这个框框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打破的,我们贸然放弃这一框框很难被多数人接受,而且自身也面临困境与危险。我本人也很难一下冲破传统思维方式,基本认为:马克思理论还是真理。”杨光的反对是激烈而固执的,当天不准备妥协。我与路林主张将杨光排除在探索之外,魏京生说:“万万不可,我与他聊过,他很有思想,很正直,很勇敢,只是他对有些问题的考虑缺乏深度,这需要时间,我来与他沟通,咱们先按说好的办。”

   发刊词的事在三票支持一票反对的情况下通过。杨光不同意发刊词的内容,却也没有退出探索的表示。后来的事实证明魏京生是对的,他留住了杨光,并最终改变了杨光的“温和派思维。”那是一个迷茫的年代,那是一个沉睡的年代,那是一个颓废的年代,那是一个呼唤英雄的年代,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年代,需要真理,需要呼唤,需要阳光,需要勇气!连政府都在思考“深刻的变革”,我们难道要“温和”的步政府的后尘?发刊词引发的争论很快结束,以后的事宜没有任何异议:杂志是政论性杂志,每月一期,第一期为创刊号,创刊号的内容主要由两部分组成:1,创刊词,由魏京生撰写,2,魏京生的两篇文章,即: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与其他,(续)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与其他。出版时创刊号添加了一些其他文章,没有印象了。刻板由魏京生找人去做,纸张可通过两种渠道:1,各自想办法去找些,2,大家凑些钱买些纸张。杂志不是免费发放,为了长期发展要收取“工本费”暂定每份0.5元,外国人购买可适当加价收费。前期的一切费用由魏京生垫付。

   七九年我们用的是手推的油印机,九二年我们用的是“超霸”速印机,零六年我用上了电脑,电脑的方便,快捷令我惊奇,可是,不知什么原因,再也感觉不到当年的激动,忘我,快意。

   一切准备工作交给了魏京生,撰写“创刊词”,解决油印机,油墨,纸张,蜡纸,蜡笔,刻板,刻板人,当年的物质财富远没有今天丰富,再由于诸多限制条件,搞到这些的确有些难。后来得知,油印机是魏京生去朋友单位借的,一直没还。这么多工作全部交给魏京生一人去做,我的心里实在有些过意不去,心想,怎么也要力所能及的做些自己的贡献。我在汽车公司工作,认识许多朋友,其中有一个在北京师范学院印刷厂上班,平时有些思想上的交流,颇能谈的来,我找到了他要些纸张,他满口答应:“不敢与你去民主墙,还不敢偷些‘国有资产’。”他答应了不少——两令纸,他告知:“一人搬不走,得找辆车。”我找了一辆,二一二吉普,县团干部坐的车,不是我的,也不是我们单位的,西单商场门口停着一辆,不知是谁的,大白天的,我开着就走了。法院说这叫“偷”,而且,胆子很大,不在没有人的地方偷,也不是在夜里偷,而是大白天的在闹事区偷。我一向认为自己的胆子很小,遗传的,父母没有一个胆大的,可我开别人车的时候却异乎寻常的清醒,坦然,就像开自家的车。看着人家把车停好,走进商场后,我才不慌不忙的点着一颗烟,戴上一双我在上班时常用的,略带油污的手套,打开车门,坐在驾驶室的位子上,搞定点火开关,最多需要两分钟,我清楚的知道,没有一个逛商场的人会在两分钟之内出来。有人为我辩解,是“革命”的激情给了我勇气,我对此付诸一笑,我相信自己的判断,仅此而已。

   也许,我该去做盗贼,而不是去“革命”,做盗贼我很聪明,判断也很准确,可搞起革命来我就显得那么的幼稚与天真,与做盗贼时判若两人,对此,我一直没有搞懂。我与印刷厂的朋友约定的见面时间是晚上十一点,而我偷到车的时间是下午两点,我去了趟苹尼家,告知:很晚的时候我会送来些纸,不要睡的太早。然后,去了朋友家谈天说地。朋友临时的提到一位算命的盲人,建议我拜访一下,我去了,仅是为了消磨一下时间,可我没有想到,盲人对我说了两件事让我吃惊:其一,他说我今天晚上肯定有事,没有危险,却不能成功,我问他什么事,他答:不知。其二,他说我最近在做一些事,而且有些危险,他说我最近走悖字,直到明年阳历的三月十五号。他一再提醒我要小心,可也不必太在意,他说:“会有神人在暗中保护你。”

   我临时想到去朋友家,也是临时决定去算命,算命先生也只问过我的生辰八字,没有问其它,他怎么知道我今晚有事?怎么知道我最近面临危险?我是唯物主义者,从来没有算过命,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狱后我第一个想见的就是他,可仅半年的时间他却永远的离开了人世)可是,就是这一次,不幸让他言中:事实是:今天的偷车没有危险,纸张却没有搞来。我七九年三月十五号进了看守所,仅呆了半年。我按约定的时间来到印刷厂,可怎么也找不到人,过了一个小时,我无奈的走了,这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我知道,他胆却了,可我不理解,他为什么不能直说,为什么我们从此连朋友都做不得?。幸好,魏京生没有指望我的纸张,他花钱去买了。

   记忆留下许多空白,为了真实的再现记忆,我不为追求文章的连贯,严谨而填充这些空白。我所能记的的是:《探索》创刊号是七九年的一月初,在苹尼家印刷完成的,参与的人有魏京生,路林,我,我们整整干了一夜。我们都不很专业,油墨的涂抹不均,浪费了许多珍贵的纸张,印刷质量也是深浅不一,印量为三百分,装订的极为简单。封面的探索是草书,用木质的印章盖上的,颜色是红的。印章是魏京生拿来的,不知是否是他刻的。

   白天在单位工作,晚上在自家“革命”。一夜的忙碌竟无一丝倦意,我们都很激动,都很兴奋,脸上每每露出的是笑容。看着我们的杰作,看着我们的心声,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尽快的让更多的,愿意的人一起分享,分享自由带来的愉悦,分享理想的激情。我们决定,下班后我们在苹尼处聚齐,去西单民主墙及天安门发售。四个人坐在我偷来的车上,除了我,没有人知道车是偷的,显然这些人都不聪明,或者说,他们太善良了,没有丝毫的“防人之心”,他们根本没有思考:一个小小的公共汽车司机有多大的面子搞到“豪华轿车”?即便能搞到,就不怕给对方带来危险吗?这似乎不和逻辑。也许他们比我更聪明:还是不知道的好。发售进行的十分顺利,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两手空空。买到的人最多提出的问题是:“探索有没有‘金生’的参与,探索的文章是不是你们抄的。”这是同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答复:探索杂志就是“金生”办的。“谁是金生,我们想见见。”对此,我们很谨慎的婉言谢绝了。回家的路上车子遇到了一点小麻烦,电路有些不实,熄火了,我搞不定,去一个单位的司机班找了一个师傅帮忙,小毛病,师傅两下就弄好了,我刚想表示一下感谢,却遇到了凝视的目光,他问我道:“车是你的吗?”我答:“不是,借的,怎么啦?”他道:“这点小毛病都弄不好,不会是偷的吧?”那时的人“阶级斗争”的观念都很强,警惕性都很高,说话时他没有离开我的脸,还不时的用余光巡视一下我身边的魏京生,路林,杨光,我很镇静,身边的人又一无所知,再加上杨光的“书生气”,师傅真的有些相信了,在我“诚恳”的谢谢声中,他有些犹豫的离开了。看着他的背影,我的心速快了起来,幸亏来的晚一点,否则,我真的无法保证“面不改色,心不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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