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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精神家园,走向普世写作--《美国阅读》海外版前言

从某种意义上说,此书在很大程度上了却了作者在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重建人文精神的夙愿。值此夙愿了却之际,作者又觉得这与其说重建人文精神,不如说是重建精神家园。这样的精神家园重建既是个人的,又是普世的;既是具有汉语文化背景的,又是足以成为其他语言文化共有的;既是作者自身的一种精神构建,又是其他所有历时和共时的同道者们的共同努力。
   1生命的开花和欢庆
   精神家园不具有乌托邦性质,因为她首先是生命的开花,而不是思考的结果。乌托邦是头脑思考出来的,而精神家园只能经由内心的体悟抵达。精神家园不带任何主义的色彩。精神家园没有主义。精神家园是生命的欢庆。精神家园是纯粹意义、本质意义上的文化,一如文化是国家的本真定义所在。文化最为基本、也最为高级的层面,是生命的。同样道理,国家最为核心的凝聚,是文化的。因此,在生命和国家之间,生命永远高于国家而不是相反。生命的存在,是至高无上的真理。生命之于文化、文化之于国家的真理性,本来是不言而喻的。唯有国家丧失了文化涵义、文化丧失了生命意味,才不得不强调这条不言而喻的真理。语言和言说,是文化最低层面上的、通常是相近似的并且又总是难以企及的表达,有时甚至仅仅是表达的努力。当文化被讲说出来的时候,通常具有成为文明的指向和可能。

   重建精神家园的意指,无疑是相对于精神家园的被毁和丧失。这段历史在汉语文化时空里,由来已久。早在周公建制的时候,汉语文化就面临了被文明化的可能。假如柔软是生命的象征,僵硬是死亡的标记,那么文化的文明化乃是文化由生向死、由软向硬的演化。文化好比无边无际的海洋,历史上的和现在人类正在经历的各种文明,不过是其中一个个的岛屿。在汉语文化历史上,商周之交是一个根本性的转折。商朝之前的汉语世界,文化是清晰的,文明是混沌的。周朝对商朝的战争,给周公建制提供了机会。在周公建制之后的汉语世界里,文明越来越清晰,而文化越来越含混。作者曾在其历史小说《商周春秋》里,以史诗的方式描绘了这一历史转折。这段历史演化到春秋时期,孔子学说的出现以及后来从汉朝开始的儒教至尊地位的确立,标记着汉语文化历史上的周-孔文明在建构上的完成。周-孔文明持续到宋明理学,从精神上走向了终结,但在历史上却如同一条“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以惊人的寿命苛延残喘。
   与汉语文化历史上的周-孔文明相对应的西方文化和西方文明的演变,是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当黑格尔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推向极端,推向绝对理性,奉为绝对精神的时候,西方文明也同样从精神上走向了终结。
   相对于周-孔文明,老子的意义在于汉语文化走向文明化的时候,向那样的文明化指出了丧失文化性的危险,同时又标出了其不可忽略的文化背景,犹如向岛屿提醒大海的存在。作为周朝的史官,老子于商周之交的历史转折洞若观火。作为汉语文化最为本质的人文精神的阐说者,老子的思想和言说直承《山海经》式的混沌和苍茫,展示出一个民族最为本真的灵魂,并为其勾勒出最为准确的精神形象。这个形象以水为特征,与古希腊文化、《圣经》旧约中的希伯莱文化的火性形象,遥遥相望。
   在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的文明之岛下面翻滚着的、不时惊涛拍岸的、潮起潮落的那片汪洋大海,是由从赫拉克利特到海德格尔、从毕达哥拉斯到胡塞尔的哲学家们言说的,或者说,从语言上标画的。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意义在于,在西方文明之岛上向人们指出岛下那片文化的海洋。他们把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那种聚焦于头脑的思考和相应的逻辑传统,折回到苏格拉底和赫拉克利特那样的心灵表达和精神传统,折回到毕达哥拉斯那样的对于有关生命和宇宙之间的对称和对应的思索和体悟。
   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西方当代思想图景上的某些混乱,一目了然。其中,马克斯·韦伯在校正黑格尔以“恶是历史的杠杆”那类断言来肯定欲望合理性的偏颇之时,将资本主义文明的精神动力归结于新教伦理,多多少少扮演了汉语文明历史上的朱熹角色。德里达的反动在于,将具有心灵指向的智慧降低到头脑运作的聪明上。相比于二十世纪的德国哲学家比如海德格尔和胡塞尔或者德语哲学家比如维特根斯坦在哲学思考上的智慧力量,相同或相近时期的法国哲学家诸如萨特、德里达德的聪明,具有一种机会主义的特征。至于萨义德的主张,则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正好互相抵消。
   无庸置疑,以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名字来标画文化和文明,是相当粗浅的。因为文化和文明的更多内容,是远非语言可以表达的。不仅精神的世界最终是不可言说的,就连政治的操作,也经常被诉诸只可做不可说的方式。维特根斯坦的睿智在于,道出了在不可言说的事物面前只能保持沉默的秘密。维特根斯坦是个非常简练的言说者,而他说到最后也是说得最为简练的,也就是这句名言。维特根斯坦的这句名言,可以被看作是非语言的文化海洋和语言岛屿之间的分界线。
