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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天琪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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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是海洋也是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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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陷围城兼危城的中国作家----法兰克福书展系列(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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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哈维尔谈异议分子产生的联想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于2月20日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领了两个人权奖,并参加国会图书馆会同国家民主基金会所举办的题为“异议分子与自由”的演讲会。不仅主办这次盛会的图书馆长毕灵根先生和基金会的格旭曼先生对哈维尔推崇备至,八位与会的来自七个国家的异议人士莫不把哈维尔尊为道德和精神的楷模,强调他对那些尚在专制深渊中挣扎的人们,所发挥的鼓舞和指引作用。
   
   历经人世沧桑,从阶下囚变成了一国总统的哈维尔,三年前从担任了十三年的元首位置上退了下来,常年的政治家生涯并没有改变他含蓄内敛的性格。笔者是第一次聆听这位外表腼腆的总统演说,身材矮小的他,开口说话时,态度平和,既不像英雄、先知或智者那样有魅力,连传教士或大学教授的口才也赶不上。若把他跟中国那些口沫横飞、滔滔不绝的“民运精英”相比,他倒更像个街坊邻里来说事儿的长者。他先感谢大家有耐心听他蹩脚的英文,接着就直接说自己对“异议分子”或“持不同政见者”(dissident)这个词不大喜欢,因为这听上去好像是个职业的称谓似的。其实这个词远远不能概括自身丰富的内涵,它是一个西方媒体所创造出来的词。正如他在著名的《无权者的权力》一书中所指出的“持不同政见”的“无权者”,是一群在黑暗的时刻里抱着希望和期待的人——
   
   “他们手中无权,也不对权力抱有妄想。他们只想在‘真实’中生活,其实算不上什么政治观点。他 们也许就是一批诗人、画家、音乐家,或者是保持着个人尊严的普通公民。”

   
   这些人都有自己本行的职业,他们拒绝听假话、套话,更不愿重复这种虚伪的游戏。哈维尔虽没有说出口,但我相信他更愿意被称为剧作家,而不是一名定义模糊的持不同政见者。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即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十年之后,整个捷克社会沉沦到一种消极悲观、道德沦丧的氛围之中,人们得过且过,放弃了精神的价值,只一味追求表面的物欲。哈维尔当时在《无权者的权力》中,极有远见地提出“后极权社会”的概念,并且一针见血地将这种社会的特征作了恰如其分的描写:“后极权社会本质的一个方面就是把所有的人都圈入它的权力范围之内,不让人们实现他们的人性,而是让人们放弃自我和人性,服膺于整个系统,变成系统的自动性的代理人和其自订目标的仆人。”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一样是颗螺丝钉,可以被他人取代。若是有个性的人突然冒了尖,不用政府费心,不必劳驾警察劳力,普通人就会冲着他去了:
   
   “人们的普遍参与,制造了一个常规,迫使其他公民俯首贴耳。再者,人们学会了心甘情愿地参与,以 为那是理所当然的。最后他们毋须任何外部压力,就会视那些不参与者为异端或傲慢不逊的人,是对大家的侮辱和对社会的背叛。后极权社会就是这样,通过把一切人拽入权力的网络,使一切人变成社会自动整体的工具... 因为每一个人在不同形式上都是社会制度的受害者和支持者”。
   
   这种情况,对于在中国经历了反右和文革的人们来说,实在太熟悉了。可怕的是,五六十年代,甚至直到毛泽东去世的七十年代,中国还未达到“后极权社会”的高度,还停留在“原始极权社会”的阶段,那时候的人们沉迷在造神运动的狂热中,所以上面一声令下,一个最高指示,就能有千万个揣摩朕意的喽罗们冲锋陷阵,死而后已。那时候的打人、杀人、吃人全是没有自己个性、没有自己意志的盲目螺丝钉们,对付那些“背叛”了主席和党的叛徒们的惩罚。
   
   如果将哈维尔的这个“后极权”模式套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来看,也可以说许多人都是当前那个腐败、畸形、病入膏肓的资本主义加社会主义这对怪胎体制的制造者、受益者和拥护者。专制体制因而能够延续,甚至被打上“和谐社会”的标签,整个社会上上下下进行“意淫”式的自我陶醉。
   
   哈维尔在他的发言中提出了两个警告,要人们注意异议分子头上的光环并非都是真实的。他指出,异议分子背景复杂,这些人并不是选举产生的,他们中间有时混杂着间谍和疯子,跟他们打交道时,应当识辨清楚。另外,很多异议分子和民主力量的挣扎和努力并不见得会成功。我们的世界喜欢快乐的结局(happy end ),像捷克就是皆大欢喜的结果, 但世事并非总是这样。哈维尔说得很对,西方的社会和媒体那种并非发自“居安思危”的正义感和同情心,加上不了解背景的复杂性,往往很单纯地推崇所谓的烈士和英雄,对于专制国家的异议分子, 特别是那些在狱中度过漫长岁月的人,非常信任和支持,结果一旦识得他们的庐山真面目,才发觉这些人身上带有许多比常人更多的缺点,不免感到失望。
   
