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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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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加索亵渎斯大林亡灵

   
   读西方知识名流的传记越多,就越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大凡喜欢唱高调的左派知识人,都有偏执、蒙昧、不负责任的一面,法国的罗曼•罗兰、萨特如此,英国的萧伯纳、韦伯夫妇亦如此。
   
   最近,读了法国著名思想家贝尔纳•亨利•雷威的《自由的冒险历程——法国知识分子历史之我见》(曼玲 张放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作为昔日的左翼青年和毛主义者、如今的法国著名思想家的雷威在本书中反思20世纪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的政治介入,他的结论是:“这个知识分子的历史也是20世纪的历史。一个世纪的疯狂,一个世纪的动乱。”“他们的积极介入经常是盲目的,他们的迷途往往是犯罪的。”“信仰共产主义的法国知识分子的错误在于把布尔什维克革命看作新曙光。他们当中一些人认为,法国革命以一种新形式在继续俄国的革命;另一些人则着迷于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苦行主义;而第三种人念念不忘对纯洁性的疯狂追求,我认为这种疯狂追求正是20世纪的大患。”(译序)
   

   此书记录了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许多政治趣闻,比如,著名画家毕加索为斯大林画肖像事件,今天可以当作政治笑话来读。
   
   在这些左派知识分子中,天才画家毕加索属于左派中的另类。他是个令人困惑的存在,在绘画上,他创造了大胆而怪诞的视觉语言和变化多端的画风;在生活中,他具有典型的资产阶级属性,私生活放荡而不负责任。这一切,几乎没有哪一点能与共产主义的价值相容,但他却具有法国共产党党员的红色身份。
   
   在政治上,毕加索早年倾向“无政府主义”,中年转向左倾,与法国共产党的关系极为密切,对斯大林的苏联充满敬意。经由左派知识分子、著名诗人阿拉贡的介绍,毕加索于1944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49年为世界和平大会作宣传画《和平鸽》。然而,他对红色苏联的倾心,并没有换来苏共的认同,苏联的意识形态当局并不赞同他的先锋艺术。为此,他还专门写过一则声明,阐述了自己的艺术动机,为自己的绘画风格辩护。
   
   1953年,达到声誉高峰的斯大林死了,全世界的共产党因失去了领袖而悲痛,一向紧跟苏共的法国共产党更是如丧考妣,全党哀悼,每个法共精英都前去悼念、致哀和流泪。阿拉贡既是超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也是法共的精英,他当时担任左派喉舌《法国文学报》的社长。《法国文学报》马上向斯大林和苏共致哀,并负责组织法共的悼念活动。他要求毕加索为斯大林画肖像,用于《法国文学报》悼念专刊的封面。
   
   毕加索是现代派画家,对西方现代绘画中的“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和“立体主义”诸流派,皆有开拓性贡献。他最擅于怪诞而诡异的变形,即便是按照党的要求为斯大林画肖像,他仍然难改一贯的绘画风格。他在接到阿拉贡下达的政治任务后,就以极快的速度画了一幅斯大林肖像。象他所有的画作一样,这是一副半虚幻、半立体的肖像画。他用很重的笔调画嘴唇,两颊的色调也很丰满,一对变形的大眼睛占去大半个画面,一缕头发似乎是用劣质木炭匆忙涂抹而成。
   
   毕加索笔下的斯大林肖像,酷似其名画《阿维尼翁少女》中的某个人物,离全世界共产党心中的伟光正形象,实在相距太远,顿时引发出共产党人的强烈愤怒。特别是在紧跟苏共的法共内部,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在那些崇拜斯大林的共产党员们眼中,斯大林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天才和最高领袖,决不会如此丑陋。由此爆发了一场对毕加索的声讨,对毕加索的愤怒也波及到阿拉贡,他遭到党组织的严厉批评和党内同志的强烈谴责。共产党员们将此事件称为法共的大丑闻,他们高喊:亵渎了伟大领袖,卑鄙无耻!甚至,差点酿成法共内部的一场危机。
   
   雷威对“毕加索-斯大林肖像画事件”评论道:“即将动摇整个法共机器内部的事件里(声讨阿拉贡!声讨毕加索!知识分子恶棍竟敢触犯图腾形象!),人们总会看到一种文化蒙昧主义的证明,——阿拉贡的胆大妄为已表明其持久存在。”P251)
   
   对毕加索的斯大林肖像还有另一种解释。这种解释认为,毕加索不是正统画家,对共产主义的领袖也缺乏深入的了解,所以,他的创作态度不够严肃。据说,毕加索只用了五分钟,就完成了斯大林肖像,画得太快、太轻率,所以,画坏了,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雷威认为,左派知识分子为了政治理想而无视真理,对于他们眼中的理想国家犯下的罪恶熟视无睹或为之辩护,希望今天的西方知识界能够汲取这一世纪教训,他说:“我们现在似乎正在走出来的极权专制的意志类型,与之共存的某种文学的‘调调’,我不知道是否应以野蛮、恐怖主义、初期的红色高棉或砍头杀手来形容这个‘调调’,但是,无论如何,它曾几乎是20世纪这些知识分子的主题。”(同上P13)
   
   2007年1月7日于北京家中(首发《观察》2007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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