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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第三空间—兼论从双向同构到“三生万物”


   在完成《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历史备忘》一著之后,我回过头去重读那封致《读书》杂志的公开信时,发现有必要就重建人文精神的可能性作一个更为深入的阐述。因为仅有精神的重建,而没有重建的空间,那么重建人文精神依然会变成一句空话,会变成一种人人都可以说但人人都可以无视的漂亮姿态。就好比鱼必须在水里才能存活,人文精神必须在一种可能性空间里才得以重建。这种可能性空间即是我在本文中论说的第三空间。
       
   所谓第三空间,乃是介与权力话语和反对派之间的自由空间。这个空间既不是权力话语的反对派,也不是权力话语的反对派的反对派,而是独立于权力话语和其反对派之外的第三话语空间。在一个具有活力的充满创造性的文化格局里,在权力话语和反对话语之外,必须还有一个第三话语,三语并立,才使人文的重建和历史的创造成为可能。
       

   无庸置疑,这种第三话语空间的确立,不是基于权力话语的恩赐,而是在于思维方式的根本改变,从单向的斗争哲学,改为双向的同构思维。所谓同构,实际上就是同创,亦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双赢。我在致《读书》杂志的公开信里曾说:
       
   当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在跟外面的世界进行国际接轨的时候,国与国之间的事务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是不能动辄诉诸斗争哲学的。国际事务早已不是我全赢你全输的一百比零的单向斗争关系,而已是诸如百分之五十一比百分之四十九那样的双向协商关系。
       
   事实上岂止是国际间的事务,几乎所有的双边关系,动辄诉诸斗争哲学的历史应该终结了。人类的文化也罢,国家的健全也罢,民族的进步也罢,假如要想有所创造的话,就不能再停留在斗争的陈旧方式上,而应该转入同构的与时俱进方式上。
       
   正是基于双向的同构方式,基于双向同构的思维,使第三空间的确立有了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共同前提,有了哲学上的共识。过去的对立统一也罢,合二而一也罢,黑格尔的正反合也罢,实际上都是一种单向度的封闭的哲学,而不是双向度的开放的哲学。以前由于哲学上的封闭性,导致了实际运用当中的斗争方式,导致了文化上没有宽容余地的方式,动辄便是单向度的你死我活,而不是双向度的你活我也活。其实,双向度的开放性哲学,早在老子的《道德经》里,就已经说得明明白白。那就是几乎人人皆知的名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在一生出二之后,不是为了回到一。因为二不是为了统一而生出来的对立,而是为了继续生出三来的同构。以前的哲学,问题出在一生出二来之后,马上把二确认为对立,从而通过对立,回到统一,回到一,回到唯一独尊,回到唯我独尊。飞龙在天之后,尚且有个亢龙有悔,可是唯一独尊和唯我独尊却从不后悔。以前的哲学,从来不向二生三进化和过渡,而总是人为地打断二向三的进化,人为地窒息三生万物的可能性。
       
   我曾经在《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亦即论《红楼梦》一著中,以上帝造亚当,从亚当的肋骨里继续造出夏娃,然后蛇引诱夏娃吃禁果,最后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开始人类历史的故事中,指出蛇在三的位置上的创造性。又以女娲炼石炼出顽石贾宝玉,贾宝玉作为神瑛侍者给绛珠仙草浇水,然后又以木石前盟对金玉良缘,指出薛宝钗在三的位置上进入引出整个故事的“三生万物”意味。在此,我想进一步阐发三的意味。三不是一个简单的序数,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化位置。因为万物不是在一的位置上出现的,也不是在二的对立中派生的,恰恰是在三的确立之后产生的。三,是个创造的位置,是进入可能性空间的一扇大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总是停滞不前,或者说不断地陷入历史的循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三的被拒绝和三生万物的被阻断。
       
   中国历史上有无数次机会可以允许三的存在,然而三最后总是落入被消灭的境地,从而导致万物无以激活和历史无以生长。其最早的历史成因,我在历史小说《商周春秋》的自序中有所论及,并将在以后的文化历史论著中进一步阐发。而其最近的一次教训,便是三在中国晚近历史上与中国文化复兴的失之交臂。我指是五四新文化这一历史契机的得而复失。
       
   五四时期对儒家的激烈反对,不是没有历史合理性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每一次对具有强烈的话语权力意味的儒家的反对,最后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对儒家的肯定上,以致时至今日依然还有诸如新儒家之类的历史余音?我的看法是,对三的拒绝已经进入整个民族尤其是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创伤。不仅权力话语者拒绝三的存在,而且话语权力者也拒绝对三的思考。所谓的新儒家,说穿了乃是话语权力递给权力话语的一个香喷喷的热吻。这是在新在历史条件下一些茫然于中国晚近历史的学者,对当年五四精神的某种反动。
   在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曾经出现过对三的讨论,或者说,三的意识曾经有所觉醒,但最终没有成为一种历史的潮流,没有获得历史的合理性,没有获得存在的历史许可证。当时所谓的第三种立场,第三种人,其背后的文化意味不仅没有得到重视,反而遭到了嘲笑。无论是当政者,还是反对派,包括反对派中的文化主将鲁迅,都不以三为然。鲁迅虽然具有深刻的历史洞见,但鲁迅也没能跳出传统的思维定势;鲁迅虽然首创了国民性批判,但鲁迅最终也没能完全摆脱集体无意识创伤的缠绕。这既是对三的漠视,也是二本身的悲剧,也是反对派的历史悲剧。无论是对于权力话语的一来说,还是对于话语权力的二来说,三的存在都是不可或缺的。一旦三不存在了,那么二的反对必然陷入对一的认同。这种认同虽然是悲剧性的,但骨子里又是喜剧性的,就像新儒家那样,是一种在权力话语面前的撒娇。历史上的激烈反对和愤怒批判,最后都不约而同地会演变成娇滴滴的认同,从而使二半推半就地投入一的怀抱。就连五四新文化的批判,最后也变成了对一的认同。
       
