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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母亲的申诉书

   尊敬的有关领导:

   我的儿子李海因被指控犯有“刺探国家秘密罪”,于1997年3月13日经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二审裁定,判处有期徒刑9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作为李海的家属,出於对我国司法制度的信心,我觉得有必要向有关部门和领导申诉我对李海一案审理过程的意见,希望使李海一案得到公正的处理结果。

一、李海一案的基本过程

   1、刑事拘留和收容审查

   1995年5月31日晚10时许,几位公安人员从家中带走李海,说到新源里派出所谈话(传讯),一夜未归。第二天,我到派出所询问情况,该所民警称李海被刑事拘留。但他未提供刑拘理由、羁押地点和刑拘通知。

   6月2日上午,两个公安人员到家中称:李海因流氓行为被拘留,他们在翻看了一些东西後离去。

   6月4日晚,一批公安人员到家中出示搜查证搜查。查抄了李海的286黑白显示器电脑一台,以及一批信件、书本、50张汇票存根和220美元等物品。但仍未告知羁押地点。

   6月13日,我经过多方打听,找到北京朝阳区分局拘留所负责李海一案的第19号预审员。他才补办了一张刑拘通知书。(这时距李海被刑事拘留已经14天)。

   8月下旬我又找到预审员,当我根据《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提出,刑拘期限(10天)已过,该预审员说,李海的问题“性质已经变了”现在被收容审查。但收容的理由“不便对家属说”。但未开具“收容审查通知书”。

   2、逮捕

   1995年9月26日我连续找了3天预审员,28日才得知李海已于9月19日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逮捕。在我的要求下,公安人员才补办了“逮捕通知书”,这时离李海被捕已经9天。

   3、一审开庭审理和宣判

   1996年5月31日,李海一案在朝阳区法院“秘密开庭”。

   当我们四月初接到开庭通知後,曾依照《刑事诉讼法》第26条的规定,数次提出担任李海的第二辩护人。但法院以“事涉国家机密”为由,拒绝了家属的要求。

   在庭上,朝阳区检察院起诉书认定,李海应境外人员要求自1993年以来一直以电话和信件方式向境外泄露大量关于“六四”羁押人员名单,这些名单经鉴定属於“机密级国家秘密”,故李海触犯了《刑法》第186条,构成了“泄露国家机密罪”。该罪最高刑期为7年。

   李海的律师以“泄露证据不足”为由做了“无罪辩护”。据律师介绍,公诉人在庭上没有出示任何“电话和信件”证据以证明李海“泄露国家机密”。

   1996年12月18日,在修改后的新《刑事诉讼法》生效前10余天,朝阳区法院下达判决书。

   该判决书首先采纳了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李海犯泄露国家机密罪进行指控不当,对此,本院予以纠正。关於被告人李海的辩护意见以及辩护人关於指控被告人李海犯泄露国家秘密罪的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然而,朝阳区法院在没有再次开庭进行调查和辨认的情况下又把“泄露国家秘密”的指控更换成“刺探国家秘密”的指控:“被告人李海无视国法,为境外人员刺探大量国家机密级秘密,其行为已危害了国家安全和利益,触犯了刑律,已构成为境外人员刺探国家秘密罪,应予惩处。”

   据此,法院依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於惩治泄露国家秘密犯罪的补充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51条第1款、第52条之规定,判处李海有期徒刑9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4、二审审理情况

   1997年2月18日,我们获悉李海上诉案已移交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审理,并得知法院准备采取“书面审理”方式。鉴於李海“刺探国家秘密”的罪名在一审中没有经过法庭调查和辨认,鉴於北京市保密部门关於李海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的鉴定结论具有明显的超越鉴定规范的内容,又鉴於一审判决书宣称“公开开庭”审理李海一案的说法与事实不符,所以李海的辩护律师向中院递交了“要求开庭审理”的申请书,并对一审判决书和保密部门的鉴定意见提出了异议。

   3月13日,第二中级法院在未采纳律师和家属意见的背景下作出判决:维持一审判决。并称一审判决书中关于“公开开庭”审理李海一案的说法系“笔误”。

二、我对李海一案定性的疑问

   1、从李海一案的过程来看,在近两年的时间中,公、检、法3方给李海定了3个罪名:流氓行为,泄露国家机密,刺探国家秘密。这种一变再变的指控使我们生了一个印象:司法机关在拘捕李海时并没有掌握什么可靠证据。这种先抓人,再找证据的做法,必定导致後来指控李海时出现缺乏证据的局面。

   2、公安机关在搜查李海的东西时曾抄走了50张汇票。但这些汇票在审理李海一案中从未作为证据出现。我们事后了解到,这些汇票是用于所谓“人道救济”活动,因此,他所拥有的人员名单也是“救济名单”。坦率地说,作为父母,我们不赞成李海的行为,但从法律上说,他的行为动机并非“刺探国家机密”,其后果也如一审判决书所承认的,没有“泄露国家秘密”。据李海说,当初他曾把从事救济活动的事告诉朝阳公安分局一位同志(该人是他的联系人),该同志说“这不违法”。

