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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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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身自由在十几分钟内被剥夺——写在劳改基金会主办“苏联的古拉格和中国的劳改”国际研讨会即将召开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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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视私有产权的五四传统——以胡适为例
·如何对待权贵私有化的“制度性原罪”
·独裁崛起对世界民主化的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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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暗夜中的百合花——六四十七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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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国内维权远离境外的暴力或政变等煽动
·回应呼吁国内“见坏就上”的高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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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由主义的现代困境
·维权面对利益党的自我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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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刀锋上行走——狱中读《布拉格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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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者的谦卑——为《格鲁沙诗文选》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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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回顾:亲民秀 人权秀 恶搞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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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改革秀的客观效应
·在大国崛起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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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到方向的胡温政权——比较《大国崛起》与《居安思危》
·出版自由之敌的龙新民和邬书林
·公然作恶的中共广电总局
·从禁书看中共的合法性败血症
·与其高调说民主 不如低调做民主——俞可平现象观感
·从俞可平、吴思、刘军宁看普及民主
·大国崛起是天下心态的复活
·中共寡头独裁的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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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包,我们爱你!——为包遵信先生送行

   包遵信先生走了。

   对我们夫妇来说,失去的不仅是挚友,而且是亲人——我们的包包。

   知识界的朋友,无论老少,都愿意叫你“小老包”。1988年夏天,我的博士论文答辩,请王元化先生出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元化先生来北京主持答辩会,空闲的时间就让我陪他去见北京的友人。聊天中,每次谈起你,元化先生总是脱口而出:“那个小老包”。九十年代中期,我在上海见友人朱学勤,他谈起过你的上海之行,也是一口一个“小老包”;戴晴女士在悼念你的文章中说:“在朋友中间,多称他‘小老包’——不为身量瘦小,而为他的风格、他的做派:只知道做事,从不端架子;也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摆谱’。”所以,戴晴女士献给你的是“小老包大包公” 的挽联。

   六四后,外在的限制让你居家的时间多了起来,大概是为了补偿自己给家人带来的痛苦,你自觉变成了“家庭主夫”,每晚都亲自下厨,为下班归来的妻子和儿女端出可口的饭菜。即便你晚上在外面有饭局,你也要先为家人准备好晚饭后再出门赴约。正如你的女儿包瑗在《祭父文》中所说:“爸爸,不管您以前在外面的形象多么风光,但我最最珍惜的还是你在家里做爸爸的日子。因为,这样的日子,是女儿第一次享受,让女儿感到无比幸福。然而,这样的日子只持续了十五年。”

   除了为家人尽力,你也负责照顾家里的小狗“泡泡”,每天都带着“泡泡”出外散步。我们聚餐时,你也总要提起“泡泡”,脸上洋溢着父亲般的微笑。记不清是那次的聚会上,大家谈兴颇高,相互大开玩笑,你不断提起“泡泡”,一脸幸福。刘霞拿你开玩笑,随口说出一段顺口溜。别的句子都忘记了,唯有“包包带着泡泡”一句记得清晰。当时,你听到这个没大没小的称呼后,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笑容灿烂,如同得到奖赏的孩子。此后,与你最亲近的朋友,开始叫你“包包”。

   “包包,我们爱你”,这是我和妻子送给你的挽联。

   包包,从你第一次发病到你的离去,是长达三年的死亡过程。

   2004年2月11号,你的脑出血第一次发作,急送协和医院,诊断为脑干大出血,陷于深度昏迷,无法自主呼吸,只能靠呼吸机维持,后来又被切开喉管,生命垂危。医生告诉亲属,这样的病情,能活过来的只有百分之一、二;即便过得了鬼门关,大脑也遭到重创,变成植物人的比例极高。

   但是,你这个身材矮小的“小老包”,体内蕴含着巨大的生之能量,经过紧急抢救和半个月的重症监护,奇迹出现了:你没有撒手人寰,也没有变成植物人,除了走路有些缓慢吃力、说话明显减少之外,你的思维和记忆依然正常。我和妻子去医院看你,你的笑容依然酣畅,记忆力没有衰退,还记得发病前我们约定的聚会,只是说话的语速大不如前。你说,从地狱过了一下,又出来了,就是不让我错过约定的聚会。刘霞说,那个聚会不会取消,直到包包出院。那天,唯一让我感到异样的是,你被割开的喉管还敞开着,上面盖着一块纱布,只要你高声说话或语速加快,纱布就会起伏。有时,纱布甚至会被涌向喉管的气流吹得飞起来。以前,我真的不知道,人的喉管被割开后,还能说话、大笑,还能活得乐观。

