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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背景下的文化荒原

   

   

   中国文化习惯沉迷于“孝”、“忠”的家国一体的虚妄理想幻景中,唯独对尊重个体生命视而不见。也就是说,中国文化只服务于国家和家庭构成的集体政治,不反对皇权专制,也不关及个人自由权利。中国文化先天性缺失人权思想。1912年起始的新文化运动,第一次全面构筑了中国人文思想的精神高地。它提出的个人、社会、政治命题,在百年后的大陆,不但没有实现,更没有超越,而且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走向极致的虚幻、扭曲和异途,以至陷在 “盛世” 崛起的迷津中,不知所措。按照中国传统,盛世的简洁标本就是国泰民安。而今天的盛世却是国泰民不安。

   我们不否认中国在崛起,更乐见中国人的崛起,但是,崛起——归根到底是人权意识的崛起。一个人民没有自由的国家的崛起,是对人类文明的嘲弄和威慑。新文化幸在台湾薪火相传,几十年后结出了一个丰硕灿烂的民主制度果实。为大陆提供了人性自由的全新范例,而不是重复主权统一的大一统翻版。

   新文化运动的先哲,第一次引进了人文思想,而当代知识分子不但没有守护住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源,反而在强权政治苛酷压制下,丢盔丧甲,几度断裂,完全丢弃。今天苟延残喘的政治和社会传统文化,对中国当下的崛起显然无力解释,特别是不能够提供制度文明的思想资源和大师级人物。思想资源的极度贫乏和思想大师的缺席,使得中国对明天发展路径的预知,陷入方向性迷茫,甚至无知。无论执政者或者民间认知,都呈现焦躁不安的短视状态:中国制造了全球经济奇迹,却全然不知倚仗什么产生了奇迹?经济富裕的目的何在?在发展中如何让自由、公正、平等等天赋人权复归? 经济自由如何向政治自由过渡?这些疑问是作为常态的制度性考量。而中共只出于防卫型利益权衡,把发展经济作为国家稳定的手段,是为了维护一党长久的威权统治,绝非真心实意赋予人民自由的权利。

   不妨讲个普遍现象:大陆许多城市车量飞速增长,交通陷于混乱和拥堵——行人乱穿马路,汽车、自行车不按道行驶。这是绝对自由的状态,行人和车辆都按自己的意愿行使自由的权利。每座城市繁荣而自由,但是这种利己不利他的泛自由,缺乏个人安全感,也不会提升社会整体效率,相反,遵守交通规则者却被排斥,大家都不守规则,使生命安全度和城市交通效率降低。中国今天的社会景象就是如此,缺乏规则——适合大多数人的普世民主机制。作为规则的红绿灯不是没有,而是虚设——如同宪法规定言论、出版、集会、宗教自由,保护私有财产,保障人权等等,但是,徒有其表而无其实。这是混乱之下的繁荣,这是侵犯个人自由的发展。

   有知识者陷入绝望,精神无所依托而失落,他们企图从历史的印痕中重新找回依稀仿佛的自信和落点。这样的实证可以从盛世古装剧、帝王小说大行其道找到答案。所谓的那些著名作家、学者、教授、专业人士,脱离普世价值,自定中国标准,只愿以为经济自由就是自由的全部内涵,在个人行为和公共场合避而不谈政治权利。不是他们不懂自由的重要,而是装疯卖傻欺骗普通百姓,求得政治身份自保。所谓盛世的回光返照,可以为今天的泰然自处 ——娱乐至死、肉体欢愉,精神贫血,信仰扭曲,在延续历代政治苛压的背景下找到符合中国文化特色的依据,随之为文化困境找到合乎情理的出口。古代士大夫厌恶政治,尚能保持气节归隐山水,今天的知识分子谁能做到?有学者象在海水大潮来临时,突然失语,手足无措,完全出于本能喊出华夏“龙”兴盛、文艺复兴的号叫。他们都穿着新鞋踏在前人的足迹上,没有丝毫的文化创新,人格依然失血,思想更加贫瘠。

   我们再不妨看看百年前的先人对政治、文化、社会都结晶了什么果实。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意识形态的要求日益强硬,知识分子言论的内容愈加政治化。五四运动标志着从文化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文化激进主义被政治激进主义取代。新文化运动为富有创新精神的思考和新鲜政治社会的普及化,创造了一个相宜的社会环境。它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民国初年的幻灭感中失落了的自信和自尊。因此,一方面,它为有计划地继续追寻目的和方向准备了道路,另一方面它确立了对新文化思想极为重要的价值 ——自由探索自我表现的价值,务实判断和合理瞻望的价值。这些价值的确立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判断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他们据此继续严格地评估后来的政治合法性,直至到1949年毛泽东执政。毛泽东发动臭名昭著的 “反右”和 “文革”,彻底阉割了中国知识分子,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精、气、神俨然没有附身。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批评家梅光迪认为:(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非思想家乃诡辩家 ”,“非创造家乃模仿家也 ”,“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也 ”,“非教育家乃政客也 ”。与他同时代的《民报》编辑章士钊后期成为白话文运动的公开批评者,1914年他在《甲寅》月刊撰文认为:由于军阀和政客的破坏,中国还不具备发展民主的条件。将近百年过去了,中国知识分子前人发出的声音,依然适用于今天的曾经遭受整蛊、监禁、杀戮,而幸存下来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子弟。他们顺从掌权者依然鼓噪 “中国民主条件不成熟 ”,规避现实,玩弄学术,操纵文化,拼老命求名逐利,惟等待执政者发善心自上而下施行民主改革。前辈民主人士李公仆、闻一多,起码有面对独裁统治不怕死的勇气,而现代中国人连批判现实的勇气都丧失殆尽。德国汉学家顾彬批评中国大陆作家“逃避现实”,直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先生批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胆子太小了”;李敖说大陆没有“大师”;港人史美伦曾受聘担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三年半,她间接评判大陆人治色彩太浓。局外人往往能廓清迷雾看清本质。

   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个性的极度缺失,使得他们一再在独裁政治面前丧失骨气和血性而自取欺辱,他们一再屈从于社会大众的价值和趣味,沦丧为功名之徒。现实和历史关怀一致性的再三错位,使得他们难以象人那样站立起来。现代知识分子如果不能把智力自信建构在自觉汲取西方政治制度、新文化运动以及1980 年代自由民主思想家的人本养分的基础上,并刚化独立人格,自甘边缘化,只一味取悦政治,那“反右”、“文革”的历史会重演。

   

   2006年1月31日

   

   原载《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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