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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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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国家在二十世纪的四大失误(之三)——第三大错误:自由美英向极权苏联的让步
·歪门邪道的抗韩
·民间鲜血戳破官权的亲民神话
·民间网站守望者野渡
·金正日的幽灵在中国游荡
·方舟教会反抗中共警察的启示
·官权联美 愤青反美
·我看美国对中国的核心战略
·汕尾血案的始末和背景
·“我们永远不要再取得这样的胜利”——一位俄罗斯历史学家对苏联卫国战争的反省
·西方为什么警惕中国崛起?
·记住《冰点》及其杀手
·明亮的冰点和阴暗的官权——读李大同公开信有感
·中宣部是个什么东西?
·没有记忆 没有历史 没有未来——为北京“文学与记忆”研讨会而作
·除夕夜,记住那些破碎家庭
·末日的贪婪和疯狂——有感于郭飞雄被殴事件
·雅虎早在助纣为虐
·整控媒体新手法透视
·被砸碎的巴士底狱中只有七名罪犯
·滴血的GDP数字
·资讯监狱必将坍塌
·公开的谎言 无耻的狡辩
·向李大同和卢跃刚致意
·我与互联网
·喝足狼奶的中宣部
·跛足改革带来的统治危机
·从一无所有到红旗下的蛋
·狱中重读《地下室手记》
·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
·对李大同落井下石的新左派
·“狼图腾”取代“龙图腾”
·受难母亲十年如一日的抗争——有感于六四难属的两会上书
·谁能宽恕不可宽恕之罪——狱中读《宽恕?!》
·八九运动中的李大同和卢跃刚
·胡锦涛政权左右开弓
·多面的中共独裁
·左转的胡锦涛也反左
·精于利益计算的末日独裁
·爱琴海,自由的海
·喝狼奶最多 消化也最好
·中共人质外交游戏何时了?
·老外看不懂中共官僚
·被戏谑的钦定荣辱观
·马英九的民主牌
·一点突破 满盘皆活——以争取言论自由为突破口的民间维权
·盘点冰点事件——大记者VS小官僚
·反道德的钦定“荣辱观”
·樱花的中国劫难
·连战出任中共政协副主席指日可待
·喉舌思想的始作俑者——孙中山
·胡布会——制度对立支配利益相关
·西雅图的笑脸和华盛顿的板脸
·关于自由的论证
·我的人身自由在十几分钟内被剥夺——写在劳改基金会主办“苏联的古拉格和中国的劳改”国际研讨会即将召开之际
·谁是公共资产流失的首要祸魁
·无视私有产权的五四传统——以胡适为例
·如何对待权贵私有化的“制度性原罪”
·独裁崛起对世界民主化的负面效应
·制度性的“为富不仁”
·禁言文革浩劫是另一场浩劫——纪念文革爆发四十周年
·涨价听证会就是合法抢劫会
·毛泽东的传统与反传统
·文革从来没有结束
·以由衷的谦卑向遇罗克致意——纪念文革四十周年
·毛泽东的红卫兵也爱金条
·从杨天水重刑到禁言文革
·太黑了:杀人无罪 维权有罪
·抗议济南市警方对孙文广教授的非法传讯
·批判理论的悲悯——狱中读《法兰克福学派史》
·六四暗夜中的百合花——六四十七周年祭
·六四的赔偿正义——六四十七年祭
·六四夜 天安门广场见
·民间维权是六四的最大正面遗产
·青楼中的真人性——狱中读陈寅恪《柳如是别传》
·除了警察 中共还有什么?——抗议山东沂南县警方刑拘陈光诚
·从文革到六四看中国民主化的困境
·刘正有被绑架考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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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胡平想起“民主墙一代”
·比张德江更具迷惑性的钟南山
·人性恶与自由宪政
·比黑社会更可怕的政权
·金正日讹诈胡锦涛
·掉书袋子和以文载道——狱中读书随想
·个人自由在中国近现代的缺席
·中国特色的发展观之弊端
·野蛮的制度性割喉
·孔子跑官与娼优人文——狱中重读孔子行迹
·为“世纪中国网站”送行
·不断蜕变中的中共独裁
·扼死新闻喉咙的恶法——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
·孔子的诲人不倦和删诗——狱中读孔子行迹
·中共为什么替真主党卸责?
·中东和平与消除“国中国”
·向敌人学习——苏格拉底的爱国主义
·从禁令封口到恶法禁言——再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
·中国权贵的暴发户心态
·从革命党到利益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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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伦理让勇气升华——为《张思之先生诞辰八十周年暨执业五十周年庆贺文集》而作

