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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的黑白思维和情绪著史

   比起余英时先生的胸有成竹,鲜有轻妄之举,夏志清先生的即兴而发和信口开河,名闻遐迩。用美国人的话来说,是个出名的大嘴巴(Big Mouth)。比起他的同代学者钱钟书在毛泽东时代谨小慎微地战战兢兢过活,夏志清仰仗美国的民主制度和美国大学的自由环境,快乐和幸福得无以复加。钱钟书著书立说,与其当年写作《围城》时尽情尽意的嘻笑怒骂截然相反,小心得不能再小心,就连书名都以《管锥篇》自谦,一句大话都不敢说。这在夏志清的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却是手舞足蹈,爱怎么个过瘾就怎么过瘾。学术写作有点性情,本也没什么不妥。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文采飞扬,顾盼神飞。即便是相当严谨的哈罗德·布鲁姆,其《西方经典》也不乏激情澎湃的时候。然而,夏志清并没有勃氏和哈氏那样的才情,也没有这二位批评家的文化视野。夏志清在著述中激动起来,一不小心就会变成胡闹般的任性。
   
   假如以文章穷而后工的标准来衡量,那么夏志清先生的著述实在是太“富”而后乱了。看来,人生没有点磨砺,不仅诗文上难以有成,即便是学术上也会流于浮光掠影。夏志清的文字,与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说话一样,总让人感觉被什么人宠得不行。不过,他一旦进入对作品的认真体味时,也经常会有些独到的心得,写出一些相当可意的感受。
   
   夏志清的《中国小说史》,其中最为精彩的段落,是有关鲁迅《故乡》和乔伊斯《死者》的比较。台湾曾经有人在《抖抖擞擞过日子--夏志清教授和〈中国现代小说史〉》一文中,有过详细论说,此处不赘。从夏志清的这段论说,可以看出其在小说赏析上还是相当有眼光的。这当然与其说是学术训练所致,不如说是拜天所赐。

   
   可是,夏志清只要一讲到触动心绪的人物,就会情绪得不行,任性得无以自控。他会断定鲁迅“在一九二九年向共产党阵营投降”,会把张爱玲与陀思妥也夫斯基相提并论。夏先生一旦任性起来,黑白分明到了令人惊诧的地步。鲁迅因为被他判定投降共产党,所以为他所不齿;而张爱玲因为在大陆的文学史中遭受到了不公平待遇,所以他故意将其捧得几乎要高过曹雪芹,将张爱玲的《金锁记》誉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笔者曾将张爱玲比作从《红楼梦》大观园里掉到上海滩上的一个女子,及不上林黛玉那么孤傲高洁,至少也带有点那样的灵气。但无论是张爱玲其人,还是张爱玲小说,都与伟大无关。不知道夏志清评说张爱玲的如此用词,是汉语翻译上的错误,还是本来就是那么误用的。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以伟大来形容张爱玲小说,在张爱玲本人那里是绝对通不过的。这个词用林黛玉的说法,不仅俗气,而且浊气。伟大一词,理当用到贾政一类的男人身上,连贾宝玉都不想要的。夏志清不妨将这词转手给余英时,让他用到朱熹身上去。
   
   夏先生基于其反共立场,对鲁迅的“投降”嗤之以鼻是顺理成章的,尽管事实上鲁迅只是受左翼文学影响,并没有投降,而且还跟被他称之为四条汉子的共产党文人有过很激烈的论战。夏志清选择投降一词,不过是相当任性地表明他对鲁迅的左翼倾向不喜欢罢了。与此相反,夏先生对张爱玲却是喜欢到了几近崇拜的地步。夏志清对张氏小说的惊人倾心,未必全是审美上的原因所致。细读夏先生公布的张爱玲写给他的十封信,可以看出夏先生之于张爱玲,多多少少带有一种苏州小阿弟对上海老阿姐的崇拜。这种心理是相当微妙的,不是通过任何文学理念或者学术训练可以察觉的。上述提到的那位台湾作者,倒是意味深长地点到过夏先生的这种微妙,说是在张爱玲的人生中,“遇到过两个知心的男人,一个是胡兰成,一个是夏先生,而夏先生又怎能是胡兰成能比的,他从来不曾对张爱玲负心过。” 夏先生当然不是胡兰成那样的白相人可比的,不管怎么说,夏先生毕竟是个性情中人。
   
   夏先生的性情,对于他的小说史写作,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虽然时常流于情绪化,但文学史与文学写作一样,没有性情就会变得极其乏味。比如有关沈从文的小说,假如夏先生没有点性情,还真读不出那样的感受来:称沈从文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他能不着痕迹,在这一方面的功夫,直追中国的大诗人和大画家。现代文学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及得上他。”夏先生还说,沈从文的重要性,在于其“丰富的想像力和对艺术的诚挚”。但夏先生的下面这番评语,却显得不太到位。“沈从文的田园气息,在道德意识来说,其对现代人处境关注之情,是与华滋华斯、叶芝和福克纳等西方作家一样迫切的”。夏先生连举三位西方诗人作家,除了福克纳确实有些近似,虽然沈从文在文学成就上相去甚远,其他二位诗人与沈从文并不如何相干。其实,要说到沈从文与西方文学的相近,只消举出一个哈代就足够了。只是无论在审美视野和创作能力上,沈从文都没有哈代那么精深。
   
