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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电影和流氓美学批判

一、张艺谋电影的流氓美学特征
   论说张艺谋电影、尤其是他近斯所拍的古装电影并非乐事,假如你想保持一个轻松愉快的心境,假如你不想让自己陷入一种浮躁混浊的氛围。波兰导演基斯洛夫斯基的电影,会让人沉浸在无以言说的诗意里;瑞典导演伯格曼的电影,会不知不觉地把人变成一个哲学家。但看张艺谋的近期古装电影,感觉就像不小心走进了一个虚假的塑料世界。
   谈论张艺谋电影不能以西方电影尤其是欧洲电影为参照,就好比在教堂里不能乱吃人们通常在电影院里捧着的爆米花一样。曾经在欧洲一些电影节上获奖的张艺谋电影,在美学上与欧洲的人文传统却是格格不入的。张艺谋电影所展示的,完全是一种中国式的美学,准确地说,是中国式的流氓美学。

   中国式的流氓美学,不仅具有江湖起义、草根造反、尤其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背景,而且还有着以演义小说为主要审美对象的美学传统。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美学传统,无论对创作者还是对中国观众而言,全都既是流露在其意识层面,又渗透在其无意识之中的。
   1红色中蛰伏着欲望的嚣张
   凭心而论,当年张艺谋电影刚刚出现在银幕上的时候,并不像他近期的古装片那么令人不齿。《红高粱》的隆重放映,不仅轰动一时,而且与陈凯歌的《黄土地》一起,被看作是中国第五代导演崛起的一个标志。无论就内涵还是画面而言,其大胆、其新颖,都是此前中国电影所不曾具备过的。在《黄土地》中担任摄影的张艺谋,到了《红高粱》里摇身一变,成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导演。
   然而,即便在张艺谋极为成功的处女作《红高粱》里,人们也可以发现,不是精神上的标高,而是欲望的强烈,聚焦在影片讲说的故事里和画面上。当时,中国观众无一不为影片的大胆所震撼。只是那样的大胆,是大胆在如何让轿夫们使劲摇晃新娘上,大胆在如何让一对私情男女在高粱地里的交媾上,大胆在如何朝酒坛子里撒尿的粗野上,大胆在如何展示活剥人皮的残忍上。那样的大胆与其说意味着反抗,不如说积蓄了太多的压抑。鲁迅当年那句“沉默呵、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灭亡”,在《红高粱》里变成了,压抑啊、压抑,不从压抑中排泄出来,便在压抑中阳萎过去。因此,渲泄压抑已久的里比多,乃是《红高粱》的主题意蕴,也是在被压抑得不成样子的中国大陆观众身上获得巨大共鸣的根本原因。整个影片的心理意像,乃是男性阳物的勃起。《红高粱》之红,是一种勃起的鲜红。
   这种鲜红背后的人文内涵,是由张艺谋接下去的两部影片阐述出来的。一部是《大红灯笼高高挂》,一部是《菊豆》。从表面上看,一部写的是地主的性生活,一部写的是农民的性压抑,但在骨子里却殊途同归地指向黄土地上那种充满肉欲和占有欲的性饥渴和性满足。在《大红灯笼》里的那种满足,是以《菊豆》中的饥渴作注解的;而《菊豆》中的饥渴,则在《大红灯笼》里获得了满足。假如可以基此解释中国历史,那么就是,《菊豆》是革命前的状态,而《大红灯笼》则是革命成功后的生动写照。说来说去,无非就是,不革命就没得操,革命成功了就尽情地操。假如把这样的意像写成诗歌,那么就是,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就此而言,《大红灯笼》和《菊豆》不管怎么说,还真的是说了实话,说了真话。流氓美学和痞子运动,彼此相得益彰。今日是农民,明天就可能变成地主。今天睡在山沟沟里,明天就可能躺到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上去。农民的阳具也罢,地主的阳具也罢,流出来的都同样是象征着占有和泄欲的精液。这是根本不需要捂着被子、或者点亮灯笼、都完全可以明白的图景。
