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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学运两大公案及其它

 
   当年我是外地赴京声援绝食的一个普通学生。见证了自由和镇压,热血和残暴,也见证了年轻的心在弹雨和履带下惊醒。作为亲历北京街头民主运动的过来人,应当反思六四。王丹所言“政府有罪,学生有错。”非常客观、准确地厘清了八九民运责任。但是,对于“学生有错”,八九一代如何反思?反思了什么?这至为关键。单纯反思八九学运的话,我认为有两大公案绝对无法回避,也无法绕开。只有公开讨论六四,分清罪与错的责任,才能积累民主运作经验,为中国社会民主转型服务。这些反思不光属于八九民运的亲历者,它为更多的后继者提供经验。
   两大公案。
   第一.湖南三勇士。是被哪些有名有姓的北京学生领袖集体表决送往公安局的?
   第二.捐款。各地和海外给学生的捐款,去向哪里?

   1989年5月23日下午2时许,湖南省浏阳县小学教师余志坚,《浏阳日报》美术编辑喻东岳和长途汽车司机鲁德成三人,用充满了颜料的鸡蛋成功涂抹了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随后被学生纠察队拿获,最后由学生领袖郭海峰、杨朝晖等人将三人送到东城区公安分局天安门派出所。一个多月后,北京中级法院以“反革命破坏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余志坚无期徒刑,喻东岳有期徒刑20年,鲁德成有期徒刑16年。余志坚和鲁德成减期释放后,在接受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海外媒体电话采访中,都一直指认,当时在广场的学生领袖经过投票表决,他们才被学生亲自交给广场的警察逮捕。多年后,外高联主席连胜德、广场学生纠察队队长张健和北高联常委郭海峰,都在不同场合证实,是学生把三人交给警察的。当时郭海峰曾向鲁德成无意间透露,学生表决(赞同票多于反对票一张)后才决定把他们三人送交广场警察的。
   因此,三勇士是被学生抓获并送交警察,这已经没有什么疑问。关键是哪些学生参与了表决?谁投赞同票、谁投反对票?参与表决的学生领袖,应该是北高联“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当日成立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和“营地联席会议”的核心成员。当时担任北高联“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总指挥的郑旭光,在笔者询问下,他说北高联没有表决,他本人事后在电视上才看到三人涂抹毛像的。但是被鲁德成指证的郭海峰,却是北高联常委。后来的事实证明,部分北高联核心成员,并未响应北高联撤离广场的行动,仍呆在广场在“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外围活动。作为当事人一方的鲁德成、余志坚和学生一方的郭海峰,都证实学生表决了,但是,以上三组织的其他学生领袖,在海外媒体采访时都称忘记或记不得是否进行过表决。如果如此轰动世界的涂毛像的大事件都不记得的话,那肯定是有学生领袖在撒谎。要弄清楚哪些学生领袖参与了表决,郭海峰、连胜德当是知情人。
   三勇士遭受十多年的牢狱之灾,其中喻东岳被折磨致疯。首先是北京学生领袖一手造成的。有人假设即使三人不被学生交给警方,迟早也会被警察抓获。这样的假设完全站不住脚。学生的过错责任是不可推卸的。历史不可假设,只能依据已经发生的事实作出判断和推理。三人被关押十多年,难道对北京学生领袖没有一点怨恨?只是不愿表露出来而已,只能自找台阶下。三勇士打落牙齿吞进肚子里,那些学运领袖难道就可以假装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发生?人们欣赏周锋锁、封从德、王丹等人公开向鲁德成道歉,敢于担当的勇气。