   然而朝阳区检察院和法院完全不提救济一事。他们只是单方面地引证李海拥有的名单便认定他“刺探国家秘密”并在判决时仅仅援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於惩治泄露国家秘密犯罪的补充规定》,这就在实质上把他的行为纳入“泄露国家秘密”范畴。从动机和後果来说,这样认定李海的行为是与事实不符的;同时,既然法院已经认定检察院对李海“泄露国家机密”的指控不当,因此,再把李海的行为归入“泄露国家秘密”范畴就是自相矛盾的。

   我认为,以泄露和提供国家秘密为目的“刺探行为”与以“救济”为目的的“涉密行为”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根据我国《保密法》,李海充其量只是“持有”“经事後鉴定”属於国家机密的东西。即使这种行为触犯了刑律,在处罚上也应当从轻。

   3、朝阳区检察院最初指控李海“泄露国家机密”,朝阳区法院在否认这一指控後将指控改2为“刺探国家秘密”。据律师介绍,这一新的指控并未在法庭上进行专门调查和辨认,其刺探动机、刺探对象、刺探结果也是模糊不清的。这就形成由法庭一方指控、一方判决的局面。这是否符合新《刑诉法》关於F能的规定精神呢?我对此深表怀疑。

   4、根据朝阳区检察院指控李海“泄露国家秘密”所援引的法律,该罪名如果成立最高刑期是7年。然而朝阳区法院在采纳辩护律师意见而改变指控後,却把刑期由7年改为9年,这就造成一个印象:“刺探罪”比“泄密罪”更为严重,这是违犯情理的。这还造成一个印象:越辩护处罚越重。我由此也怀疑法院在量刑时有很大的随意性。的确,许多熟知法律的人在听到这一判决後都像我们家属一样感到意外。

三、执法人员不按照司法程序办事

   法律是国家的信物和衡器。它的程序和它的内容同等重要。它的公正性首先表现在:无论执法人员、原告还是被告,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公民违法应当受到处罚,而执法人员不遵守法律规定则将破坏法律的形象,使人们对法律的公正性产生怀疑。因此新《刑诉法》颁布后,国家特别强调要加强执法监督工作。

   在审理李海一案中,公、检、法机构几乎在拘留、收容、逮捕和审理等各个环节都没有严格履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1、司法人员未严格履行《刑诉法》关於“拘留”和“送达”期限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公安机关拘留人的时候,必须出示拘留证。拘留後,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24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

   《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3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在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1日至4日。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接到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后3日以内,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事实是:公安人员在1995年5月31日带走李海时未出示拘留证。我是在李海被带走14天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李海羁押地点并得到“拘留通知书”的,依照法律,这个通知以及李海的刑拘期限都已经过时。当时公安机关告知李海被“收容审查”时,并没有开具“收容审查通知书”,也没有对所谓“流氓行为”问题作出结论。而这个罪名极大地侵害了李海的名誉权。

   《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公安机关“应当把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24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

   事实是:李海被逮捕后9天(1995年9月28日)在我多次询问後才得到“逮捕通知书”的。

   2、司法机关完全无视《刑诉法》关於“羁押期限”的有关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44条规定:“对需要逮捕而证据不充分时,可以取保侯审或者监视居住。”

   《刑事诉讼法》第92条规定:“对被告人在侦查中的羁押期限不得超过2个月。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可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1个月。”

   “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依照前款规定延长後不能终结的,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延期审理。”

   事实是:李海从1995年5月31日因“流氓行为”被刑事拘留到1995年9月19日因为“泄露国家机密”被逮捕,一共是111天;从1995年9月19日被逮捕到1996年5月31日开庭,又被羁押近8个半月;从1996年5月31日一审开庭到1996年12月18日下达判决,又经过了6个半月的时间;从一审判决到二审判决又经过了近3个月,该案审理总共近22个月,这个期限大大超过《刑事诉讼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事案件办案期限的补充规定》所规定的限度。

   3、法院拒绝家属的出庭权和辩护权。

   《刑事诉讼法》第26条规定:被告近亲属可以充当辩护人。第58条规定:近亲属包括父母兄弟。

   虽然《刑事诉讼法》第111条规定: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不公开审理。但没有任何规定说“不公开审理”就是“不许家属作辩护人”。比如未成年犯原则上不公开审理。但亲属和鉴护人可以充当辩护人。

   此外,《刑事诉讼法》第129条规定:一审判决后,被告人的近亲属经被告同意可以上诉,问题在于,如果不允许家属出庭或充当辩护人,家属不了解案情,如何在一审之后支持被告人上诉?

   4、判决书居然出现“笔误”,保密鉴定函不符合规范。

   如前所述,朝阳区法院曾以“事涉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家属出庭并充当辩护人,但一审判决书竟称“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市中级法院裁定这是“笔误”。但依据法律解释,判决书文字具有“不可更改性”。我不明白,这样一份经过严格司法程序出来的判决书怎么会发生这样的错误。由此我可以怀疑,将李海的刑期定为九年是否也是“笔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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