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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政治的恐怖

   

一段抹不去的记忆(十一)

刘京生

   中国的政治是最恐怖的,不小心做错一件事、说错一句话就要人头落地。毛泽东延续了这种恐怖,并将其发挥到极致。在中国,想要平安的度过一生,最好的选择就是远离政治。不仅如此,还要象狗一样的去追随大大小小的“主人”,领袖不敢惹,就连基层的小小党支部书记也要言听计从,否则,扣上一顶帽子就把你打进十八层地狱,永世别想翻身。

   小时营养不良,缺钙,脑后落下一个“反骨”,《三国》中的话:久后必反。正好言中了,胆小怕事的我,竟然义无反顾的选择了“政治”,选择了最危险的“游戏”。有人问我:“如果有来生,你是否还会做这样的选择?”我回答道:“人生更多的时候是没有选择,可以说是命,也可以说是性格使然。如果来生,我还是这样的性格秉性,我还要面对如此的现实,我想,我还是要反!”对方点点头,沉默的离去。

   毛泽东的去世结束了一段历史。中国的政治史从来是以领袖为轴心而撰写并划分的,他的去世,带给民众希望,带来了思考的空间。政治上的恐怖似乎在一夜之间消失,人们尽情的释放压抑已久的情绪。只是,太多的经验告诉人们:百姓就是百姓,唯一值得百姓关注的就是“柴米油盐”。年轻人不信这个理,我也不信。年轻人不信是源于“真理”与“信念”,我却是源于:毛泽东是人,我也是人,毛泽东可以做的事,我为什么不可以做哪?

   姑姑对母亲讲:“家里人没出一个小生(我的小名)这样的人,全是老实人。”听到这话,我暗道:四九年以前你们全是“不老实”的人,四九年以后你们大大小小的都做了官,自然做了“老实人”。为什么你们当年可以“不老实”,就不许我如今也“不老实”一回?在他们看来,他们当年的不老实是被迫的,抗日,反蒋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原本就对政治没有兴趣。而如今他们衣食无忧,保护好自己的现状,唯一的可能就是依附于最高权力。他们不理解我,为什么与他们血肉相连的我却偏偏走到了他们的反面,做了一个“不老实”人?我也不理解他们,为什么时间的转换就可以对同一种行为作出如此天壤之别的解释?也许,真的是我的错,什么概念都可以由于时间而改变。

   北京我有个亲叔,当年是“K字楼”的大夫,能在牢中看到亲人对于备受折磨的心灵是何等的幸福,何等的宽慰。当时,由于怕牵连他,我没有与任何人提起过他。一天,我的鼻窦炎犯了,咯出的痰都是黑血,半边脸都胀痛,难受到了极点。我想起了他,想到了有个亲叔在这里做大夫,想到他会温馨的安抚我,给我最好的药,可是,当我“求医”与他相见时,他——我的亲叔就像不认识我一样转身离去。他并不是为了避嫌,他没有与任何大夫交代一声就迅速离去,面部显得有些尴尬,有些恐惧。我知道,他唯一恐惧的就是我喊出:“叔叔!”我没有喊,我只是看着他的背影流泪,我多么孤独,多么思念亲人,多么需要帮助,多么需要心灵的抚慰,可是,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认,我伤感,我不解,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我呆呆的站在那里,忘记了我为何而来。“你他妈瞎看什么,进去呀!”看守的喊叫,使我清醒过来,我默默的走进一间小屋,一位大夫粗暴的问道:“黑痰是咯出来的还是咳嗽出来的?”问这个问题,大夫想判断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咯出来的问题出在鼻腔,而咳嗽出来的问题就会出在肺部。我说了瞎话,说是咳嗽出来的。说瞎话的目的有两个:一,希望得到大夫的重视,二,是想通过更多的检查使我有机会见到我的叔叔——虽然他是那样的不想见我,可我还是按捺不住想看看他。我的第一个目的实现了,我得到了药(只给我一顿的,剩下的放在医务室,定时由大夫送)。我的第二个目的没有实现,我没有看到我的叔叔。晚上送药的大夫打开了一个小窗口,叫了一声:“刘京生,吃药。”虽然送药的大夫带着口罩,我也能从口音与眼睛中清楚的知道那就是我的叔叔,他把药递给我迅速离去,没有留下任何悄悄话。在医务室,他担心同事,在这么一个小窗口,他还担心什么?同号问我:“你哭了,为何?”我真想告知,送药的大夫是我的亲叔,可他却不敢理我,我真的有些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想把心中的伤感,悲痛大声的呼喊出来,让全筒道的人与我一起“分享”。然而,我没有,我只是哭了出来,哭出了声。同号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我,久久的,久久的,以为我疯了,却怎么也不知为何而疯。他要叫看守,我紧紧的拉住了他,对他说:“什么事没有,一会儿就好。”

   出狱后,叔叔第一个来看我,表达了两个意思:其一:对没有给我帮助表示歉意;其二,对我的“追求”表示欣赏。尤其第二点,是任何其他家庭成员没有做过的表示,我听了真的感到很欣慰。十几年后,我再一次进了看守所,那时叔叔已经不在那里工作了,可他帮了我很多忙,甚至还找到法院的朋友,只是,谁也无力帮助我。公安与法院的口径是一致的:“刘京生,不要怪我们,你要是刑事犯罪,我们也许帮的上忙,可你是政治犯,我们谁也做不了主。”

   我虽然不断的抱怨生命的艰难,但我也同时认为,我是幸运的。我很感性,一个很感性的人很容易在情感的摧残下彻底崩溃,而我没有,我经历了这么多情感的折磨,还能留有理想,留有理性,留有一份孜孜以求的爱。这倒不是我刻意努力的结果,而是,我天生就具有应付这种打击的能力,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摆脱出来。我知道,我指望不上近在咫尺的叔叔,也指望不上任何人,我虽然真的不想独自承受,但是,我对此没有选择——不管我有没有能力,都要独自面对。我没有让悲伤过于长久,我很快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星期天借晒衣的机会,捡个烟屁,不失时机的偷偷的看看女警、女犯。其实,无聊是调整心态的最有力武器,只要你还有这份无聊的心思,你就没有被烦恼击溃。

   我抱怨过叔叔,可细细想来,这不能怪他。他不过是对政治感到有些恐惧。在这种恐惧面前,多数人都会选择退缩,我何尝没有过退缩?这种恐惧由来已久,经过几千年仍然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茁壮的生长着,深入骨髓,深入人心。叔叔是懦弱的,可是,没有恐惧他为何懦弱?我不该抱怨叔叔,就像别人不该把我钉在“耻辱柱”上一样,我们应当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寻找恐惧的源头上。

   几十年后,我依然感觉到这种无所不在的恐怖——虽然有更多的人来挑战这种恐怖。可是,情况似乎并没有多大改观,我分明看到:言论依然可以治罪,可以判刑,可以送进精神病院,可以让你倾家荡产,流落街头。我真的不知,中国的政治什么时候可以纯洁起来,什么时候可以摆脱这种恐怖?

   刘京生2007,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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