   捐款应该不是一笔糊涂账,总有款项经手人。据香港学联李兰菊公开撰文回忆,香港学联在香港募捐金额总额大约在7、80万港币(合人民币700——800万),全部交给他们觉得经由“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的北高联的财务部或其设在纪念碑的物资部,没有交给他们认为人员流动性太强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她并证实捐款都交给了学生组织而不是个人,其中的一个接收学生是北高联常委梁二。按照当时做法,其他捐款也不可能交给普通的广场学生。海外其他途径的捐款,以及北京市民、外地高自联捐款,部分款项都交给了广场指挥部。这笔捐款数目,没有捐献方的实证,迄今是一笔糊涂账。纪念碑上曾设立了食品供应站,主要是为学生供应食品和饮水。有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广场每天维持运转需要花费10万元。但是,许多外地学生没有食品、饮水和住的地方,也是事实。北京学生在广场挺几天,还可以返回学校休整;北京学运领袖在六四屠杀前夕,大多都领到一笔“逃命费”,当事人都承认。外地学生和学运领袖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这两大谜案,是考验北京学运领袖勇气、良知、诚实的底线,迟早总要有人站出来担当。把自身因为年轻和组织混乱造成的错误都推给政府,显然无法向六四死难者、湖南三君子和千千万万的学生和市民交代。虽然到今天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讨说法,但北京学运领袖不能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
   另外,当年的学生领袖,都是自愿站出来的学生活跃分子。决策的随意性、情绪化、个人主义和执行的散乱化、低效化,再加通讯手段和资讯来源的极端贫乏,使运动过程大都处在被动应对地位。这些都是现实条件决定的。那些稳健的经过选举产生的学生组织倒没有号召力。谁激进谁就是当然的领袖,这是街头民主运动的普遍特点。弊端也是明显的,那就是只有吸引眼球的街头英雄,但没有人为群众运动的后果承担负责。八九民运也是如此。那些在长安街为广场学生抵挡枪弹的市民,或死或伤或重判或枪毙,大多数人连名字都不被外界知悉。六四屠杀之后,暴政的天空没有改色,黑云低垂。那么,街头英雄无论后期坐牢,还是不断遭受迫害。恐怖制度决定了个人命运的基调。你别无选择。
   反思六四学运,必须从认错、说出真相开始。18年来,一些北京学生领袖一直高举道义大旗,寻找学运替罪羊,柴玲不幸被选中了(当局也寻找到替罪羊)。18年后的今天,他们仍然近乎偏执地坚持认为柴玲应为六四屠杀“承担道义责任”,实在匪夷所思。从道义上鞭挞柴玲,郑旭光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而是有一批“北京学运领袖”。 他们惯常使用的武器是道义大旗,真实目的果真是为了厘清六四责任?我看未必。柴玲事件不是孤立的,这事关对八九学运的整体评价。外地学生可能对天安门清场最有发言权,而不仅是现场个别头面人物的描述。迟早有一天外地学生会站出来作证。吴仁华先生新著力作《1989年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披露天安门清场死了两个大学生,粉碎了政府的弥天大谎。广场死人跟柴玲等人坚守不撤,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戒严部队杀气腾腾,步步逼近天安门广场;北高联撤离,意图避免给军队镇压制造口实。但是,按照当时广场失控的现实进行合理推理,总会有人坚守在纪念碑以命相搏,谁能保证不死人。
   提前离开广场的学生领袖反倒是英雄,坚守到最后一刻的柴玲等人反倒成为罪人。某些北京学运领袖扮演的“皇帝新装”的目的达到了,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揭穿。柴玲成了学运层面的六四屠杀的替罪羊。只有王丹站出来为柴玲说了公道话。六四屠杀之后,中共找到了替罪羊,学生也找到了替罪羊。双方的目的都惊人一致地达到了。中国民运的思维和行事方式,与专制政府意识形态总在某一点上交汇。18年了,还是如此。