   因此,要真正重新阐发五四的新文化精神,绝对不能回到儒家,也不能回到所谓的道家,而应该回到老子,回到老子的《道德经》。所谓的道家,掺入了许多韩非子的因素在内,与老子的《道德经》相去甚远。我想,这也即是我在公开信里所说的那段话的涵义所在。我说,重建人文精神乃是—
       
   每一个生命个体在极权传统和极权话语下的自我确认和精神放飞。这是一种回到生命本身的努力,用老子在《道德经》里的说法叫做,“返者,道之动”。重建人文精神非但不是赶时髦赶潮流的学院竞赛,也不是西方著名人文学者艾赛亚。柏林所批评的那种缺乏历史意识的相对主义和机会主义,而且恰好是对古典时代的体味和回归。
       
   这同时也是其中另外一段话的意味所在:
       
   这样的回归当然意味着对历史文化的重新审视,对集体无意识创伤的精神修复。个体的每一步回归,无不意味着对群体在精神上和心理上的种种病痛的深切体味和自我医治。一个民族的精神历史,通常就在这样的回归中向前展开。对历史的精神承担,其实正是在个体的自我回归中实现的。
       
   要实现个体的自我回归,除了个体本身的努力之外,便是第三空间的确立。第三空间的确立,既是个体自我回归的结果,也是个体自我回归的逻辑前提。个体的自我回归,必将导致第三空间的需求。而第三空间的有无,又决定了个体自我回归的是否可能。在鱼和水之间,假如说回归的个体是鱼,那么第三空间则是相应的水。
       
   稍稍考察一下老子和孔子的文化位置,人们就可以发现,老子的《道德经》是一种第三空间话语。《道德经》既不是当时的权力话语,也没有丝毫话语权力意味。相反,孔子所作的《论语》也罢,《春秋》也罢,《易》辞也罢,甚至对《诗经》的删选也罢,都是向权力话语或者看齐或者认同或者校准彼此之间距离的话语权力话语。孔子话语与老子话语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所选择的发言立场或者说发言空间的不同。孔子不仅以权力话语为发言的着眼点,而且为取得权力话语的认同奔波了一生。这和老子什么都不想说,最后被人逼着说了一番话全然不同。至于他说了之后人们听不听,当不当回事,老子根本不在乎。说是一种自由,听也是一种自由。老子话语没有强迫人听的话语权力意味。但孔子话语,尤其到了孟子,却不许别人不听,连王者都得听,不听不行。孔孟话语说到后来甚至专横到了想要剥夺人们不听的权利。就话语空间而言,老子话语是第三空间话语,而孔子孟子话语却从一开始就是第二空间话语,具有鲜明的毫不含糊的与权力话语相应的话语权力指向。非常不幸的是,后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孔孟话语情结。直至今日,依然旧习不改。无论是新儒家还是新左派,骨子里都是为王者言。
       
   假如可以用话语空间作为文化历史的座标,那么先秦诸子各自的话语空间所在就一目了然了。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庄子话语当然是权力话语持有者无法占用的;但帝王之术里通常所谓的黄老之术,却被人们误以为是对老子《道德经》的运用。事实上,人们经常运用的并非是真正的老子思想,而是韩非子的权术思想。为什么几千年来的学者也罢,思想家也罢,总是从韩非子的立场理解老子,其原因就在于,舍此无法将老子话语纳入权力话语或者话语权力体系。老子思想当中最重要的关键话语,诸如“返者道之动”,回归婴儿,无为而治,小国寡民,不仅难以为权力话语持有者所选用,而且无法让深具王者师情结的中国知识分子所理解。把老子的第三空间话语误读成第二空间话语,可能是老子《道德经》问世之后最为反讽的一个文化现象。当那个守关者硬让老子留下一部《道德经》时,他不会想到老子为什么不想说的原因所在,他不会想到老子即便说了,后人也不会听明白的。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专家学者们,不从韩非子的角度,似乎无法理解老子似的,唯有将老子说成了韩非子,大家才能心领神会。由此可见,第三空间一旦丧失,就连阅读其话语的可能性也跟着消失了。而要读懂老子《道德经》,一个首要的前提就是回到第三空间。
   由于孔子孟子的努力,使中国文化历史上的第三空间缺如,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历史事实。这样的事实是如此的顽固,以至五四新文化的兴起都没能最终取得历史性的突破。五四的新文化话语,在最初的时候,是具有第三空间性质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由于来自北方那个邻国的影响和某些江湖气十足的所谓革命家基于权力野心导致的历史选择,也由于新文化创建者当中诸如陈独秀那样的文化领袖对那个北方邻国的盲目崇拜,最后断送了五四新文化成为第三空间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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