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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相忱老仆人的生命见证——你要誓死忠心

袁相忱老仆人的生命见证——你要誓死忠心
   
    刘凤刚弟兄整理的
   
      「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肌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罗马书8章35节)

   
       2002年3月初的一天早上,有人敲门,我内人打开门,派出所所长带著有穿便衣的和有穿制服的几个警察来到我家,问:「你今天是否出门?」我说:「干什么?」所长说:「您是重要人物我们要保护您」我听后摇头苦笑,我怎么成了重要人物,我什么时候被保护过。我说:「我今天就是去聚会」。他们走了,我下楼,乘公共汽车去聚会处。我发现便衣警察始终寸步不离地跟著我。
      
     那些天,这样的跟踪严重地干扰了我的正常生活。有两次我去理发他们也都跟踪我。有一天有两位弟兄请我和内人去饭馆吃饭,便衣警察尾随著我们,问我们去那儿,我内人说:「我们去伊甸园饭店吃饭。」当我们在包间里用餐时,便衣警察不断地推门看看,我内人实在气愤。当我们用餐后出来时,他们问我们是否回家,我内人问:「你们为什么跟这样紧,我们一起吃饭与你们有什么关系?」他们说:「今天是复活节,你们知道吗?我怕有记者找你们,你们不要上远处去。」我内人说:「我们不上远处去,客人一会儿就走。」
     
     还有一次,有两个外国人想见我们,我们刚一出院子,两个便衣警察马上跟上我们,说:「你们上哪去?」我内人说:「上虎坊桥。」我们在大门口上出租车,他们随后也上出租车跟在我们后边。我们到了宾馆下车,他们也下车。我们上电梯,他们也一块上电梯。在楼道里,他们问我们:「那外国人是不是记者?」我内人说:「不是记者,是退休的牧师。」当我们叫开门的时候,他们一看是两个外国人,没有进去。我们谈了十分钟的话就出来了,当我们出来时,他们在楼道里等著,我内人说:「你们应当进去听听,为什么不进去?」他说:「我们听不懂。」还问:「你们上哪里?」我内人说:「我们回家,哪也不去。」
     
     后来我才听说那时正在开「人大和政协两会」,他们怕外国记者到我家来采访我。为什么他们怕采访我呢?很简单,因为我不参加官方支持的「三自会」。
     
     我不参加三自主要有三点,第一,我从一九四零年下乡传道和一九四六年在阜城门租房,开办福音堂传道从没接受外国的津贴,当时一位神召会的牧师让我把福音堂的牌子改成「神召会」的牌子,我坚决不同意,这位牧师对我说:「袁弟兄,你可想好了,这么大的一处房子,租金问题就够你受的了,你不挂『神召会』的牌子,工资没有,一家老小怎么生活?你再仔细想想,先不要做出决定,以免以后后悔,我说这些全是为你好。」我回答说:「我不用再想了,这个问题从我读神学毕业起就开始想了,我一辈子都不准备加入某个组织,也不准备领这种工资,但我相信,神一辈子也绝不会让我缺乏的,他必负我完全的责任。」经上说:「耶和华的圣民哪,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诗篇34章9-10节)。所以在他们成立「三自」之前我早就「三自」了,没有参加他们「三自」的必要。
     
     第二,「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歌林多后书6章14节)「三自革新运动」的发起人吴耀宗先生毕业于纽约协和神学院及尼布尔门下进修,接受新派神学思想,所谓新派,简单说就是不相信童贞女生耶稣,不相信复活,不相信三位一体,不相信末日审判,不相信耶酥再来等等,他们没有什么信仰,用王明道先生的话说就是不信派。
     
     第三,政治和宗教要分开,「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路加福音20章25节),这是两个领域,政治不能利用教会,教会工作的开展不依靠势力。解放后国家设有宗教事务管理局,市设有宗教事务处,县设有宗教事务科来管理一切宗教活动;想通过「三自」把所有的中国基督教组成协会统一管理,成为人民团体之一,也要在党的领导下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认为:教会是属天的,是看不见的,不是地上的组织、不是机关,他的头是主耶酥;教会则是童女,不能与世界联合。
     
     那时正赶上一九五零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三自运动的真正目是反帝爱国,在这一时期完全表明,三自运动利用抗美援朝的战争,加快了国内「三自运动」的步伐,也加强了运动的力度,迫使基督教界迅速作出抉择:你是支持自己的国家呢,还是支持帝国主义?换言之就是:你若不参加三自,就是支持帝国主义,就是不爱国,更甚者,就是反革命。由于我不参加这个运动,就被官方质问:这场运动是爱国运动,是政府支持的你为什么不参加,不参加就是立场有问题,如此推理我便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了。
     
