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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共,还是反专制?

   并不喜欢使用这样的题目,只是因为海外流行这类词语,不得不随俗。所谓反共,就国际思潮而言,应该跟冷战时代有关。而在中国,则跟历史上国共两党的党争有关。八0年代之后,尤其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对大陆的专制体制不满的海外华人,依然使用反共一词,可能是因为话语上的匮乏。反共一词不仅过气,而且内涵十分含糊。究竟是反对共产党?还是反对所有共产党人?究竟是反对共产党的专制?还是反对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究竟是反对共产主义?还是反对以共产主义为名的封建主义?虽然这个词在政治上似乎是明确的,是反对执政的共产党。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假如共产党不执政了,还反不反?那么问题又只能变成,是反对共产党的执政。为什么?应该是因为共产党专制。那么,一旦共产党不专制了,还反不反?于是,问题又归结成为,是反对共产党的专制。但专制并不是共产党发明的。前有历代封建王朝,后有同样专制只是程度不同的国民党。共产党当年登上历史舞台,又恰好是从反对专制开始的;起先是反对专制的孔儒文化,后来是反对专制的国民党。这就是说,不管是什么党的专制,都应该在反对之列。假如问题从逻辑上推到这一步,显而易见,所谓反共一词的确切涵义,其实是反对专制。
   
   在一个民主的政治空间里,类似于反共这样的词语和思维,是不会出现的。因为在逻辑上不成立。比如美国两党执政,不会出现反共和党或者反民主党这样的词语和思维。民主政治的话语和思维,是多元的,而不是黑白分明的。一个民主党员很可能会投共和党人一票,而一个共和党人,很可能会站在民主党立场上发言。黑白分明的思维,不是民主文化的产物,而是专制体制和专制话语的特色。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叫做“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黑白分明的思维方式,过去曾经叫做对立统一,由此滋出斗争哲学,骨子里是一种充满暴虐倾向的专制文化。这种专制文化的特征,一是封闭,从逻辑上自成一体,僵化,排他;二是不宽容,非把所反对的对象置于死地不可,没有任何调解余地。三是经常走向极端化和妖魔化。这种文化最为典型的教科书是《封神演义》。从这种文化中产生的革命,最为典型的是洪秀全的天平天国,孙中山的江湖起义,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和文化大革命。
   
   中国的专制文化传统,历史最为悠久。专制不仅是一种制度,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还是一种文化,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心理创伤,一种集体无意识创伤。简而言之,是一种文化的、心理的、精神的病菌。不认同共产党,是容易的;共产党人当中也有许多不认同的,尤其是80年代末以后,世界上真正相信共产主义的人数已经很少很少了;不认同专制制度,也不难;尤其是在当今民主政治成为世界潮流的背景底下。但要在文化上、心理上和精神上走出专制的阴影,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海外的华人世界里,不仅有政治上反共、文化上却不反专制的学者;更有政治上反共,心理上、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却如同毛泽东时代的统治者一样专制的所谓异议人士,人权斗士。反共不反专制,不仅成了一种古怪的政治运作,而且成了一种古怪的文化现象。

   
   反共不反专制,与其说是对共产党的不认同,不如说是对共产党执政、对共产党专制的嫉妒。尤其是一些国民党人,他们在政治上的愤怒,不是因为专制,而是因为专制成了共产党的特权,因为一九四九年以后,共产党剥夺了国民党的专制权力。正是因为如此,一旦专制政治告终,他们情愿跟依然专制着的共产党合流,也不愿向民主政治表示自己的敬意;他们情愿将愤怒转移到由民主政治产生的执政党头上,也不愿意将愤怒投向专制政治。可见,不反专制的反共,是靠不住的。同样,只反国民党不反专制,也是靠不住的。台湾的李敖就是一个明证。
   
   把反共变成反对专制,应该成为所有争取民主人士的共识。唯其如此,才有可能走出党争的阴影,走出黑白思维的阴影,走出专制文化和专制病菌的阴影。在反对专制的行列里,不仅包括非执政的各种党派,也同样包括执政的共产党。反对专制的人们,应该把共产党看作是一个反对专制结束专制的争取对象,帮助共产党回到当初闹革命时的反对专制立场。当今人们反对专制的种种言论,共产党当年几乎全都讲说过。更不用说,许多共产党人,至今依然对专制持反对和批判的立场。反对专制,并不就是反对共产党。
   
