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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百华:十二年后又见李海

   [按]樊百华先生说他是带着沉痛的心情写这篇文章的,信然!我与李海相识于1979年民主墙时期,那时李海在南大读书,曾多次跑到光华门我厂宿舍来看我。后来我又入狱十年,89民运时李海也入狱。90年代我们出狱后又分别在南京和北京见过几次。我为李海激烈的言辞和到全国各地瞎跑担忧,怕他再入牢笼。后来果然再次入狱,并且当局好狠,以一些小事一判就是9年。其后我曾各处找朋友帮忙、呼吁,但无能为力。民主事业其实非常需要像李海这样只有奉献却没有收获的人。可惜,这样的人往往在狭义民运圈中默默无闻,相反,狭义民运圈却被中共地下势力以及一些无耻之徒吵吵嚷嚷,大出风头,搞得形象扫地。

   衷心祝愿李海先生能解决谋生生存问题,有一个安定的生活,不再进监狱。

   ——徐水良 2005-11-6日

   这里的话几年来一直想说,今年暑假中见到李海后说了不够,还要说而且要公开说。写下题目不自觉地给李海打电话,他睡晚了还睡意朦胧着,也猜出是我的声音(我一年衹与他通两三回电话)。问过李海父母好,给自己的母亲打电话,母亲也还是一下子听出“是老四啊”。

   1993年冬天,我去北京参加“中国超常教育15年国际研讨会”,说是“国际”参加者都是两岸三地的学者。我那时是流浪汉,作为临时工帮江苏《现代特殊教育》编辑部创办《中国超常教育》,得以记者身份参加该会。与会的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刘彭芝校长说我挺能干的,听到夸奖我悲凉的心隐隐掠过一丝温暖。我热爱的刘校长不知道《中国超常教育》试刊成功后,我就被“大盖帽”赶出编辑部了。

   那一次与李海去寻找老同学张锁明。锁明曾在我的退团事件发生后提出转系与退学,大学毕业后我一直牵挂他的,1990年他曾利用出差之便来南京看我,劝慰与同情溢于言表。他虽然无染于“政治”,也过得不如意。我曾在大学毕业分配的时刻说:一毕业同学之间的平面关系就成了阶梯状。学长吴晓农是一位富有诗人气质的思想者,文革中曾坐过牢,因为哲学系领导不喜欢他,毕业分配很糟糕,很快病逝。锁明分配比我好一些,但也颇不顺意。与李海兄赶了很长的路到了锁明家的小区,却因为没带上锁明家的门号,寒冷中在小区里转了个把钟头,终无功而返。为此我一直对李海兄怀着歉意。

   我流浪到外地山沟时,李海兄来南京找我不遇。不久他便再入囹圄,一去九年!李海是我的学长,除了去年冬天到南京与“民运人士”刚聚即被赶走,他大学毕业后多次来南京都要与我见面的。李海是学校的长跑名将,认识我时,他正热衷于研究人类思维的“离异现象”(这个词是我基于朦胧印象的概括),例如“同一个‘实践’、‘真理’人们使用得大相径庭”。后来我知道李海早在南京大学时就与例如民运理论家徐水良先生订交,而我直到1997年底才与徐水良见面(已与水良兄同居南京18年)进而真正开始了解到一点“民运”。我至今未能有机会与李海深入切磋哲学,更未获便问李海为什么要与我做朋友。在我的眼中李海衹是一个生活俭朴、不修边幅甚至有些邋遢、不善交往的书生,一个可以有所作为于哲学探究的思想者。李海总是言谈中时不时脱口而出一段诗词,表明他喜欢文学且有好的记忆力,而我除了朴实的正直和一点思辨能力之外,真的是孤陋寡闻、学识浅陋,于人太少补益(直到40出头才开始改观)。

   李海在狱中的时候,我曾思考“李海适不适合从事职业民运”的问题。这思考决不限于李海。徐水良先生到美国后,我也思考水良兄适不适合从事职业民运的问题。我思考的结论是,民运人士的首要素质是道德品质要好,否则,他(她)会糟蹋民主运动,越是有才华有能力有名气越多糟蹋。其次,民运人士必须有基本合格的社会理念,并且其行为应当充分出之于理念。第三,民运人士必须有(相对于其当下的角色地位)够用的实践才能,尤其要有出色的对他人为人的判断力,创造有效影响的能力,面对分歧(一做事分歧即纷至沓来)时恰当的、韧度优良的亲和力、决断力、整合力。第四,我特别强调“量力而行”、“有度奉献”,例如连自己的生存都保证不了,不合适;坐牢后妻儿老小苦不堪言,给家人亲友带来太多的牵扯(例如十分病弱),不合适。等等。对于民运领袖级人物,我想还应当有更高的要求。李海呢,欠缺多多,我想他衹能像我一样,做一个普通好人或者普通的好知识分子。