   判断一件事情危害的轻重,要从造成的实际结果下结论,法理上如此,道义上也应至于此。我在长安街目睹了学生和市民阻截军队,没有在广场上坚守到最后一刻。多年来,我内心很敬佩留守在纪念碑的那些英雄,尽管他们默默无闻。在我内心,他们超越了某些学生领袖。柴玲等几个学运领袖能够坚守到最后一刻撤离,其他清场前离开的学生领袖和学生,就完全没有资格从道义上谴责留守者。一些学运领袖硬要把清场流血的假想,往道义方面扯,这是别有用心的严重误导。18年了,一些学运领袖偏要假设历史,以证明自己选择撤离广场的一贯正确,永远维持学生领袖的伟光正形象。一旦这些人嗅出哪天在中国大陆从事民运不再有坐牢的危险,并有政治投机的可能,这些人摇身一变就会以“学生领袖+成功人士”的面目,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而那些死者和受伤害者却被慢慢淡忘。历史总牢记领袖的名字,群众总是沉默的大多数。以民主为诉求的社会转型,不应该如此残酷、健忘。
   我不想依据柴玲情绪极为不稳定、场面混乱的事实,为她辩护。柴玲坚守在纪念碑最后一刻的瘦弱身影,证明了一切。这就足够了。
   打压柴玲等人,还有其他目的。
   其一,部分学生领袖(留在大陆和流亡海外者,包括个别黑手)为争夺海外的六四资源。
   事实证明,一些学运领袖在海外很快完成了原始积累。而有些人跟风,竟然说“个人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没错,他们是有选择的自由。但是,他们的原始积累,莫不打着“六四英雄”的王牌在西方社会轻易地获得。因此,这些“六四贵族”当然有义务回馈中国民运,帮助陷在困境的战友。不管什么原因,反正柴玲是消失在海外民运的视线里。
   其二,掩饰部分北京学运领袖不便公开言说的心理。5月23日前,北高联号召广场学生撤离广场。同时也意味着北高联失去了在学生(特别是外地大学生)中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而更为激进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迅速崛起为新的“权力核心”。北高联自愿站在核心之外。事后证明清场并没有发生集体屠杀,所以,某些北高联领袖为他们当初错判民运形势寻找心理补偿和借口。因此,柴玲“别人流血,我活着”的录音,成为名正言顺、正气凛然的打压武器。 “公报私仇”泄私愤是他们的目的之一。事后追认自己为英雄,最终目的是在西方国家彰显自己的英雄形象,以在海外获得更多的利益资源,是目的之二。一箭数雕。这都是六四后几年他们才学会采用的压制策略。
   他们当初没有想到,在他们撤离之后,“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盘踞的纪念碑,居然成为政府、戒严部队、外地学生和北京市民,乃至全国、全球最为关注的焦点。四君子绝食,更让天安门广场吸引住理性的目光。他们都没有想到,在四君子成功斡旋下,留守的3、4000学生成功撤离了广场。
   通缉的21个学生,那是中共定的名单,不全是学生认可的领袖,哪怕是振臂一呼被几个学生拥戴的领袖。王丹承认:谁有胆量站出来谁就是学生领袖。严格讲,北高联常委并不是经过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的。18年来,把中共定的“学生领袖”当作被普遍认可的领袖,这是最大的误区。再者扳着手指头算算,今天,21人中有几个还站出来为中国民运鼓与呼?大浪淘沙,21个标兵名副其实的,屈指可数。固然,北京前期的游行、绝食都是北京学生发起的,为各地高自联成立、绝食、游行起了巨大的示范效应,但是,北京学生 “垄断”六四资源,也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最后坚守在天安门绝食现场、纪念碑的学生中,北京学生有多少?多方证据显示,主要是外地学生。六四后各地学生领袖都有坐牢的。秦城监狱是监狱,外地的监狱也是监狱。监狱没有等级,坐牢也没什么好炫耀的。回头来看,既然你是自愿当群众领袖的,坐牢几乎是必然的下场,但不是就该坐牢,罪在当局。不能依靠 “领袖”头衔,永远坐享其成。应该消除封闭圈子和狭隘地域的中共式思维意识。八九民运属于学生,也属于工人、市民和社会各个阶层;属于北京,也属于全国各地、香港和台湾以及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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