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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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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蔑视这个老大政权

   包遵信先生的追悼会在11月3日举行,许多人因警方的拦截而未能到会。追悼会结束后,为了弥补缺席者的遗憾,为了让未参与遗体告别的朋友们有机会表达哀思,也为了答谢帮助筹办包先生后事的友人,包先生的妻子王淑苓提出筹办小型追思会。

   十天前,包夫人请显扬老师、祖桦和我去包家,商谈筹办追思会的事宜。最后决定,时间定在11月24日下午4点,地点是陕西大厦会议厅。会场布置尽量简单,正中是包先生遗像,两边是追悼会上主题挽联,遗像前只摆放两个大花篮,花篮上的挽联写有“缅怀”和“追思”。参与人数在40-50人之间,主要邀请11月3日未能到场的朋友。追思会由祖桦主持,包家人发表答谢辞后,放映追悼会的录像让抱憾没有参加的朋友观看,之后是大家的自由发言,还准备了五桌饭菜款待与会者。那天同时商定,我和祖桦在当日下午2点左右到包家,先与包家人一起前往陕西大厦去布置会场。

   原以为,尽管当局强行限制一些人参加11月3日的追悼会,尽管有大量穿着殡仪馆服装的警察严密监控,但二百多人的追悼会毕竟举行了。将近两个小时的布置会场,一个小时的追悼会,整个过程井井有条,没有出现任何所谓的“乱子”或“意外”。所以,当局应该从中领悟点儿什么,起码变得从容点儿、自信点儿,不会再干预这个以家人答谢为主的小型追思会。

   然而,我还是高估了独裁当局的承受能力,甚至高估了他们计算利益的智力。我早该想到,凡是与六四有关的人和事都是当局的大忌,即便是生老病死也不例外。所以,包先生的去世也必定令中共当局惊恐不安。因为,正是这个政权制造了六四大屠杀,也是这个政权至今仍然拒绝认错悔罪,仍然视六四为洪水猛兽,怕了十八年,防了十八年,堵了十八年。包先生正好与这十八年血肉相联,他们怎么可能不怕人们对包先生的缅怀和追思呢!

   一个至今害怕六四亡灵的老大政权,也必然害怕包先生的亡灵!

   于是,中央政权一声令下,北京当局便在11月24日上午出动大批警察,将包家人邀请参加追思会的友人堵在家中。就我掌握的名单而言,除了我和祖桦之外,江棋生、浦志强、俞梅荪、余世存、刘苏里、李海、刘荻、贾建英、齐志勇等人,已经是第二次被拦堵在家中或带走,11月3日,警察的强行干预使他们缺席了包先生的追悼会。这次,警察再次强行阻拦他们去参加小型追思会。

   与此同时,在陕西大厦会议厅的追思会现场周围,当局不但出动大量警力监控,而且使出惯常的下作手段——断电。当会场已经差不多布置完毕,追思会即将开始之际,大厦方面突然通知这个会议室的电路有问题,需要修理,还煞有介事地派来几个工人,可惜这几个工人根本不知道该修理什么。包家人、友人与之据理力争,并在显扬老师的主持下,坚持在黑暗中举行追思会。但黑暗中的追思会也仅仅进行了十几分钟,大厦方面再次出来捣乱。众多人高马大的保安强行将会议厅的座椅搬走,事前已经定好的五桌饭菜也被取消。黑暗中的争执少不了身体接触,在会场四周布满警察的情况下,那个在警方命令下撕毁合同的大厦经理,居然可笑地声言要报警。

   警方的下作破坏,使追思会无法在陕西大厦会议厅继续,好在显扬老师有担当,他的家又正好在陕西大厦对面,与会者也有开完追思会的意愿和决心。于是,在显扬老师的提议下,追思会会场被迫搬到显扬老师的家中。

   在这场特殊的较力中,官民之间的实力对比似乎过于悬殊,官方有霸道的独裁权力和庞大的专政机器,可以强行阻止若干人参加追思会,可以胁迫陕西大厦在现场制造麻烦,取消事前定好的会场和饭菜,但无论当局出动多少警力、使出多么肮脏的手段,也阻止不了民间对包先生的追思,也抹不掉六四屠杀留下的血迹,更灭不掉人们对正义的坚守和对自由的追求。

   中国有“死者为大”传统,中共当局应该知道,动用国家公器剥夺民间追思逝者的权利,违法、悖理、昧情,不但是践踏生者的权利、亵渎死者的亡灵,更是把奉命行事的警察置于极为尴尬的境地。当局把公权力当作私器来使用,让执法者专干违法的勾当,也就等于把执行公务的警察当作私家工具,不仅是对警察职业的最大亵渎,也是对每个参与拦截的基层警察的最大侮辱。当那些基层警察执行这种野蛮命令时,既拿不出任何法律手续,也说不出任何道义理由,也就等于逼迫他们出卖自己的职业和人性。以至于,在执行这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命令时,除了极少数作风恶劣的警察外,大多数警察无法面对自己的尊严和良心,不得不采取无可奈何的态度。

   尽管,我无法参加包先生的追思会,但与这个老大政权的自信心匮乏相比,我对追思会的合法性和道义性、对自己的言行充满自信。我知道,这个老大政权之所以如此下作,不仅源于其野蛮,源于其愚蠢,更源于它对自己的合法性缺少自信。

   故而,手无寸铁的我,却有充足的理由蔑视这个愚蠢而下流的政权。

   2007年11月24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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