   在汉语文化历史上,孔子是岛,老子是海。二者不可等量齐观。在汪洋大海之中构建出一个小岛,是值得嘉许的。但必须指出的是,岛是暂时的,海是永恒的。“五四”文化运动,是周-孔文明之岛在精神上走向沉没的标记。后来所谓的新儒家,与其说是对岛的留恋、是对旧时的依依不舍,不如说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无知和拒绝。新儒家与德里达,可谓异曲同工。相对于德里达的聪明和投机,新儒家的特色是迂腐,犹如《红楼梦》里贾政一类人物。有过“五四”启蒙之后,再以洪秀全的话语方式作乱是可笑的;同样道理,回到朱熹式的儒家立场上去的学说,是迂腐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历史的转折,但不是文化和文明的标画。在语言层面上标画出汉语文化的,是《山海经》,是老子和庄子,是先秦诸子(孔子作为诸子之一子,也同样成立)。这样的标画后来经由禅宗,抵达《红楼梦》。《红楼梦》之于汉语文化的意味,与莎士比亚之于英语文化的意味是同样经典的。如果莎士比亚标记了西方的文艺复兴,那么从禅宗到《红楼梦》,则是汉语文化的文艺复兴历程。汉语文化的历史,可以简单地划分为《红楼梦》之前和《红楼梦》之后。之前向上追溯,经由禅宗到老子再到保留在《山海经》里的始源图景;之后向下展开,经由王国维到陈寅恪,到当今的精神家园重建。汉语文化的人文精神,基本上可以作如此勾勒。循着这样的历史轨迹,汉语文化的精神家园,就有了一个大致的轮廓。
   2在流亡中重建精神家园
   从《山海经》到《红楼梦》,从老子、庄子到王国维、陈寅恪,从赫拉克利特到海德格尔、从毕达哥拉斯到胡塞尔,这是本书在时空上就言说而言所基于的精神座标。假如说,相对于不可言说的大海、言说本身也不过是岛屿,那么相对于以这些言说为标记的汉语世界,生命的存在无疑是更为浩瀚的时空内容,这样的生命内容与自然相对称,由音乐以及其它艺术所呈示。描绘这个世界是可能的,但讲说这个世界是不可能的。在不可言说的精神世界或者说生命文化面前,不仅孔子是看不见的,就连老子也都会消失。
   老子的言说,不是面向大海,而是面对岛屿的。老子的言说,不是面对所有的智者,而是面对孔子那样的聪明人;不是面对商以前的汉语文化,而是面对周以后的汉人社会。相对于周公建立的中央集权和等级制度,老子强调无为而治,强调小国寡民。从某种意义上说,假设当年的周武王听从了箕子的劝诫、假设周公遵循箕子的教导不建立周制,那么老子的言说就是多余的。而老子也不会因此而讲说出一整篇《道德经》来。老子发言的前提,是周朝的建制者没有听从箕子的告诫。一如本书的语境,是精神家园的遭劫和被毁。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精神家园是可以重建的。正如当年老子说完之后远走高飞,今天的重建精神家园,始于在异国他乡的流亡途中。一般说来,文明与制度相联。任何一种文明都离不开与之相应的制度。但文化却不受制度的制约。无论莎士比亚走到哪里,英语文化始终在他笔下。文化是天空里的鹰。这与文明截然不同。文明最亮丽的风景也不过是广场上的鸽子。文明为常见的景观是生存意味十足的养鸡场。鸡群需要制度的关怀和保护。鹰却是孤独的,是任何制度都无以束缚的。政党政治常常企图凌驾于文明之上,但它事实上不过是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并且永远低于文化,不管从事者具有什么样的学历,更毋需说具有什么样的权威。
   精神家园的重建,天然拒绝政党政治的参与和介入。流亡在生存上是艰辛的,但在精神的创造上却是自由的。付出了生存的代价,才能换得存在的可能。付出了生存代价的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获得了存在的辉煌。沉缅于世俗快乐和感官享受的李渔,写出的不过是《闲情偶记》。曹雪芹是汉语文化历史上的存在标画者,李渔是汉语文明历史上的高级生存者。这是二种不同的标高,永远会让后人羡慕。生存者羡慕李渔者可以生存到如此高级如此斯文如此享受的地步,存在者羡慕曹雪芹者可以存在到如此纯粹如此空灵如此孤寒的境界。
   重建精神家园既对照于当下的现实,也预示着未来的存在。存在的诗意,不在于物质文明的外观,而在于生命本身的内省。从这个意义上,世界都市纽约,既可以看作当代文明的象征,也可以被当作生命内省的一座庙宇,或者一个山洞。各种文化、各种族裔和各种语言在纽约的汇集,使这个城市无意间呈示出了人类文明的未来图景。在高度文明化了的纽约城市景观底下,可以窥见汹涌澎湃的文化海洋。
   在纽约的流亡,具有在文化海洋里击水的意味。其戏剧性一如在美国的小镇文化上,与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不期而遇。面对美国的小镇文化,老子一定是无言的,因为他没有什么可说了。同样的面对美国小镇文化,孔子的言说成了莫名其妙的废话。没有周公建制,孔子不会成为至尊人物;没有孔子的言说,周公所建的集权专制制度可能会消解在一次又一次的异族入侵之中。
   纽约这个城市的文化意味,是躲在任何一个美国大学里都不可能领略的。美国的大学,是科技的天堂,是文化的地狱。美国文化的实用主义特色,使这个国家将对于任何文化的消化,都诉诸了实用性十足或者说商业气息极浓的技术处理。文化的天性与技术主义天然对立。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安迪·沃霍和约翰·凯奇为标记的美国现代派艺术,与其说是精神的、文化的,不如说是技术的、文明的。在毕加索终结了绘画的可能性之后,在约翰·凯奇解构了音乐的本真意味之后,所谓的现代派艺术,成了一个欲望和投机的同义词。而与之相应的哲学表说者,则是德里达。美国学院里崇尚和追随德里达的人文教授,比美国法庭上巧舌如簧的控辩律师还要令人不可相信或让人难以信任。
   3拒绝鲁迅的方式,拒绝与专制传统对话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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