   从《红高粱》到《大红灯笼高高挂》和《菊豆》,张艺谋以其特有的流氓美学道出了些许历史的真相。这与其说是基于张艺谋具有批判意识,不如说是流氓美学和痞子运动本身,具有天然的同构性。张艺谋也许本能地意识到这样的同构性,当他从历史中跳入现实的时候,马上变得非常紧张。因为他明白,跟历史上的抽象人物开个玩笑,就算出格一点,也不致于伤及自身;但倘若跟现实的权力作对,弄不好很可能成为艺术烈士。美学上的流氓心理和艺术中的英雄气概是有明显区别的。英雄不懂得进退,不屑于察言观色,而流氓却知道什么时候该端一端牛皮哄哄的架势,什么时候该钻一钻别人的裤裆;美其名曰,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阿Q再勇敢,也不过是欺负一把小尼姑。张艺谋的勇猛是相当有限的。一旦面对现实世界,张艺谋立即收起了张狂的模样,以如履薄冰般的谨慎,制作一部部十分乖巧的影片。且不说其它,即便从他那些影片的片名上,都可以看出他是如何的小心翼翼。那些个片名,有的叫作《有话好好说》,好像是生怕说重了会惹官家生气;有的叫做《一个都不能少》,感觉像是在承诺有朝一日解放全人类的时候一个都不拉下似的;有的干脆叫做《幸福时光》,与一部叫作《阳光灿烂的日子》的牛皮影片互相呼应,展示出一张因为成功而幸福得晕头转向的脸来。
   张艺谋的这种从籍历史发泄欲望到面对现实乖乖巧巧地好好说话的转折,发生在那部皇顾左右而言他的影片《秋菊打官司》里。这是张艺谋当年的当家花旦巩利演得最为本色因而也最为成功的一部影片。在这部影片里,张艺谋似乎是凝聚起了全身的力量,说出了一句话,叫作,“讨个说法”。这句话的模梭两可性,可以作出截然不同的解释。既像是平民百姓面对官府所制造的不公作和平理性的抗争,又像是一声息事宁人般的劝告,劝说所有的受苦受难者们不要胡来。这句话听上去很顽强,仔细想想又觉得很聪明。如此的老到,绝对不是一个初出茅庐者的语调。借用一个官家的语汇,张艺谋在《秋菊打官司》里变得稳重了,成熟了。大凡草莽造反和黑帮打天下,似乎都有这样的历程和这样的特征;开始的时候风风火火,看上去像个亡命之徒;一旦有所得手,马上变得稳重起来,成熟起来。早先的那种打打杀杀,迅速地让位于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世故和精明。换句话说,农民的粗野,让位给农民的狡猾。
   《秋菊打官司》里的讨个说法,跟《红高粱》里的“妹妹你大胆地向前走”似乎是大相庭径的,比之于《红高粱》里那种粗声粗气的撒尿喝酒,更是判若两人。这两部影片构成的是一幅不无喜剧性的图画:饥渴的时候,充满欲望的冲动;一旦有所满足,马上变得软不拉塌。这与其说是张艺谋的电影在发生变化,不如说是《金瓶梅》里的西门庆在上演中国男人的行房故事。没有精神支撑的欲望,从满足到疲软,其速度之快,乃是不在张艺谋所属的人文空间里的人们、或者跳出这个空间的人们,所难以想像的。
   当然,这样的疲软是以圆滑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此刻的张艺谋,不再以毛泽东作其下意识的引路人,而是悄悄地把王朔认作了自己的榜样。气魄小了许多,精明多了不少。再说,比起王朔,张艺谋又少了出身北京大院的那种根底,在底气上还略逊一筹。于是,学来学去,最后学成的,竟然是向谢晋电影的悄然皈依。
   2张艺谋学会了谢晋式的团团作揖