勇气执着于正义的挺立,智慧执着于真相的坚硬,才气执着于精致的圆熟。

   已经八十岁的张思之先生,在中国国内被誉为“法律良知”,在海外被誉为“中国第一大律师”,学者萧瀚甚至为张思之先生写下《最伟大的律师在中国》的赞辞。在我这个经历了六四后十八年来的民间反对运动的异见者看来,人们把如此崇高的声誉给予张先生,完全是名至实归。作为一名律师,在中国恶劣的司法环境下,在依法维护人权的开创性事业中,张思之先生不仅敢冒风险,更本着高度责任伦理,方能持之以恒,已经把伸张司法正义的职责最大化到极限。

   一 痛切的自省,真诚的忏悔

   张思之先生曾是献身革命的青年,后来被打成右派,再后来成为中国的著名律师。

   张思之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就参加革命,用他自己的话说,可谓“根红苗壮”和“立场坚定”,所以1949年中共掌权后,只学过几天法律的他就被分配到法院工作,年仅21岁,被同仁们称为“学生干部”。好在,共产党接管政权后,留用了一些前政权法院的推事。从他们那里,张思之接受了最初的法律启蒙。他回忆说:“推事们熟悉法学,功底深厚,推断事理,富有经验,判决文书写得言简意赅,有的已臻佳境。”“我几乎天天都坐上审判台,……短短两月,大有收获。他们够得上我的启蒙老师。”正是这种启蒙,让张思之知道了法律所具有的超越“阶级性”的自身品质,多少抑制了革命青年很容易患上的“左倾幼稚病。”

   然而,毛泽东治下的中国是个大斗场,法院也是阶级斗争的战场,从1951年到1957年,法院也紧跟革命斗争的急促脚步,几乎年年都有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1951年“镇反运动”,法院变成杀人机器。张思之亲耳听到某位领导大吼道:“他妈的!看来杀少了。不行,得狠点!”他回忆说:“北京的最高记录是一次分三地同时处决200人。我经手的最多的一批一次枪决70人,……刑场在土城,70人站成一排,面冲‘城墙’,场面之震撼,至今历历在目。”

   1952年,全国法院系统进行司法改革,意在粉碎旧法统、旧法律,彻底清理旧司法人员,但由于两位领导不合,法院分成了两派,张思之被划入其中一派,司法改革演化为 “互相攻讦”,由此种下祸患的种子。

   1953年反高饶集团,法院跟着斗争,张思之积极投入,在会上作了长达五个小时的发言,批判官僚主义,宣泄宗派情绪,对另一派的人“进行了绝情的攻讦”。他在晚年评价自己的这段经历时说:“我也病得不轻”。

   1954年反胡风,张先生先被诬陷为“胡风分子”,罪名是“组织小集团”。他被“隔离审查”,“关在地下室的一个小屋里,除如厕外不准外出一步。”好在后来得到纠正。但到1955年,张先生以“反革命”再次遭到整肃。就是在这种“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毛式革命中,张先生渡过了最初的法院岁月,也注定了他的司法生涯的戛然中断。

   张先生回忆说:1957年反右,彭真向毛泽东汇报说:“北京法院烂掉了。”毛笑答:“烂掉好哇,可以再搞一个嘛。”于是,反右运动也在司法系统中轰轰烈烈地展开,张先生被打成北京律师界的第一名右派。之后是长达二十二年的政治贱民生涯,其中十五年劳改,七年摘帽右派的语文教师,背着“政治贱民”的身份,张先生渡过了自己的青春时期。直到1979年拨乱反正,绝大多数右派得以平反,张思之才得以结束了“政治贱民”的生活,重返司法界,真正开始了他的律师生涯。