   记得施蛰存先生在谈及沈从文时,对笔者说过一番话,大意是,沈从文太不关心现代派文学,几近无知。施先生说,如此怎么可能写好小说呢。施先生的意见当然也是一家之言。以笔者观之,沈从文的主要不足,在于缺乏哈代那样的历史透视力和审美穿透力。比起哈代《德伯家的苔丝》中的女主人公,沈从文《边城》里的小姑娘显得过于飘忽和苍白。夏先生也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一点,说:沈从文过于“田园”,“让自己完全沉溺于理想主义的境界。结果是,写出来的东西与现实几乎毫无关系。我们即使从文字中也可以看出他这种过于迷恋牧歌境界与对事实不负责的态度。”
   
   从夏先生对沈从文的批评中,可以看出,夏先生并非是对现实完全置若罔闻的。可是,夏先生却刻意地冷落了巴金的小说和曹禺的戏剧。尽管巴金的小说在艺术上参次不齐,但其代表作《家》,却是针贬专制文化的一部力作。曹禺的戏剧也并非每一出都出色,但其成名作《雷雨》,足以与巴金的《家》相媲美。
   
   夏先生可能是在美国这样的民主社会生活得久了,对专制和专制底下的人们之于专制的反抗,丧失了敏感。与在专制底下讨生活的钱钟书变得极为世故不同,在民主国家幸福惯了的夏志清,像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夏先生的这种性情跟八十年代的胡耀邦倒是十分相近,只是胡耀邦没有福气享受夏先生那样的轻松,率性而活,郁郁而终。同样二个孩子气十足的人物,共产党人胡耀邦,与专制斗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而美国教授夏志清,却在一部煌煌《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于专制的黑暗不置一词。让夏志清看得上的小说,要么是张爱玲那样精致的,要么像沈从文那样飘忽的。假如像巴金和曹禺那么沉重的,夏先生赶紧躲得远远的,顺便还投去不屑的眼光,因为他们臣服了共产党的缘故。
   
   与沉溺于朱子哲学的余英时茫然于女性世界相似,夏志清小说史著述的盲点,在于现代小说中的专制批判和精神挣扎。夏志清能读出鲁迅《故乡》与乔伊斯《死者》的韵味,却读不懂鲁迅在《野草》里的挣扎。也是这样的盲点,导致夏志清会将张爱玲与陀思妥也夫斯基相提并论。不知夏志清有没有在张爱玲生前与作者本人讨论过这种提法,相信假如讨论过的话,张爱玲一定会大惑不解:志清,侬哪能可以拿我搭仔伊个神经兮兮的俄国人讲到一道起啦?
   
   夏志清的这种误读,与其说是他不懂张爱玲,不如说是他不懂陀思妥也夫斯基。夏志清读沈从文是省力的,但他无论读张爱玲还是读陀思妥也夫斯基,都会读得很吃力。以小阿弟的天真,岂能读懂老阿姐的心思?而以一个始终长不大的学生仔心态,又怎么可能理解《罪与罚》中那个杀了人的大学生是怎么回事?须知,就是张爱玲读陀思妥也夫斯基,都会产生很大的障碍。张爱玲的身世再贵族,在精神上也贵族不到陀思妥也夫斯基笔下那个《白痴》的地步。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写作不是从闲得无聊的生活中生发出来的,而是从死囚、从刑场起步的。张爱玲深不可测的世故,比起钱钟书《围城》里的洞明是不相上下的,可是比起陀思妥也夫斯小说的狂放深沉,旷野呼告,实在算不得什么。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在《红楼梦》里是作为一种反讽说出来的。
   
   假如可以将张爱玲比作大观园里的哪个女子,那么比较接近的,应该是探春。只是张爱玲在气质上比探春还要软弱一些。夏先生以伟大形容张爱玲小说,充其量不过是向读者表明了,他是如何地崇拜张爱玲;不仅是小说,还有老阿姐本身。从这层意义上说,张爱玲确实可以感到欣慰了。虽然被胡兰成一负再负,最终还是得到了夏志清那颗痴心。比起胡兰成那个白相人,夏志清几近少年维特;虽然是苏州特产,但苏州有苏州的糯味。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虽然不过二流之作,但毕竟关涉生气勃勃的文学世界,而不是朱熹一类死气沉沉的过气人物。在毛泽东的闭关锁国时代,在充斥着僵硬的官方文学史的前提之下,夏志清此著,至少是另外一种声音。读夏著最好的办法,是对照毛泽东时代的官方教科书。读者一定会发现非常有趣,这是两种不同的偏执,凡是在官书里是黑的,在夏著中都是白的;反之亦然。不过,等到这样的时代过去,官书也罢,夏著也罢,都会渐渐地被人遗忘的,都会作为一种历史、而不是作为一种学术,保留在文学系的书架上。
   
   毕生反共的夏志清先生,其实应该感谢共产党。没有共产党把中国人关死在国门内,哪有夏志清的独占鳌头机会?可能正是这样的原因,许多在美国留学的台湾国民党文化人,兴冲冲地赶回大陆光宗耀祖;生怕去晚了大门又会关上似的,赶着去享受一把高级华人的乐趣。在这一点上,夏志清倒是与余英时一样有底线。夏先生确实是个性情中人,符合写文学史的条件,学问也够,只是在视野上、在才气上,还有待继续厉练。活到老,学到老。没什么难为情的。
   
   2005年9月13日写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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