   上个世纪的八0年代,上海的文艺评论界曾经对谢晋电影有过非常激烈的批评,不仅指称谢晋电影具有媚俗的好莱坞模式,而且责难谢晋电影在美学上过于圆 滑的那种团团作揖品性,从而由此断言,谢晋时代应该结束。
   张艺谋电影是在这场批评发生后不久,赫然登台的。且不说那场批评是否具有预言意味,至少从理论上和观念上给张艺谋等第五代导演的登场,扫清了道路,致使《红高粱》的面世,比起此前的一些有争议电影,比如说《一个与八个》之类,可说是一帆风顺。当时评论界的批评锋芒所指,与其说是谢晋电影的媚俗,不如说是谢晋电影在权力面前的卑躬屈膝。正是这样的指向,《红高粱》在上海文艺评论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肯定,甚至有人在讨论会上当场表示,这是中国电影界的一个盛大节日。《红高粱》向世人表明了,中国电影不再按照权力意旨--在当时叫作“长官意志”--炮制,而是随着创作者自己的意愿编导。这样的场景,那样的风光,仿佛是昨天刚刚发生的一样。比起今日的《英雄》和《遍地都是黄金甲》,其间的反差之大,令人咋舌。
   正如从《红高粱》一类的探索片看到《秋菊打官司》一类生活片,呈示了张艺谋电影的倒退;从《英雄》和《黄金甲》反观以前《幸福时光》一类幸福电影,又正好倒映出张艺谋从唱着“妹妹你大胆向前走”的造反,到以向秦始皇一统天下致敬的方式、表示自己已然被招安的那个不无佝偻的背影。就武松的面具一扯下,转而就成了黄天霸。其间的再一个过渡,便是警匪难分的《十面埋伏》。《十面埋伏》的秘密在于,野狗正式变成家犬。《秋菊打官司》里的那种扭扭捏捏,羞羞答答,到了《十面埋伏》里成了斩钉截铁的以身相许。
   应该说,张艺谋在向官家托以终身之前,是经过了一番犹豫的。毕竟当初扮演过电影先锋的角色。这番犹豫,当以《活着》为证。
   《活着》可能是张艺谋所有影片中,最具历史批判意识的一部杰作。相类的影片在陈凯歌有《霸王别姬》,在田壮壮有《蓝风筝》。这三部影片既体现了这三位第五代导演的批判能力,又展示了各自的艺术功力。相比于《霸王别姬》的浪漫美丽,《蓝风筝》的沉郁粗犷,《活着》以极其朴素的细节抵达了欲说还休、欲哭无泪的审美境界。无论是演员的表演,还是影片的画面,全都本色本相,却时不时地让人为之动容。张艺谋在《红高粱》和《大红灯笼》里曾经有过的夸张,到了《活着》中自然而然地消失了。中国人在生存上的种种艰辛,在地狱般的世道里的好死不如赖活,在《活着》一片中,被刻画得淋漓尽致。且不说其它,仅是这部影片的命名,就像其原著小说一样的意味深长。所谓活着的潜台词在于,活着的不易,不仅在于生活本身的艰难,更在于有人不想让人活。正因为人家不让你活,所以你要活着。假如张艺谋沿着《活着》的路子继续走下去,很可能会成为跟如今的张艺谋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张艺谋。然而,《活着》的遭禁,使张艺谋电影本身面临了如何活着的选择。
   张艺谋选择了谢晋的团团作揖,为了他的电影事业能够继续活着。这既是他本人的选择,也是被迫的选择。正如看过《活着》便知道中国人是怎么活的,从《活着》的遭禁可以明白,张艺谋在《秋菊打官司》里究竟要讨个什么样的说法。张艺谋很清楚,那样的说法是讨不到的;但张艺谋同样清楚,怎么个活法却是可以由自己说了算的。《活着》里中国人怕死不怕活,拍过《活着》的张艺谋怕活不怕死。因为艺术的活着,得付出生存的代价。而活着的艺术,就是如何把自己一步步地变成行尸走肉。牺牲艺术是换取苟活的首要前提。就此而言,本文指出张艺谋电影的流氓美学特征,并不意味着张艺谋是个流氓,更不意味着张艺谋想要做个流氓,而是感叹张艺谋不得不流氓。在一个流氓空间里要想存活,就得让自己首先成为一个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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