   读张思之先生的回忆文章《怪诞莫名法官路》(载于《往事》第六十期),让我颇有感慨的是,屡遭整肃的张思之先生回忆往昔时,不但记下了“一场场一幕幕我亲历的荒诞不经的故事”,而且对自己的当年作为也有痛切的反思,由衷地忏悔自己在政治运动中揭发他人的行为。他说:“反右运动中,北京市法院系统俘获了包括斐公、老贺及其手下骨干在内的右派份子六十余名。老贺划右后,我有揭发之‘功’。其中致命的一击,是交代了肃反中前门见面沟通情况那件事。……为此,我悔恨终生。我对他,于公十分尊敬,于私相当亲切,没有距离,更无隔膜。反右领导小组要我揭发,竟也降服,证明着我当时面对暴政本质上是个懦夫。哪有马寅老那种宁可孤军战死志不可夺的浩然正气!”

   所幸,劫后余生的张思之和老贺取得谅解。张先生回忆说:1978年,老贺突患胃癌,入院治疗。张先生去医院探望,老贺已经几乎不能进食,但老贺仍然高兴地吃了张先生带去的梨。“他艰难地、带着微笑一口一口地往下咽,我陪着,用眼泪,一滴一滴地朝下落。我们都动了情。……贺公走得太急太早了。他是第一个因早逝而给我大刺激的人,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愧疚:我害了他!”

   从张先生的回忆中可以见出,尽管他曾是革命青年,但在他对镇反的叙述中,特别是从他对历次政治运动的反思中,我看不到任何对毛时代的温情——哪怕是对自我经历的温情;对人们喜欢谈论的纯洁的“青春理想主义”,他也没有丝毫留恋。这种来自亲历和人性的觉醒,让张先生对极权者毛泽东有了看透骨髓的深刻认识。没有这种认识,他决不会对自己的“革命时代”作出那么痛切的反思和忏悔,也就不会后来的“只向真理低头”的张思之大律师。

   二 、败多胜少的大律师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一个律师声誉的大小高低,主要靠打赢官司的胜败多少来决定的。而张思之律师的良好声誉却是在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中形成的。一方面凸现了今日中国仍然是个畸形的社会,吃法律饭的律师的执业环境极为恶劣;另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律师群体中蕴含着争取司法独立的强烈冲动,张思之正是把这种冲动化为行动的杰出代表。

   在党主司法的环境下,作一名以捍卫人权和坚守司法正义为宗旨的独立律师,谈何容易!对于中国司法的畸形现状,我本人虽有不少切身体验,但读罢张思之先生的《我的辩词与梦想》(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中的一个个案例,我还是为中国律师而悲,从张先生所代理的案件之敏感和办案过程之曲折,可以更具体更全面地窥见中国律师之难做和中国法治进程之艰难;但我也为张思之先生而喜,他在法庭上的神态之自若和辩护之精彩,凸现了他的内心之充盈和精神之乐观;他的每一次出庭留下的辩护词,堪称中国律师界同类辩护中的精品。所以,张先生的败多胜少所凸显的,不是他作为一名律师的耻辱和检察官法官的荣耀,而是张先生的荣耀和中国司法制度的耻辱。

   正是独裁的政治制度和险恶的司法环境,才让张先生的良知愈加闪亮,也让他的才华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更让人看到了中国司法走向独立的希望。今日的中国律师们,固然还无法改变党主司法的制度和律师执业的恶劣环境,但他们中的先觉者和勇敢者,起码还可以把独立执业和追求司法正义作为其职业自律,并贯彻到自己的司法实践之中,在办案时尽量坚守以良知为支撑的职业伦理。而当坚守并践行这种职业伦理的律师越来越多,点滴积累的成果必将为中国司法的最终独立作出贡献。事实上,改革以来中国司法环境的改善、中国律师权利的扩展和国人法治意识的觉醒,都离不开律师界的先觉者和勇敢者的贡献。