   可不是么,李海与我见过多次面,却从来不与我谈什么政治呀、民运呀,是我不配他对我说什么吗?是李海并没有多少民运意识吗?如果李海早时跟我介绍一些民运,我应当在1989年之前就很了解中国了。

   中国这个社会固糟糕,例如每每有草莽枭雄、土匪强盗成就霸业,但对社会贤达的无形要求却极其苛刻,比我上面说到的要苛刻得多。考其就里,第一要求读书、学识、才华、著述上上;第二则察其出身和人脉渊源;第三更估摸其社会实势,“来头小”者则很难得到多少赏识。是故,加之一贯势利眼的权势政治,久而久之,中国的所谓贤达便有了其隐形传统——“着”而优则贤,你若为权利抗争吃尽苦头,对不起,贤达不闻,欲求闻达,拿文章著述来;你若慕名登门,必先得到同档次贤达的荐引,否则,即使你有足够人格可靠的“社会证据”,勉强开了门那气氛也多有隔膜;于是,中国的贤达衹窝在各自的熟人圈子里面,甚至衹窝在皇城根下,即便今日,鲜有道义至上的“非身份社会联结”。我不止一次地说到,如果电工瓦文萨在中国,难免自生自灭的厄运;哈维尔那样的社会名流,要在中国是断断不肯与普通工农在同一张抗议书上签字的。是的,对于一些民众的抗争事件,贤达们都有明快的立场,但你很难看到他们够得上“社会表达”的持续性的呼应。民众们有“社会本能”,遇到利益伤害会主要依其“社会本能”的发作程度,表现出相应的抗争力度,但贤达们的“社会本能”虽质无二异,通常却总是远离或避开民众的抗争十分知趣而上档次地“独自”表现。李海是谁?写过什么重要文章?……中国什么量人的尺子都有,诸如“以貌取人”、“以文取人”、“以权势取人”、“以钱取人”、“以名取人”……唯独没有无差等的社会性的“以义取人”!由是,中国便走不出道义上的沙聚状态。

   我曾给李海的家人多次说:中国更需要李海式的知识分子,但李海不适合从事民运;中国需要民运人士,尤其需要有影响力、公信力的各界名人,站出来有效推动民主化运动,但任一项职业民运的工作都非李海力所能任。他的家人或者深表赞同,或者默默无语。为了慎重,我也利用今次暑假在京的机会,很随意地就此征询了友人的意见,没想到认识李海的朋友还挺多,都赞同我的意见,或说“李海实诚到家”、或说“李海是民运打工仔”、或说“李海根本做不得”,没有一个说李海适合如往继续奉献下去的。

   在北京三天,已经见到一些珍贵的朋友。住处青年朋友很忙,便想利用回宁前的空隙多见仨俩友人,有的新近联系过的电话却奇怪地被告知“空号”或“已停用”,李海倒顺利联系上了。难得到北京,12年长别自然要见李海。南京大学哲学系1978年以来的毕业生中,顽强、鲜明、持续、公开追求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印象中衹有李海与我两个。李海是“民运”中公认的“朴实勤杂工”,付出了比我大得多的代价:即将到手的北京大学哲学硕士文凭、顺理成章的学者安逸、10余年的牢狱、20余年(乃至余生?!)的世俗生活……而我出入“民运”一年后基本上行走在“民间公共知识分子”的小路上。

   李海说有要紧事先去见赵昕,问我听没听说过赵昕,我说“何止听说”。李海问我是不是先与他到赵昕那边碰头,我说“不要,我宁肯到你家等你回来。”我这样回答,都是故意的,我是要拖李海离开“民运”。我不认为他真的有什么“要紧事”。后来知道他是应赵昕要求过去商量:“有人将新西兰某人给任畹町8万元钱的事公开出来了,怎么办?”从头到尾,李海都没有参与运作,钱来不来、消息的任何扩散都不干李海的事,何须李海当着“要紧事”?