   两个多月的住院治疗,你的身体逐渐恢复。2004年4月22号,你从协和医院转到北京南城的一家康复中心——博爱医院,主要是为了恢复四肢的活动技能。经过一个多月的康复训练,你基本恢复了自主行动能力,6月11号回到家中。但是,脑干大出血的重创埋下祸根,随时可能再次发作,每次发作,生命的抵抗力就大幅度降低一次,很可能事不过三。

   果然,2007年9月3号,你的脑部再次淤血,第二次住进协和医院,虽然不像第一次那么严重,但现在想来,那是死亡向你发出的信号。我和妻子去医院看你。你躺在病床上,虽然精神不错,谈锋也健,但身体不听使唤,半个身子行动困难,医生说有偏瘫的可能。我看着医生给你按摩和针灸,主要是为了恢复肢体的活动功能。但不管医生怎么说,你依然乐观,说这次是轻微脑淤血,估计很快就能下地走路,半个月后就能出院。你说你特别想外孙哈哈,想得睡不着,恨不得马上出院,回家抱抱哈哈。所以,你一能下地走几步,就非要出院。10月22号,你对家人说,如果再不接你出院,你就一直坐在板凳上。家人拗不过你的犟脾气,只好接你回家。

   包包,你太自信了,丝毫没有察觉到死神之手悄悄伸出。你这次出院回家,谁也想不到,你在家里只睡了一个晚上。你想抱外孙哈哈,但已力不从心;你坐在沙发上,两次不可控制地滑到地上;晚上睡觉前,家人在你床边放好尿壶,再三叮嘱你千万不要自己上厕所。10月23日早6点多,你不听家人警告,自己下地上厕所,从厕所出来时,突然发病,栽倒在地,不省人事,四肢僵硬,已经没有了心跳和脉搏,急送到离家最近的方庄东方医院。医生说:恢复的希望极为渺茫,即便做开颅手术,也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不开颅挺不过今晚。

   为了这百分之一的希望,师母做出开颅的决定。我赶到医院时,你刚刚进了手术室。手术从下午三点持续到晚八点,整个手术过程中,你一直毫无知觉,开颅居然都没有麻醉。然而,奇迹没有再次出现。手术后,你仍然没有自主呼吸,没有血压,只靠仪器和药物维持的心跳,事实上已经死亡。

   10月27日,北京开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风降温,北风带着冷雨,刮面,刺骨。

   10月28日,虽然雨停了,但天气阴冷,整个北京雾蒙蒙。

   下午2点多,接到师母电话,说你恐怕挺不了多久。祖桦开车接我,直奔医院。我俩赶到医院时,显扬老师已经到了。

   我走进你的病房,站在你的病榻前,凝视弥留之际的你,眼部淤血,脸部变形,全不是我熟悉的包包。

   包包,以前,我自以为与你很近、很近,甚至把你视为亲人,但在你生前,我从未如此地接近你。我第一次伸手,颤抖着抚摸你的双脚和双手;第一次俯下身,与你脸贴脸;第一次把耳朵贴在你的胸前,试图感受你最后时刻的心跳。但你的手脚冰凉、面颊冰凉、胸口冰凉,身体已经没有了任何热度,脚趾和手指已经僵硬。

   对于每个个体来说,死亡是肉体生命的极限,是无法回避的未来。所以,死亡也变成人类精神必须面对的难题,哲学、宗教、文学、艺术都非常关注死亡这一人类大限,甚至把死亡提升为生命的形而上学,以满足追求无限的人类精神。避死而生,固然是懦弱;但向死而生,也未必多么勇敢。无论是思想家们如何阐释死亡的意义,也无论死得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但当死亡变得清晰且伸手可及之时,死亡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我真想对师母和医生说:拔掉那些插进你体内的管子吧,撤掉仅仅能够维持微弱心跳的药物和仪器吧。

   然而,当我和祖桦站在你病榻前,生命的奇迹似乎再次出现,监视仪器上的心跳指数突然上升,由20次上升到56次,早已没有的血压指数也突然出现,高压60,低压30。你的女儿包瑗说:“我爸肯定有感应,他知道你们就在他的身边守护着,正在拚尽最后的生命力。真是不可思议,你们来看他,说不定还能让我爸挺过今晚。现在也没什么事了,你们先回去吧!”

