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刘晓波文选
[主页]->[独立中文笔会]->[刘晓波文选]->[中国自由主义的当代困境]
刘晓波文选
·就师涛案致雅虎公司董事长杨致远的公开信
·公民不服从运动在中国的前景
·小品化舞台上的“伪民腔”
·在祭孔闹剧的背后
·无心肝的萧伯纳
·独裁民族主义是单刃毒剑
·人民主权和党主人民的悖论
·巴金是一面下垂的白旗
·在贪官和资金外逃的背后
·胡锦涛的撒钱外交
·虚幻盛世下的“祭孔”闹剧
·斯大林的残暴和女儿的背叛
·杀人无国界与黑箱无底洞
·自由国家在二十世纪的四大失误(之一)
·高智晟律师的启示
·杀平民毁和平的恐怖主义——有感新德里恐怖爆炸
·君临天下的狂妄
·民间觉醒时代的政治转型
·狱中重读《狱中书简》
·唐家璇的脸皮真够厚
·胡锦涛不敢面对悲情胡耀邦
·中共黑箱与哈尔滨水荒
·布什赞扬台湾民主的深意
·共产政权是道统合一的独裁之最——七论共产极权为野蛮之最
·用真话运动瓦解现代独裁政权
·东风矿难与虚假制度——为悼念矿工亡灵和诅咒冷血党权而作
·香港民主的希望在民间——有感于港人争取双普选“12•4大游行”
·萨特说:“反共产主义者是条狗”
·宾雁拒绝作家不战而退
·自由国家在二十世纪的四大失误(之二)——第二大错误:自由英法向极权德意的无原则妥协
·水均益的歪嘴和阮次山的黑嘴
·记住血染的2005年12月6日
·被黑箱再次谋杀的东洲血案
·又见171个矿难冤魂——为哀悼无辜冤魂和抗议无耻官权而作
·但愿“世界人权日”尽早成为历史
·温家宝在法国刷金卡
·中共给镇压杀人标价
·读高智晟的暴行调查
·一个绝望的帖子及其跟贴
·如果统一就是奴役
·《新京报》再遭政治寒流袭击
·新年向中南海作鬼脸
·请关注明天宣判的冯秉先
·难道中国人只配接受“党主民主”
·共产主义杀人的日常化合法化
·自由国家在二十世纪的四大失误(之三)——第三大错误:自由美英向极权苏联的让步
·歪门邪道的抗韩
·民间鲜血戳破官权的亲民神话
·民间网站守望者野渡
·金正日的幽灵在中国游荡
·方舟教会反抗中共警察的启示
·官权联美 愤青反美
·我看美国对中国的核心战略
·汕尾血案的始末和背景
·“我们永远不要再取得这样的胜利”——一位俄罗斯历史学家对苏联卫国战争的反省
·西方为什么警惕中国崛起?
·记住《冰点》及其杀手
·明亮的冰点和阴暗的官权——读李大同公开信有感
·中宣部是个什么东西?
·没有记忆 没有历史 没有未来——为北京“文学与记忆”研讨会而作
·除夕夜,记住那些破碎家庭
·末日的贪婪和疯狂——有感于郭飞雄被殴事件
·雅虎早在助纣为虐
·整控媒体新手法透视
·被砸碎的巴士底狱中只有七名罪犯
·滴血的GDP数字
·资讯监狱必将坍塌
·公开的谎言 无耻的狡辩
·向李大同和卢跃刚致意
·我与互联网
·喝足狼奶的中宣部
·跛足改革带来的统治危机
·从一无所有到红旗下的蛋
·狱中重读《地下室手记》
·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
·对李大同落井下石的新左派
·“狼图腾”取代“龙图腾”
·受难母亲十年如一日的抗争——有感于六四难属的两会上书
·谁能宽恕不可宽恕之罪——狱中读《宽恕?!》
·八九运动中的李大同和卢跃刚
·胡锦涛政权左右开弓
·多面的中共独裁
·左转的胡锦涛也反左
·精于利益计算的末日独裁
·爱琴海,自由的海
·喝狼奶最多 消化也最好
·中共人质外交游戏何时了?
