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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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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的家庭会议

   
   赵紫阳去世时,在众多挽联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儿女献上的挽联:
   
   支持您的决定是我们不变的选择
   能做您的儿女是我们今生的荣幸

   
   与赵家人见面,谈及赵紫阳,从他的子女言谈和表情之中,时时都能感觉到这幅挽联。
   
   近读宗凤鸣老先生所著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最让我感佩的赵紫阳先生,不仅是他对生命的珍惜,而且是他对家庭的责任感,让我更深切地理解了赵紫阳的儿女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的挽联。
   
   大凡独裁制度下的党魁都是霸道的冷血动物,对下属对百姓霸道,对亲人也霸气十足。他们为了权位可以不择手段和牺牲一切,不仅无视对国家和民众的政治责任,而且不顾对亲人和朋友的人伦责任。由此产生出“大公无私“和“大义灭亲”的革命伦理。
   
   王朔写过不少以文革孩子为主人公的小说,从《动物凶猛》到《看上去很美》。他在讲述自己的童年故事时,描写了一个让我记忆深刻的细节:那时,一家人难得进一次照相馆。终于有了一次机会,父母带着孩子去照相。但是,当母亲想抱起自己三岁的儿子面对照相机时,孩子却拼命要挣脱母亲的怀抱。不是因为害怕拍照的师傅,而是害怕“陌生的阿姨”。这个三岁的军人子弟,很少见到父母,对双亲毫无亲切感,以至于,把亲生母亲当作“陌生的阿姨”。
   
   所以,王朔在谈到毛时代的父子母女关系时,才能说出一句让我感同身受的经典语言:“我们的童年象私生子,我们是无父无母的一代。”
   
   的确,在毛时代,父母们最关心的是革命事业和政治进步,每天早出晚归,几乎没有时间、甚至就是没有心情,关心一下孩子们的喜怒哀乐。让我回忆自己的孩提时代,父母亲的形象很干瘪,记忆中几乎没有父母对自己的亲情细节,更不要说让我能够铭记终生的父爱母爱了。
   
   我不知道,毛时代的赵紫阳先生是如何做父亲的,但他在做出反对戒严的重大政治决定时,不仅是一位对国家命运和百姓生命高度负责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顾及家庭责任的好父亲、在乎朋友情义的真君子。
   
   赵紫阳决定反对戒严,他知道,这个决定等于放弃总书记的高位,也必然为他的家庭带来的风险和麻烦。所以,他不是自己决定了就去做,而是郑重地召开家庭会议,充分听取亲人们的意见,尽量争取亲人们的支持或谅解。而他的家人,非但没有劝阻他,反而毫不犹豫地站在他的一边,一致支持他的选择。
   
   赵紫阳叙述说:“在我去开关于”六四“问题会的前一天,我是开了家庭会议的,全家人一致同意我的主张,就是反对戒严、反对出兵。这样,被解除总书记职务是意料中的事。我把反对戒严与自己的不再担任总书记职务,是连在一起来考虑的,全家人也都愿意承担这个后果。”(P118)
   
   我无法想象这个严肃的家庭会议的具体细节,但我能够想象,在讨论如此重大的决定之时,这个家庭成员之间的彼此温暖。
   
   失去人身自由的赵紫阳,很关心他的政治秘书鲍彤。他透露,当时的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和公安部斗认为鲍彤的问题不够起诉,给中央常委打了报告,包括李鹏在内的政治局常委们也都同意了。但这信息传到邓小平那里,邓根本不顾事实,也不在乎常委们的态度,连报告也不看,就蛮横地说:“为什么不可以判刑呢? 鲍彤是个坏人嘛!”。
   
   邓的一句话,鲍彤七年牢。
   
   赵紫阳多次为身陷囹圄的鲍彤先生抱不平。在鲍彤刚刚出狱时,他还让宗凤鸣给鲍彤带话,请鲍彤注意自我保护:“不要被抓住口实,要有个防线,保护自己,人员往来也要深重些。”显示出这位领导和长者的情义。
   
   在我看来,在直接关系到权力之争、社会公益和个人及家庭得失的重大政治抉择中,赵紫阳先生既做到了三者兼顾又坚守了政治道德,这在中共掌权史的高官中是唯一的。
   
   顾及人性常识的责任伦理,之于民间反对人士而言,包含着要顾及自己的政治选择可能为亲人带来的风险和伤害。所以,在作出某种有风险的选择时,要充分考虑亲人的承受能力,而决不能自以为“一心为公”而目无亲人。特别是在作出高风险的决定时,应该主动与亲人商量,征求亲人的意见,尽量取得亲人的支持和谅解。即便最终说服不了亲人,也决不能抱怨或蔑视亲人。
   
   共产革命的大公无私要求“大义灭亲”的冷酷,自由事业的公益原则却要求“顾及亲人”的人性。如果一个自由战士也要求其亲人为自己的政治选择无条件付出时,那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大义灭亲”——极端冷酷而自私的英雄主义。
   
   2007年2月28日于北京家中(《观察》首发2007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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