     定我反革命之前,北京宗教事务处处长对我进行了请客、开会、学习等手段劝我加入「三自」,均遭无效后,最后把我母亲、内人叫到宗教事务处下最后通牒,这是五七年底,中心话题是要让她们动员我,赶紧向政府靠拢,李处长说话很严肃,他说:「我找你们来是很要紧的事情,是关系到你们切身的问题,袁相忱没有参加学习,也没有向政府靠拢。我请你们来,就是做好他的思想工作,要赶紧向政府靠拢,悬崖勒马,不然我们再也不容忍他了。我们看他还年轻,才四十四岁,还有挽救的可能,所以找你们来,你们是他家里最近的人,要回去好好劝他。你们家有六个孩子,有老有小,他出了事你们怎么办呢?我们给你们一条出路,要袁相忱赶快悔改,向政府靠拢,参加学习,这样我们才能对他放心;不然的话,我们怎么收拾王明道照样怎样收拾袁相忱。我们一直在给他机会,等他回头,不过我们的线不能拉得太长,我们也不能等他太久了,他要再不悔改,不向政府靠拢,我们就要采取行动了,对他我们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你们不信就等著瞧。我们收拾他很容易,但他要是进去了,你们家一堆孩子怎么过呀?你是他妻子,所以你要多劝劝他,不要和政府做对,否则的话,会自食其果的。」李处长又对我母亲说:「老太太,我知道你就这么一个儿子,你也要想一想,如果没有儿子,你怎么生活吗?你要回去好好劝劝他,让他好好参加学习,好好参加三自,向政府靠拢,回头是岸。要不然,你们这一大家子怎么生活呀?我是为你们好,所以才把你们找来,你们记住我的话,回头是岸,要不然的话,后果自负。」母亲和内人回来后心情很沉重,我看内人一付欲言又止的样子,就问:「你怎么了?」内人告诉我说:「李处长在今天找我和妈妈说话了」。我听完,愣住了,「说什么?」内人说:「要我们劝你参加三自,向政府靠拢。」我又问」是政府叫你们去的吗?」内人点点头,我又问:「你和妈都去了吗?」得到内人肯定答覆后,我明白了,这是最后的争取,也是最后的通牒。并且这通牒中带著最实际的利益的威协:如果我不肯就范的话,这一大家子怎么办?沉思了片刻,母亲、内人把目光投向我,我坚决的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怕内人过份伤心就安慰她说:「在神的真道上,懦弱是一种罪,人在软弱的时候,就是被这罪所捆绑,所以神对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约书亚记1章9节)。我们应当刚强壮胆。从前那么多苦日子不也过来了,我相信神不会给我们承受不了的重担,我们若恒久祷告,一心靠主,主就必定保守我们。」
     
     抓捕行动是在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九日深夜十一点多进行的,来了一辆吉普车,停在福音堂门口。一名派出所的民警用力敲门,我内人就去开门,一边开门一边问:「有什么事啊?」开门后看到门外站著两个人,都是派出所的,那两个人说:「我们所长要老袁去谈话。」于是到里屋把我叫醒。我穿上衣服,蹬上内人给我买好的新布鞋。他们把我送到吉普车内,开到香家园派出所。我想,叫我去,干什么呢?是不是一去就回不了家了,想到这,真后悔没到母亲的房间里看看她老人家。也没去看看六个未成年的孩子们,同时也后悔还有很多福音堂的工作没向同工们交待,走到半路,一个警察问我:「哎,你是属于什么反革命啊?」我愣住了,说:「我不知道我是什么反革命,我也没有反对过革命呀。」两个警察没有说话,原来政府早就把我为定性现行反革命了。
     
     到了香家园派出所,一名警察让我坐下,另一名警察到里屋去了,不一会从里屋出来三个人,是便衣,凶巴巴地走过来大声喝道:「站起来」,我就站了起来,其中一个人拿出一张逮捕证出示,宣布正式逮捕,然后让我在逮捕证上按手印,另外二个人把我带上了手铐,这一切做得那样乾净利落,前后不过三五分钟,显然是早已布置好的。这时派出所的挂钟正指晌午夜十一点半,黑暗正浓。从那一刻起,我就开始了长达二十一年又八个月的铁窗生活。
     
     后半夜,我被押上一辆汽车,拉到北海后门的草岚子胡同,那里是预审犯人的地方,在这关押审讯我达半年之久,所提的问题无外乎几点:1,发明信片,召集不参加三自的十一位代表开黑会;2,说我曾说过老和尚为什么不说话,说我是指著毛主席说的右派言论;3,污蔑三自领导是三朝元老;4,一九五六年胡俊德姊妹去美国找丈夫,因她的行李多,我送她去机场,政府定罪是里通外国,勾结外国人;5,我在阜城门开设福音堂,在这以前日本牧师在这里,开堂讲过道,政府认定我为汉奸嫌疑。对这些问题政府总是让我按著他的意思认罪,所以我一概都说「不知道」或「忘了」,为此政府说我不老实,抗拒,我又被他们押往自新路北京监狱,一个月后,我的判决书下来了,法院来人,叫了我的名子,宣读了我的罪状,然后宣判我无期徒刑,判决书中特意说明,我属反革命首恶分子,在审讯中态度不好,抗拒,所以从严处罚。
     
     通常法院念完这么重的判决,很多当事人一听就会晕倒,法官见我没有什么感觉,很惊奇,问「你上诉吗?」我说我不上诉。我站在法官面前,心里在默诵著经文「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以塞亚书53章7节)。
     
     我被捕那年才四十四岁,有六个孩子,最大的十七岁,最小的才六岁,还有六十多岁的老母亲。家里的一切担子全部压在我内人身上,我是反革命,他们是反革命家属,处处受到歧视,八口人要吃要穿,还得让六个孩子继续上学,把他们培养成人,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我内人忍受了许多不可言状的痛苦与磨炼,但由于神的保守,靠主胜过来了。经上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义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诗篇37章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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