   虽然, 《我的辩词与梦想》主要由案例和辩辞组成,并无多少对理想的高调抒发,但通过一个个冤案和一篇篇辩辞,也通过专业的精炼的巧妙的辩辞,法庭上的张思之先生表达着梦想,也就是中国律师的“最高使命”:在捍卫人权和伸张正义的事业中,也在推动中国的法治进步和律师制度完善的事业中,更在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艰难中,做一个坚守良知、精于专业、追求独创的中国律师。正如张先生的自述所言:“我有过令人憧憬的梦想愿望,期盼着在推动民主法治的进程中登攀座座高峰,最终达到真善美的统一,然而那境界至今止于遥想而已。念前路漫漫,看夕阳欲坠,给我的难道是终身遗恨!?我尚未气馁,并不沮丧,也不会怨天尤人。空泛的‘怨尤’不是律师的品格。”(《张思之律师在八十诞辰庆寿酒会上的答谢演讲》)

   张思之的律师生涯之所以能够留下那么多精彩的辩护词,不仅源于他的良知,也源于他对专业和辩辞的精益求精。作为法律外行的我读《我的辩词与梦想》,感觉最有价值的文字,除了那些坚硬而朴素的个案辩护辞之外,当属几篇关于辩护的经验之谈。如《看红日涌起碧波间——十年律师,一束心得》、《行云流水,朴素无华——辩护词漫话》、《问须工巧,答宜避拙》、《律师参与谈判》、《“三辩无罪”辨析——证据札记》等。这些文字,逻辑缜密,激情荡漾,既是专业精神,也是辩护技巧;既体现了普世价值,也表达了鲜明性情;既有长期积累的经验,也不乏独特的个人创造;尤其令我惊叹的是,张先生对辩辞的要求之高,已经达到了自我苛责的程度,甚至要求辩辞具有信、达、雅之美感。

   张先生的良知是发自内心的明亮和坦然,是敢冒风险、突入险境的勇气,是追求司法公正和推动法治进步的理想,更是非常专业的辩护和履行职业伦理的责任。在张思之先生代理的每一个案件中,严守律师的职业伦理,一直把维护当事人的权益置于律师个人的声誉之上,达到个人选择与公益效果的一致。比如,当他结束20多年的右派生涯、重返律师界之后,他被指定为“林彪反党集团”主犯之一李作鹏的律师,在这个高度政治化的钦定案件中,他还是尽到了争取当事人权益的律师职责,为李作鹏去掉了四项主要指控。

   六四大屠杀后,张思之先生所代理的案件,王军涛案(1991年)、鲍彤案(1992年)、高瑜案(1994年)、魏京生案(1995年)、曹海鑫案(1999年)、《南方周末》案(2000年)、新青年学会案(2001年)、阿安扎西活佛案(2002年)、刘荻案(2002年)、郑恩宠案(2003年)等,大都是政治上极为敏感的案件。从接手这些案件的第一刻起,张先生就知道这些都是“必输”的案件,但张思之先生仍然一丝不苟地完成全部司法过程。他立场坚定而清晰,风格低调而务实,辩护专业而结实。他以详实的证据、扎实的专业和缜密的逻辑,一次次地揭示了那些 “钦定”的起诉书和判决书的荒谬之处,凸现了党主司法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难能可贵的是,他只用代理这类案件和法庭上的辩护本身来表达自己的立场,而从来不会借助案件的敏感性和国际关注来炒作律师本人的声誉。

   三、 沉重的责任 乐观的梦想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曾提出“四大自由”,张思之先生最欣赏其中的“免于恐惧的自由”。在恐怖政治仍然无孔不入的中国,做一个有良知的律师很难免于恐惧,关键在于如何面对恐惧。张思之代理过的冤案遍布全国各地,经常受到“您老还是不来为好”、“律师来者有去无回”之类的威胁,但张先生毫无畏惧、平静坚定,不但前去办案,还办得极为较真,让那些践踏法律的地方司法部门应对失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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