·老外看不懂中共官僚
·被戏谑的钦定荣辱观
·马英九的民主牌
·一点突破 满盘皆活——以争取言论自由为突破口的民间维权
·盘点冰点事件——大记者VS小官僚
·反道德的钦定“荣辱观”
·樱花的中国劫难
·连战出任中共政协副主席指日可待
·喉舌思想的始作俑者——孙中山
·胡布会——制度对立支配利益相关
·西雅图的笑脸和华盛顿的板脸
·关于自由的论证
·我的人身自由在十几分钟内被剥夺——写在劳改基金会主办“苏联的古拉格和中国的劳改”国际研讨会即将召开之际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中国自由主义的当代困境



一 、改革以来自由主义的复苏

   1949年后,活跃于中国舞台上的自由主义者,要么出走台湾或西方,要么留下来臣服于新政权。毛泽东通过“思想改造”、“反胡风”和“反右”三大运动,彻底埋葬了那些心存自由主义理念的社会精英。在毛时代,敢于坚持知识分子独立性的社会名流,可谓凤毛麟角,象梁漱溟、陈寅恪和马寅初这样的著名人物,他们用以反抗毛泽东极权的武器,更多是传统的“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屈原式人格,而非自由主义理念。倒是在1957年短暂的鸣放时期,一批1949年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再次发言,其中尤以储安平“党天下”论最为振聋发聩。在随之而来的反右运动中,曾经是革命青年的年轻女大学生林昭,却为打抱不平而成为最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她为了捍卫言论自由而宁死不屈,展现了一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和捍卫真理的勇气。
   反右运动把具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一网打尽,随之而来的是万马齐喑。只是到了文革后期,自由主义诉求才在民间悄然出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极为严酷的环境中,顾准先生居然写出了一系列自由主义著作,不能不说是大陆知识界的奇迹。顾准先生的《希腊城邦制度》和大量读书笔记,特别是《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堪称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的经典。顾准还翻译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和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的《经济学论文集》。
   在中国知识界(包括现代知识界),顾准第一次明确划分了十七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两种革命,即导向典型资本主义的英美式革命和导致了帝国专制的法国革命。在顾准看来,法国革命乃苏联十月革命的先驱。无论法、俄革命的口号多么动人,实质上二者同属于只能导致独裁的暴力革命,用顾准的话说就是:1789年和1917年都是“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革命专政旨在“粉碎一切反革命的抵抗,革命的恐怖就是人道主义等等。”正是基于这种清晰的英美自由主义立场,顾准选择了告别法俄式理想主义而走向英美式经验主义。他说:“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遗憾的是,尽管顾准在80年初获得平反,但在知识界对改革开放充满激情的整个八十年代,他的自由主义遗产并没有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视野,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八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浮躁。反而是在六四大屠杀后的九十年代中期,随着自由主义言说以反激进的面目再次浮出水面,顾准遗产才得到自由知识界的高度关注。
   毛泽东的自然死亡以及毛式共产主义试验的失败,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代。随着国人重新探索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国门也再次向西方洞开,自由主义重新变成中国的主要社会思潮之一。中共高层出现了以胡耀邦和赵紫阳为代表的开明派,特别是赵紫阳先生信奉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民主,提出政治和经济同步改革的正确方向。与此同时,从全国各地的民刊和西单民主墙到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从文化大论战到方励之等人对政治改革的呼唤,以自由主义为核心价值的思想启蒙,无疑是八十年代知识界的主流,也是八九运动的指导思想。遗憾的是,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之路的步伐,被六四大屠杀所终止,一大批体制内外的开明人士和自由知识分子被彻底边缘化。
   六四后的十八年以来,尽管政治改革全面停滞,但也必须承认,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汲取,在翻译和介绍上,在理解的广度和深度及精髓的汲取上,也在自由主义的本土应用上,不仅远远超过八十年代的自由主义,也已经超过了中国近现代的自由主义。特别是1998年李慎之先生为自由主义破题之后,知识界对英美自由主义的高度重视,对市场化与私有化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普遍认同,无疑是中国自由主义取得长足进步的最醒目标志之一,对中国经济改革实践起到了很大作用。或者说,中国改革的现实过程就是市场化和私有化的进程,是经济自由主义的自发实践。而市场化和私有化本身必然带来权利意识的觉醒和个人自由的扩展,二者又必然带来民间力量的增长。

二 、自由主义的当代困境

   由于政治自由主义实践陷于停滞状态,中国当代自由主义遭遇到来自三个方面的夹击:独裁官权的反自由化、新老左派反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和民族主义的反西方。
   1、当局的打压
   六四后的十七年来,当局所能容忍的自由主义仅仅是奏折经济学,而对政治自由主义则进行严控和打压。因为,奏折经济学迎合官方发展经济的政策,全力推介市场经济和私有化,为跛足改革及腐败进行辩护。究其实质,奏折经济学不过是用经济自由主义包装的权贵经济学。然而,宣扬自由主义政治理念的体制内的学者和官员,践行自由主义理念的民间反对派,一直受到来自官权的时紧时松的打压。无论是江泽民时代还是胡锦涛时代,“反自由化”和“拒绝和平演变”一直是当局的意识形态重头戏。
