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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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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暗夜中的百合花——六四十七周年祭
·六四的赔偿正义——六四十七年祭
·六四夜 天安门广场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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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更深沉的父女情

    1957年反右,是毛泽东暴君加流氓面目的大暴露,毛式专政从此开始且愈演愈烈;接下来,大跃进的狂飙吞噬几千万生命,为民请命的彭德怀被踩在脚下;再接下来,文革浩劫让中国付出全面倒退的空前代价;即便改革开放了,毛式专政也没有停止,六四大屠杀就是最切近的见证。
   1957年反右,更是中国知识分子永远的伤痕和耻辱,知识的独立被当作垃圾,知识分子的尊严被踩在脚下,政治恐惧深入民族的骨髓,臭老九的地位和犬儒化人格由此奠定。对此,章诒和女士在《泪祭罗隆基》中痛切地说:“一位中共党员身份、曾任政府要职的人对我说:'瞧你们民主党派的那些领导人,比共产党还差劲。人简直就像是没了骨头。'”
   的确,直到今天,作为知识人安身立命的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人格,仍然是中国知识界的奢侈品。
   作为当年“中国第一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女士与父亲一起承担了荒谬而野蛮的时代的重负。章伯钧1969年去世,丧父之痛还未减缓,她本人就在1970年锒铛入狱,被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四川省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为现行反革命罪犯,判有期徒刑20年, 1979年秋天被判无罪释放并回北京。在长达十年的劳改生涯中,她曾被迫从事掩埋死囚尸体的可怕工作。她自述说,有一次,在风雨交加的荒野,她差一点扑到死去难友的墓穴里,以死来终结邪恶势力强加于她的一切凌辱。但她没有自我了断,而是坚韧地活下来了,她要完成父亲临终前的嘱托:希望女儿成为时代和历史的见证人,把那个时代的光荣与耻辱都记录下来。
   章诒和女士以《往事并不如烟》(以下简称《如烟》)而闻名,但《如烟》出版不久,就在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下变成了禁书。她的第二本书《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在香港出版。章女士的第三本书《伶人往事》经过删节后在大陆出版,但就是这个“洁本”,也不为意识形态衙门所容,再次被列入禁书单。章女士忍无可忍,拍案而起,连续发表公开信,使“禁书事件”变成备受海内外关注的公共话题。这不仅是章女士个人的反抗,也是民间知识界对意识形态衙门的反抗。

   为父辈的冤魂立传和还原反右历史的细节,是章女士写作的主要动力,正如她所言:“这世间多少值得珍惜和记忆的痕迹都消磨于岁月,消失在无声无息之中。为什么要等到绝大多数的右派都含冤抱恨而去的五十年后?为什么要等到活下来的右派都已龙钟老态、心碎泪绝?谁都明白,今日的祭奠和补赎,难挽昨天的错误与罪恶。但是无论如何,也要为五十年无祭而祭,为五十年无思而思,即使五十五万右派都到了天堂。因为我们的纪念早已不是为”右派“而作,也不是为我们这些右派子女而为。”(《泪祭罗隆基》)
   整整五十年了,暴君脚下的上百万右派,如今还在人世的幸存者,已经越来越少;还能活出尊严的人,可谓凤毛麟角。更可悲的是,记录父辈的惨痛遭遇的右派子女,也是寥若星辰。在此意义上,作为中国头号右派的女儿,章诒和女士的历史人物系列是罕见的见证,她不是干巴巴地叙述那场灾难,而是关注灾难中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大时代中的个体遭遇,大悲剧中的灵魂挣扎。她的见证,不仅是记录历史,为那些至今仍然难以瞑目的冤魂立传,而且是直面今天,抗议持续至今的野蛮政治。
   在章女士看来,当代中国有四大禁区:反右、大饥荒、文革、六四。而反右运动“正是解开这四大死扣的一个关节点。”为此,章女士不仅自己写书,还策划了纪念反右五十年的系列丛书,第一批四本已在香港出版:邵燕祥先生的《别了,毛泽东——回忆与思考1945-1958》、钱理群先生的《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她本人的《顺长江,水流残月》(以上三本由香港牛津出版社2007年出版),她编著的《五十年无祭而祭》(香港星克尔出版),收录了沈志华、章立凡、徐庆全、谢泳的研究成果。
   《顺长江,水流残月》(以下简称《顺长江》)是章女士的第四本书。该书第一部分是写1956年,可以视为鸣放和反右的政治背景;第二部分从1957年2月写起,记录她父亲章伯钧的鸣放言行和民主党派反右运动的情况;第三部分写的是1958年,记录了毛泽东为所有大右派盖棺论定后民主党派的屈从和章伯钧的心态;第四部分写了章诒和眼中的章伯钧与罗隆基的分歧及在反右中的共同命运。
   