   把反对专制和反共混为一谈,从逻辑上说,恰好是非常专制的。虽然共产党至今没有改变专制体制,但有志于把中国大陆的专制政治变成民主政治的人士,应该首先从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上,走出专制文化。共产党今天没有改变政治体制,不等于说明天也不会改变,不等于说永远不会改变。即便不相信他们会改变,也不能从逻辑上、从历史走向上认定,他们永远不会改变了。把共产党锁定在专制体制上的思维方式本身,就是一种专制思维。事实上,历史早已证明,把专制政治转变成民主政治的,恰好是本来实现专制的执政党。前苏联和台湾,都是这么转变的。无论哪一个党,无论是执政的还是在野的,无论是有权的还是无权的,无论是有话语的还是没有话语的,都有将专制政治转变为民主政治的权利。任何一种认定某个执政党没有希望走出专制体制的话语,都意味着对其摆脱专制的权利的剥夺。就像人人都有生存的权利一样,每一个政党都有不专制的权利。
   
   民主政治首先不是从权力中产生,而是从权利中产生的。美国的开国者们,因为在《独立宣言》中强调了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才得以建立起了民主的政治体制。专制的权力是不予认同的,而不专制的权利,却是必需尊重的。这不仅是一种民主的思维方式,而且也是建立民主的文化空间的必要前提。
   
   要让中国的专制政治转变成民主政治,必须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与之相应的文化空间。倘若以黑白分明的专制思维反对专制的执政党,那么彼此永远也走不出专制的文化。国民党是从反对满清的专制开始的,而共产党又是从反对专制的国民党起步的,结果全都陷入了专制的轮回。这与其说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天生太专制,不如说是这两个党没有摆脱专制的思维方式,没有走出专制的文化空间。假如今天的反共人士依然按照这样的方式反对共产党,那么结果还会是继续专制的轮回。
   
   以专制的思维方式反对专制,与专制的统治者镇压专制的反抗者一样,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造成的,不是宽容,不是和平,而是紧张和恐惧。即便是以和平的方式使用黑白分明的专制话语,也同样不是宽容,也同样会走向恐惧。任何一种信仰,无论在不信仰的人看来是如何的荒唐、如何丧失了历史的合理性,都是一种自由,都是一种权利。反对专制并不意味着要求他人改变信仰。在一个民主的文化空间里,任何信仰都应该得到尊重。
   
   由此可见,反对专制应该从反对者本身的不专制开始,应该从反对者本身对他人权利的尊重开始。反对他人的专制是容易的,反对自己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上的专制,是不容易的,但也是更加实质性的。中国历史的走出专制,应该不是以政权的改变为标志,而是以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的改变为转移。数千年的王朝更迭和近百年的政权易手,为什么至今没有改变专制,就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没有从专制文化中真正摆脱出来。专制的执政者需要不断地制造恐惧维持专制,反对专制者又以恐惧的方式反对专制的执政者。恐惧既是专制的产物,也是专制得以不断继续的心理前提。暴力革命是一种恐惧,话语暴力也是一种恐惧。两者在专制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上,是完全一样的。反共是不需要学习的,但反对专制,却是需要不断学习的文化课题;对于在专制的桎梏下挣扎了数千年的中国人来说,还是个历史课题。
   
   共产党要结束的,不仅是该党的专制,而且还有沿袭了数千年的整个一部专制历史。这与其说是共产党的责任,不如说是所有中国人的努力。这样的努力包括人们思维方式和心理定势的改变。尊重执政党的不专制权利,和不认同其专制权力,是一样的反对专制。尊重权利,不管是什么人的权利;警惕权力,不管是什么样的权力。就反对专制的权利而言,反对者和执政者是站在同一地平线上的。将来的文化空间,应当从这样的地平线开始。
   
   
   2005年9月22日早上写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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