   所以,那些秉持政治自由主义信念的学者、党内民主派、新闻记者、异见人士和维权律师,或被开除公职、或被封杀言论、或被严密监控、或被投入监狱。自2004年以来,胡温政权在意识形态上急遽左转,对各个领域的“新自由主义”实行越来越严厉的打压,官方“黑名单”所罗列的知识界名字,绝大多数是政治自由主义者,官方学界还召开专门会议集中批判“新自由主义”,民间自由主义的社会空间也随之大幅度萎缩,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报刊被整肃,自由主义网站被关闭,自由主义学人的专栏被取消,以网络舆论维权为标志的实践自由主义被镇压。正如自由主义学者刘军宁先生在《自由主义与公正:对若干诘难的回答》一文中所言:“自由主义在中国登台的真正意义在于,它针对着穷人没有改善生存处境的自由、绝对不公平的竞争、官商勾结、政治权力不受节制、平民的私人财产不受保护的社会现实,它与这种现实是根本对立的。在今天的中国,自由主义不是权势与贵族的自由主义,而恰恰是站在民间立场上争取每一个普通人和弱者的权利和自由、力主宪政民主和有限的政府、强调约束不受节制的专横权力的民间自由主义。正因为自由主义的这种特性,它在今日的中国仍然是极其边缘的,并倍受压抑、排挤和攻讦,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仍属少数派,是个弱势群体。”
   然而,在民间权利意识觉醒和官方意识形态衰落,也在经济利益多元化和个人空间逐渐扩展的社会渐变中,自由主义的理念越来越普及,追求民主的民间反对运动也从未间断过,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思潮之一。
   2,新老左派的搅局
   自从1992年中国进入经济改革的快车道以来,经济学逐渐成为显学,为跛足改革辩护的御用经济学变成主流话语。虽然,御用学者自称是经济自由主义,但实质上是伪自由主义,正是他们为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辩护,严重扭曲了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和交易成本的理论,为新老左派诋毁自由主义提供了口实。御用经济学的变味自由主义和新老左派的混淆视听,共同把部分弱势群体的不满引向自由主义,致使自由主义对民众的劝诱力下降。
   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作出了贡献,但在跛足改革的过程中,官方权力戏弄民间权利的极端不平等扭曲了市场及其分配,御用经济学家片面强调做大蛋糕的效率优先,而忽视自由主义中的公平公正思想。他们先提出为腐败辩护的“交易成本论”,声言腐败是改革润滑剂,是资本对权力的变相赎买,可以大大降低改革的成本,所以走向市场化的改革就应该利用腐败;继而他们又提出为两极分化辩护的“改革代价论”。他们强调任何改革都必须付出代价,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要打破毛时代平均主义大锅饭,其结果必然是收入差距拉大,两极分化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所以,两极分化是改革和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
   御用经济学家因回避政治改革和独裁体制而受到质疑,为新老左派对自由主义的猛烈攻击提供了口实。于是,在思想文化领域,自由主义变成了新老左派的主要攻击对象。新老左派以毛泽东遗产为自己的政治保护伞,打着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反对经济殖民化和关注弱势群体的道义大旗,有意混淆自由主义与为权贵私有化辩护的伪自由主义的明显区别,进而把权贵私有化造成的严重的两级分化和社会不公,归咎于国内的自由主义思潮和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
   讽刺的是,一直把社会公正挂在嘴边的新老左派诸公与御用经济学家完全相同,他们照样绕开独裁体制和政治改革的停滞,而专注于对民间富豪和主流经济学的攻击。他们关切弱势群体和抨击邪恶的最大勇气,更多地向大洋逼岸的美国霸权咆哮,向在国内备受打压的自由主义吼叫,而对独裁政权制造的每天发生在身边的罪恶却不置一词。他们既不会为“天安门母亲”呐喊,也不会为法轮功群体伸冤;既不会抗议官权对互联网的封锁、对新闻媒体的严控、对政治异见人士的迫害,也不会为底层群体的利益受损和备受打压的草根维权仗义执言。而受到新左派攻击的政治自由主义群体,则是抗议这些社会罪恶和帮助草根维权活动的主力军。
   新老左派所集中攻击的“经济自由主义”,实质上是与作为普世价值的自由主义精神背道而驰的“伪自由派”。所以,新老左派以权贵经济学为借口来攻击自由主义,是对自由主义理念和大陆自由知识分子群体的有意歪曲。事实上,大陆的自由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跛足改革的批判立场。看看李慎之、李锐等老一代自由派对独裁统治的批判,读读刘军宁、秦晖、徐友渔等政治自由主义者的文章,再看看杨小凯、周其仁等经济自由主义的论述,中国自由主义知识界的鲜明立场便一目了然。他们从九十年代中期就尖锐地提出了“社会公正”的问题,批判只重效率而无视公正的跛足改革,批判官商勾结的掠夺性的权贵资本主义,批判无视国民权利、社会公正和弱势群体的权贵经济学。比如:
   1994-1996年,秦晖先生就在《东方》月刊上连续发表“四论公正至上”,激烈地抨击过“掌勺者私占大锅饭”的国企改革,指出中国改革的根本弊端“权力作弄权利”,呼吁改革应该遵循“公正至上,起点平等”的法治化市场规则。
   1997年-1999年,徐友渔先生写出《自由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他》、《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等文章。他指出:腐败泛滥和社会不公等问题不是因为市场化、全球化和私有化,而是因为旧权力体制对市场的控制。自由主义绝非不计代价、不顾社会公正地推行市场经济,经济自由主义更不能走火入魔到把腐败当成建立市场经济的润滑剂,把侵吞国有资产、以权力化公为私当作最有效率的市场化手段;然而,在权力主导经济改革的中国,不公正主要表现为以权谋私和官商勾结,也表现在几种经济成分竞争时的不平等,权贵们以加快改革为借口肆无忌惮地化公为私,而把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全推到普通人民群众身上。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