   第一次见到李海父母,父亲半聋不多言,瘦小的妈妈比多年来电话中的印象要朴实得多,就是这样的老实父母养出来一个“民运差事棒头”。我像是多次来过的老熟人,并不多问哲学家李河(李海幼弟)和其他兄弟的情况,甚至也不问父母什么,稀稀落落地问问父母身体、日常起居等,等李海回家。这些天北京桑拿气候让老人们更显出人生晚景,也让我衹顾端详他们不想多说。

   一会儿李海打着赤膊出现了。原来他回家先到楼上他的“狗窝”。外表看还是老样子,握手很有力,憨厚的微笑、热情的“十年了吧”,边说边拍打我,那泰然自若的样子好像坐牢的不是他而是我。我不忍这种无由的轻松,直入正题:“今天我要当父母的面剥你学长的面子,教导你离开民运。你知道朋友们说你什么吗?民运打工的,不拿一分钱的义工。你是父母养着的,蛮好一个读书人,这样几十年,让父母受累,不孝顺。”“慢慢,老朋友别这样,我也是没办法。……”这李海说起话来不伶俐不精彩,甚至有些咬牙齿,一开腔就拉拉杂杂没完,什么人各有志啦,什么国难当头啦,总要有人跑腿打杂,我不干也得有别人干啦,就这样也挺好啦,衹能对不起父母啦,我要求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谈,我先说他后说,他才停下来。我说:“第一个问题:什么叫民运人士?他得影响甚至动员别人,这需要哪些条件和能力呢?需要……”李海很尊重地请求:“我能不能插一句。”当然能啦。“什么事都是学着干、慢慢干得好起来的;能力有大小,各尽所能呗……”我跟李海谈话使我发现一个哲学道理:“任何一个问题老好人都能够给出老好老好的答案。”幸亏李海绝对不会把我当着“庸人”,更不会当我是共产党派来泄气松劲的。……谈了一个多小时,我的一个个实实在在的问题、要紧事,李海都承认是问题、是要紧,但他的具体回应没有一句正对着、紧贴住了我说的问题与事情。

   没注意,居然是李海让妈妈大热天上街买了卤菜来,妈妈坚持给我下饺子,我更坚持煮稀饭,妈妈说稀饭倒是早熬好了,不知够不够。我想起妈妈是上海人,这样的天气我们苏南通杨人,习惯喝稀饭。

   我衹用一点咸菜喝完两大碗稀饭,卤菜我不需要。跟李海两人先吃,仿佛我也成了李家兄弟。衹是我来的心愿也像稀饭一样被我自己喝下去了。我到厨房偷偷给妈妈500元钱,是对她多年来辛苦和养这么大白吃儿子的安慰,妈妈推拒的力气大得惊人,一点也不比坚辞我支助的一位青年贫困学者的气力小。我不愿意弄出任何响动来,就跟李海去到楼上他的“狗窝”。这是妈妈在李海出狱前刚刚花钱装修过的,有窗户但李海“怕影响前面楼上的人”把窗帘合得紧紧的;有空调但李海说“有电风扇很好啦”,把电风扇对住我猛吹;有床,但被子铺在地板上,似乎有些嫌厚。宽大的电脑桌上摆满了李海“混乱而有序”的物品。我想利用去火车站前的半小时继续谈话,但李海的“小灵通”响个不停。似乎“要紧事”真的很多呢。我看看李海的书架,把500元放在了电脑前,随意翻著书听他与人说一件件事情,不问话也不插话,我以为职业民运眼下没什么要紧事,不值得问他什么。我却想,如果李海在这书房里做出不比李河差的学问来,适当写一点关注现实的文字,该多好啊!尊敬的李河兄弟,你在哪里?你跟大哥李海交流吗?你为什么不想方设法让李海“归其所归”呢?李河的哲学文字我是读过一些了,知识丰富、学理精审、语言明畅、文风严正,如果李河汲汲于名利,他的文名当不在任何一个中青年文章名家之下(我曾经在国内一家刊物上评论过他的《失乐园,得乐园》)。李河有如此不懂得任何转弯的哥哥内心一定有很多话不足与外人道的,可惜我也许今生都听不到了。看李海弟媳的照片,善良的样子,也美丽。更让我不仅为茕然一身的李海生出良多人生感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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