   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而言,在章女士目前的四本书中,我最看重这本《顺长江》。如果说,前三部是个人记忆的复活,记录了毛时代、特别是反右风潮中的社会名流们的个人际遇,带有比较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那么,《顺长江》就是史书性写作,虽然也有个人记忆,但主要依据是当年的史料,并把第一手史料作为附录收入书中。换言之,章女士以第一手的史料和亲身经历,画出了毛泽东的政治流氓相和反右运动中的民主党派众生相。
   
   读过《越是崎岖越坦平——回忆我的父亲章伯钧》以及《往事并不如烟》中所有涉及到章伯钧的文字的人,都能感受到患难中的父女情深,那是父女两代人的惨痛历史,是一个家庭几近毁灭的历史。在我看来,章诒和对父亲章伯钧的爱,有依赖、有担当,有仰望,也有辩护。在《顺长江》中,章诒和也毫不隐讳她对父亲的深爱,开篇就讲到她对父亲的刻骨铭心之爱。她写道:“其实,我不必为纪念反右五十周年,专写一篇怀念父亲(章伯钧)的文章。因为我 日日在祭奠,夜夜在追思。卧室里端放父亲的遗像,逢忌日,在遗像前磕头。临寿诞,我抚摩遗像,说:'小愚今天祝你生日快乐!'人懈怠了,立于遗像前,闭目自省。痛苦了,扑在遗像前大哭。出书了,第一件事就是捧到遗像前,说:'爸爸,这是小愚对你的报答,高兴吗?'书里,每一行字后面积淀的沉重与激情,都属于他。”(P5)
   
   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她并未为如此深的父女情所困,而是客观地记录父亲的言行,表达出另一种父女情深:超越呻吟、控诉和怨恨,也超越为尊者亲者讳的“避讳” 传统,不虚美、不忌讳,画出她父亲章伯钧的政治真面。在章诒和笔下,鸣放时期的章伯钧陷于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幻觉之中,他以为毛泽东及中共无法渡过统治危机,民主党派迎来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所以,他一直处在亢奋状态,“八方游说,四处煽风,搞思想发动,搞组织发展”;而反右风暴一来,在1949年前历尽沧桑和风险而不失豪气和坚韧的父亲,却在毛泽东的打击下陷入从未有过的消沉、惶恐之中,在罗隆基坚持抗辩之时,章伯钧却早早地就低下高贵的头。她叙述章、罗之争时指出,尽管罗隆基的性格中有着这样那样的弱点,但在事关民主党派对中共的独立性这一大是大非问题上,章伯钧的双面、机会主义和罗隆基的清醒、坚持底线;对毛泽东钦定的“章罗联盟”,罗隆基坚决否认这项莫须有的指控,并与已经认罪的章伯钧发生激烈争执。
   
   戏剧性的是,章诒和眼中的她父亲的政治性格,居然与中共统战部对章伯钧的评价基本相同。她坦承父亲有政治野心,在自己一手创建的农工民主党内一个人说了算,竭尽全力地发展民主党派的党员,与各地民主党派有着密切的联系。她说:“父亲有着很突出的两面性,江湖作风和政客色彩。这与他长期搞第三党,在夹缝中求生、在夹缝中求存的政治生涯,有着直接的关系。在统战部那里,他的话都是跟进、拥护中共的。回到民盟和农工,他就站到了中共的对面。”(P12)
   
   1949年中共筹备新政协时,中共统战部在一份综合报告中对参加新政协的各党派的“左、中、右”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对章伯钧的评价是:“章伯钧有江湖政客作风,在党内实行家长制的统治,常以民主同盟的名义发展他的党员,引起同盟内部的不满。过去他一贯企图在国共两党对立下,造成第三方面的地位;他和民盟中的右派分子打成一片,又与一些地方实力派有联系。但因与我党关系较久,仍可能争取与我们一道。”(章立凡《“反右”与中国民主党派的改造》,载于章诒和编著《五十年无祭而祭》,香港星克尔出版社2007年版P133)。让人感慨的是,中共统战部的工作还真到家,看人看得很准,凡是在1949年的那份综合中得到负面评价的民主党派,个个都是1957年的大右派。
   
   一个深爱父亲的女儿,记忆被毛泽东钦定为头号右派的父亲,如果缺乏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缺乏透视历史的睿智和理性,即便有勇气面对父亲的弱点,也会因情感的作用而丧失准确的判断力,很难达到超越血缘的客观。而章诒和之所以能够超然于父女关系之上,需要的不仅是诚实面对历史的勇气,更要有自由思想和理性洞察力的支撑。这种“不为亲者讳”的实录,是这本书的最大亮点:既是对历史对未来负责,也是章女士所表达的最深沉的女儿对父亲的爱。
   
   2007年12月5日于北京家中(《动向》2007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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