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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初识民主墙

一段抹不去的记忆

刘京生

   我曾努力通过文字留住一切记忆,可所有文字的东西都随着我的两次被捕而失去了踪迹。人的大脑的确神奇,能承载几十年的记忆,可这种记忆会随着时间段的不同而呈现为零星、断续、模糊、支离破碎。也正是由于此,我才迟迟不愿意落下这支“记忆”的笔,我担心记忆的错误会引发纷争,引发质疑。

   我在“西单墙”徘徊了许久,在不断的寻觅与比较中,最终选择了魏京生。当时,我年轻而固执,对《四五论坛》、《北京之春》、《启蒙社》等刊物在发刊词中强调“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极度反感,对《人权同盟》组织的混乱、不停的争吵感到厌倦。我年轻,脑子里充满幻想;我固执,容不得别人的一点瑕疵;我以为革命者都是“江姐”,一定要勇敢、坚定、完美无缺。我不考虑渐进,不考虑危险,不懂得“巧妙周旋”。为此,我不能理解那么多民办刊物为什么一定要与党报相同,说什么“坚持马列”,也不理解大家的争论为何一定要导致分裂。世间的事,就是那么奇怪,萌动的激情,不成熟的我,竟义无反顾地做出了一生都引以为自豪的选择。现在,常有人问我:有这样一种说法,魏京生不那样激进,民主墙可能维持更长一段时间,你对此如何看?

   我的回答:不同的时代背景,正确与错误可以互换。在当时,普遍性的不满已经存在,但那时的不满针对的是“执行者”而不是体制,几十年的宣传教育已固定了人们的思维,人们可以思考的空间很小,只敢涉及现象,不敢思考或质疑现象背后的东西。当然,也有人看到,社会不满是现象,现象背后一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个“更深层次的原因”一定与制度有关。这些人的确在进行超出常人的思考,但将这种思考公之于众却需要勇气。只关注现象的不满不过是“牢骚”,牢骚不升华没有任何意义,我们是与民众一同发牢骚,还是指出现象背后的原因所在?

   魏京生选择了后者,他认为,觉醒的人有义务告诉人们真相,告诉人们共产党的真理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至于“民主墙”命运长短的问题,我一直以为,取决于统治者是否认为“阶级敌人”已经充分地暴露了出来。毛泽东这样,刘少奇这样,邓小平也这样,小小区别是:邓小平狡猾地利用“阶级敌人”击溃了自己的对手。当邓小平认为“阶级敌人”没有利用价值后,“阶级敌人”就必须消亡。魏京生进去了,任畹町、刘青、徐文立都不能幸免,我们的意志不能主宰统治者的决策,要魏京生背负罪责是无稽之谈。民主墙的命运不是激进造成的,而是邓小平对自身权力的恐惧造成的。

   我一直在西单墙寻找,寻找我满意的知己,一段时间内,我几乎有些失望。一张小字报的出现,令我周身热血沸腾。这张小字报的标题是:《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与其它》。时至今日,我依然认为,在当时,“四个现代化”是国人的梦,华国锋誓言旦旦要领导人民实现这个梦;而魏京生的呐喊是及时的提醒,提醒梦中的人们:没有民主的所谓现代化不过是画饼充饥!太妙了,仅此一句,就准确地诠释了共党几十年的“功绩”。

   这张小字报引来激烈争论,在公开场合赞同的占多数,但夜深人静时,这张小字报被搞得面目皆非,骂的有(留下骂的字句),扔赃物的有,更有甚者将其撕去,可固执的作者又重新张贴。在这张小字报出现前,也曾出现过敏感文章,但是作者不敢留下真实姓名与联系方式,而在这张小字报的最后留下了作者的名字:金生,还附有电话号码。电话是真实的,可以打通,但是显然不是他家的,记忆中好像是他的亲戚或朋友。我打过去,最初接电话的人让我稍等片刻,才与作者说了几句。我说我叫“京生”。他哈哈一笑,答道:“真巧,我也是京生。”我问:“文章上的名字是真的?”他道:“音相似,字不同,是北京的京。”我们相约了见面的时间与地点,便匆匆挂断电话,原因是,我在别的单位打电话,心里有些胆怯。

   见面的时间在通话后第二天的晚上,地点是在动物园二十七路总站的西墙。记忆中,除我与魏京生外还有一人,几十年过去忘记是谁。我向魏京生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如何看待暴力?”魏京生的回答是:“毫无疑问,暴力是最快、最彻底的解决方式,但是,从现实角度考虑没有实现的可能,为此,不在我们考虑的范围之内。”许多年以后,我一直记住了他的这句话,原因在于:他的回答很巧妙,如果他断然否定暴力的合理性,我们可能没有第二次见面的机会。我当时是个“暴力主义”者,而且很固执,我可以容许策略上的不选择暴力,绝对不容许否定暴力。好一个魏京生!“不考虑”暴力却要肯定暴力的“快捷”与“彻底”!也正是他的这个“彻底”使我坚定了去追随他的决心。

   以后的一切就顺理成章,他谈到了他办杂志的想法及理由:迷茫中的民众需要清醒,当务之急就是占领舆论阵地,多少年来百姓没有说话的地方,我们就是要做百姓的“代言人”(正确的解读不是我们说的话代表百姓,而是给百姓提供一个说话的平台,即,该杂志是百姓的代言)。办杂志的人不需要太多,多了会沉迷于争论而耽误了办事。我对他的这些想法表示赞同,同时也表示:我的初中文凭水分很大,受系统教育的程度不过五年,如果我参与编辑部的工作,只可能干些粗活,卖卖力气,发发传单。魏京生笑了笑对我讲:文革都没有上学,谁有多大能力?能力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信念与胆量,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在铺路,见不到民主的那一天。我已与其他几个人达成共识,如果你不反对,我们找个时间商量商量,共同促成此事。我爽快地答应了。没有聊多久,在约定下次见面的时间地点后各自离去。

   回家的路上,我思绪万千:我第一次做出了自由的选择,选择了不熟悉的人,选择了不熟悉的事,是对?是错?这个选择是自由的,自由的选择带给我激动与兴奋。可我也隐隐地感到,在激动与兴奋中夹杂某种犹豫与胆怯。对,是我自己的认可,别人是否认可?即便别人也认可,也不过是精神层面上的,而中国人大多生活在物质层面,从物质角度看,我的“对”如何解释?危险是存在的,没有谁会那么天真,看不到这一点,而这种危险最可能摧毁的就是人的物质生存环境与物质生存空间。与老魏见面时的我,正处在理想亢奋的状态下,没有恐惧。可当我一个人最终决定做事时,恐惧出现了,身上冒出阵阵冷汗。虽然,这种孤独中的恐惧,没有改变我的决定,但它却似乎暗示我:这是你致命的弱点,有这种弱点的人,不适合卷入专制体制下的反对政治漩涡中来。

   2007年3月

民主中国3/18/2007

http://minzhuzhongguo.org/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005


此文于2009年02月02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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