   且不说东欧、前苏联和中东国家的海外异议分子往往令人大失所望,中国的海外民运分子中,有道德操守,又有能力、并且继续保持纯洁理念的人,简直屈指可数。这一点也不奇怪,很多自封的“精英”,不过是风起云涌的时势所造就的昙花一现的短命“英雄”,浪潮一退,他们平庸的资质和未经陶冶教育过的人品就暴露无遗。在异常并且移位的大环境中,如果没有较强的自我把持力,那么性格中所有的缺点甚至污点都无情地暴露在公众界了。这本来值得原谅和同情,可惜有些人连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还在观众已经散尽的戏台上流连盘桓,这就十分难堪了。有少数的人还豁出去作孤注一掷的拼搏,所谓的回国闯关者是也。既然他们求仁得仁,“成功地”成为真正的异议分子,在监狱中度上一段时光,增加了自己光环的亮度,也算是公平的交易了。
   
   然而有很大一部分的异议分子,他们是生活在极权社会之中的,这些人在进行为自由民主的争抗时,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了。在车臣、白俄罗斯、在伊朗、土耳其,在新疆、西藏以及中国内地,许多人为了拒绝谎言,寻求真相,保有自己的职业操守和良知,而失去了生命和自由。哈维尔所说的那些间谍、疯子和机会主义者绝对不是他们。自由世界应当关注支持这些真正的勇士和斗士。
   
   从孩提时代,人们听惯了的童话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国王……”,故事里的好人总要遭遇到巫师的魔法或坏人的陷害,而结局多半是好的,坏人完蛋,灾难过去,“如果他们还没死的活,一直还快活地活到今天”,这样的快乐结局是大家都期待的。现实生活中往往刚好相反,但是一有机会,人们还要做梦,媒体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是不愿干这碎梦的煞风景差事的。虽然人的偷窥癖使读者观众也有嗜血的一面,但是温馨的场景,高贵的人物,勇敢的斗士,惊险的历程、圆满的结局是大多数人所爱好的。除了局部的巴尔干半岛上的杀戮,欧洲半世纪以来虽有民主共产阵营的对峙,却没有经历战争。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大本营1989年开始的解体,也是未动干戈的和平群众运动。连后来各国新政府对前共产政权的清洗、纠错和反思运动都是和平理性,依照法律程序进行的。人们应当记忆犹新,当初俄国革命成功是如何屠杀旧俄的贵族、军官甚至沙皇家族的。二战后,残暴的斯大林主义又横行东欧各共产主义国家,受迫害、被杀害、监禁的人有千千万万。两相对照,就显出民主和极权制度的根本区别。
   
   在这方面,捷克天鹅绒革命之后,哈维尔担任总统,采取了宽容敌人、赦免未直接参与犯罪的前共产政权官员的柔性政策,对邻国发挥了良性的影响。哈维尔的这种做法不是和稀泥,更不是怀柔,在他内心深处, 他是一个仁者和智者。他的做法受到过受害人的指责,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样的宽容策略加速了社会伤口的愈合,积极地制造了相互理解的祥和之气。1992年捷克和斯洛伐克和平地分家,未动兵戎,连口水战都没有,真是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就这么潇洒地成为两个国家了。它们之间现在是很友好亲密的邻居。
   
   哈维尔在国会图书馆演讲完了,有听众问他,在我们这个乱糟糟充满暴力的世界,捷克怎么能够有天鹅绒革命,又能和平地分裂成为两个国家?哈维尔只轻声地吐出几个字:“我们的人不好斗”。一时间内,听众没反应过来,接着才有稀落的掌声。我也愣住了,接着感到眼眶有些湿润。试想,伊拉克的逊尼族和什叶族也能够和平地分成两个兄弟国家,永远不再有人肉炸弹,人民安居乐业,互通有无。试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及临界的黎巴嫩、约旦、叙利亚和其他的阿拉伯国家,他们能够和平相处,共同分享耶路撒冷这个世界三大宗教的发源圣地。试想,北韩不去造什么核武器,而把他们的小孩子们养得个个有红红的脸蛋儿。如果,达赖喇嘛能够回到阔别48年的拉萨故乡,藏民将沿途跪拜迎接他们的神明。如果,台湾人不必担心被武力解放,阿扁也不致狗急跳墙。如果,中国人能自由选举,农民们会兴高采烈地在选票上盖指印画圈圈,这个世界将多么美丽.....
   
   *本文的引言出自哈维尔著《无权者的权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1978), 吴小洲、张娅曾、刘康译,http://www.tianyabook.com/waiguo2005/h/haweier/000/0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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