   难道奇迹会再次出现?难道这是真的吗?我相信,是真的!即便我面对冰冷僵硬的包包,我仍然不相信这就是死亡,而宁愿幻想你的皮肤充满活力。

   快到晚六点时,祖桦开车载我离开了医院。

   我俩刚刚走出不远,手机响了,熟悉的铃声变得刺耳,不祥之兆压迫着心脏,我的心紧缩一下。我马上接听,是师母的声音:“你们站在病床边上,老包好像起死回生了。你们刚走,老包也走了。六点正。”

   恰在此刻,下起小雨,凄冷的雨滴抽打着车窗。

   我的心绞痛,双眼湿了,用哽咽的声音向祖桦复述着师母的电话,我看到祖桦握着方向盘的双手在颤抖,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

   我哭着说:“为什么是我们刚走?为什么我们不呆在包包身边?”

   2007年10月28日晚6点,包包,你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你走了。天也哭。

   包包,我留不住你。我也是凡胎,抗拒不了疾病对生命的蚕食,化解不了精神抑郁对灵魂的腐蚀;纵使我与你的交情是炉火、是冬日阳光,也融化不了你内心深处那块冰,让你在心灵的寒冷中离去。

   我的耳边想起了某位诗人的诗句:这是终结,是来自荒野的救赎。

   八十年代,你致力于思想启蒙,在我研究生还没毕业的时候,你已经是八十年代初最有影响的《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了。在以呼唤改革开放为主潮的思想启蒙中,这套丛书对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冲击,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启蒙,用“振聋发聩”来形容也决不过分。虽然,我没有直接得到过你的指点,但我也是《走向未来》丛书的受惠之一,给我印象最深的只有两个主题:一是对西方现代观念的引进和推介;二是对中国传统的反省和批判,既有对传统帝制的直接批判,又有对49年之後的新传统的沉痛反省。所以,即便在没有见过你之前,也一直把你视为“启蒙之师”。

   包包,最初与你相识,源于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公共话题,但我们并没有什么私人交往。当时,我以激进的反传统姿态和主张全盘西化进入公共视野,我对新时期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对西方文化的高度赞赏,在文学界和文化界引发出热烈的争论。在中国文化书院的诸位导师中,大概只有你对我的反传统有基本认同。由此,我们最早在电话上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后来我去过你在新源里的家,面对面地讨论文化热中的反传统问题。即便在讨论中你我之间有某些局部的分歧,但彼此之间仍能保持理性争论和彼此尊重,特别是你的宽厚和谦逊,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中。

   与你接近,是在八九运动中。你是参与运动全过程的极少数著名知识分子之一。早在八九年三月,我还在美国,就知道你参与了知识界的签名活动;1989年4月26日,我从美国回来参与八九运动,也总能听到你的名字。“5•13大绝食”当晚,北大三角地帖出了知识界联名的大字报《我们不能再沉默了》,号召知识分子参加声援绝食学生的大游行,你的名字赫然排在前面。5月14日晚,我在广场上看到你和戴晴、苏晓康、李泽厚等十二人前来斡旋,由戴晴宣读了你们的《紧急呼吁》,在充分肯定学生运动和学生组织的同时,也呼吁学生暂时撤离天安门广场。5•17知识界大游行,我看见你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但我不同意把矛头指向邓小平的“5•17宣言”,至今仍然认为那是策略上的重大失误。在运动前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和你的直接接触不多,因为我更多的时间在广场上,与绝食的学生们在一起。直到我离开广场参加了几次联席会议,我们才有了面对面的机会。在社科院政治学所开会,在中国文化书院平房开会,我们都为局势的演化和学生们如何收场而焦虑,直到6月2日我前往天安门广场绝食前,我们还在一起讨论这些问题。“6•2绝食”开始后,冷清的广场又开始人头攒动,王军涛等人随之策划了接力绝食。按照计划,第一批接替我们绝食的三人中,就有你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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