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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你们能担负这生命之重——救救刘凤刚!

   
    盼望你们能担负这生命之重——救救刘凤刚!
   
    高峰
   

    在与亲人和朋友团聚了两天之后,刘凤刚的病又开始发作了,他说这是常态。用他的话来说没有发病倒是不正常了,因为在监狱之中的每一天都是这样度过的。
   
    七日夜间刘凤刚牧师又开始吸氧,因为每到半夜,他都会感到胸闷和呼吸困难,他的枕边一直放着“速效救心丸”和“硝酸甘油”。
   
    八号,刘牧师在朋友的陪伴下去了北京阜外医院检查身体并准备住院。但仅仅是检查的费用就已经令他无力担负了,因为检查和买药就花去了两千多块钱,住院治疗的费用是他望尘莫及的。药方还是以前在监狱的时候用的,药也只拿了可以维持半个月的。实在不敢多买,实在是没钱。
   
    在我的印象里,凤刚牧师的身体应该是很不错的。我当时(90年)认识他的时候,他刚刚从陕西传道回京。除了脸色有些晒得黑红以外,从整个的精神来说看不出有什么疲惫,甚至依然能为我们几个刚刚信主的人兴致勃勃的讲述信仰的道理。每回想这些美好的昨天,都能使我的眼前浮现出和凤刚在一起的日子。
   
    一九九一年,那一年的我极度地空旷,空旷到心里没着没落的。眼前的一切,没有一样儿可以让我觉得能够放在心里,能够让我觉得塌实妥帖。后来我就去了教堂,在钢琴和管风琴混响的天籁中我似乎平静了许多。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个朋友,他的名字叫扬眉。后来才知道他本名叫王增瑞,是个画家。从他那里我得知,在官方允许的范围以外,还有不被允许的家庭教会。这使我十分兴奋,我终于看到了官方意识严密的遮挡中透露出一丝微弱的光芒。他答应带我去,我也欣然同他前往,并就此认识了刘凤刚。
   
    那时,凤刚住在宣武门外的南菜园,是一座六层楼的顶层,楼下是喧闹的自由市场,卖羊肉串儿的维吾尔族商贩播放的新疆歌曲成天不绝于耳。
   
    记忆中他那扇木门之外的防盗铁门总是开半边儿。我一直别扭这半开的“缝隙”,看到它就觉得自己过不去那门,能过去也会磕碰似的。去的那天并不是聚会的日子,可是房间里依然有很多的人。刘凤刚的热情和厚道使我们的初次见面十分愉快,很快就消除了彼此的陌生感。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有意思,我甚至认为我们从来就没有陌生过。他的身材不高,待人诚恳且从不设戒心,一看便知是个红脸汉子。这个判断在和他长期的交往中得到了证实。他为人慷慨直爽,接触的各类人物颇多。有从事民主运动的朋友,也有基督徒和其他宗教的门徒,甚至还有社会上的贩夫走卒。从我踏进刘凤刚的家门算起,直至九五年八月七号刘凤刚被宣武一科的警察带走的那一天,这个不大的两居室房间几乎就没空过。常常是早上起床的这拨儿还没出门,中午的那帮就到了,中午来的这些人刚拿起吃晚饭的筷子,晚上准备彻夜聊天的弟兄们已经敲门了。
   
    “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被镇压两年以后,我还是第一次在刘凤刚家里听到有那么多与官方不同的声音,第一次看到了《北京之春》和《九十年代》等刊物。在那里我们谈信仰,谈对专制和民主的想法,在那里我们酝酿怎样阻止政府把杨毓东牧师赶出教会,商量怎样呼吁释放被关押的异议人士;在那里我们接待过国际基督教组织的代表,接受过国外驻华新闻机构的采访。我们和全国其他地区朋友联合签名的文章出自那里,被公安指为“捏造事实,污蔑政府机关”的声明也出自那里。我和刘凤刚也是从那里走进了牢房,走向了东北广袤黑土地上的双河劳改农场。
    12年过去了!我在澳洲,凤刚也刚刚坐完第二次的牢。我也没想到他的身体竟然能坏到如此不堪的地步。
   
    2003年的时候,他曾经猝发过一次心肌梗塞。从那以后他身边的朋友和主内的弟兄姊妹就格外关注他的健康状况,甚至连他讲道的时间都由大家来掌握,时间稍长就阻止他再讲下去。
   
    03年10月,在浙江杭州的萧山地方,发生了家庭教会的聚会所被拆毁的事情。远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傅希秋先生很担忧那里发生的事情,便委托刘凤刚牧师前往了解和调查信徒受逼迫的具体情况。
   
    10月12日,凤刚在杭州被捕。那年圣诞节的时候我和永海还在念叨凤刚身体能否扛得住那监狱的生活。哪料这个话题未几,永海和胜其两位也先后被抓到浙江。当时的我感到一切都那么灰暗,一下就失去了两位挚友,而且永海还是刚刚被我从看守所接出来没几天。面对两个哭泣的女人,我无言以对,任何安慰的话语都是苍白的。我从生活费中节省一点点可怜的钱,交给这两个比我更拮据的嫂子,勉强帮助她们一些是我那时候唯一可以做到的。
   
    这两个都没有工作,可又都要支撑起一片天的女人是那么的艰辛。凤刚的妻子毕玉霞不仅要背负丈夫坐牢的心痛,还要含辛茹苦地抚养年幼的儿子。永海的妻子李珊娜除了要为生活奔波,还要省吃俭用地节省大部分的经济来寄给在监狱的丈夫。尤为可怜的是,这个苦命的女人必须独自承受这些痛苦,她甚至不敢把永海入狱的事情告诉自己的家人,有多少暗夜中的眼泪,有多少委屈和凄苦,她们都讲述给慈爱的天父,是信仰支撑着这两个柔弱的女人坚强地熬过那些常人难以想象的日日夜夜。
   
    很多人,甚至公安局的警察都认为我认识徐永海是通过凤刚,其实这个过程和凤刚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完全出于偶然。
   
    当初我和永海并没有什么往来。每个礼拜天去教堂崇拜,也只是看见他坐在教堂的一隅,悄无声息地听道。开始并没有觉得这个瘦弱单薄的人有什么过人之处,甚至由于他的缄默,我还认为他是个胆小怕事儿的人。
   
    信念和精神会支撑起一个孱弱无力的人,并使他刚强且成为勇士。在后来的日子里,徐大夫所表现出的勇敢和坚毅是常人所没有的,在诸多朋友受到迫害的事情中,徐永海始终是一个无所畏惧的帮助者。并且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他自己也成为了被迫害的人。而他处在这样的环境压力之下并没有任何的退缩和妥协。
   
    永海的家原住在西城区阜成门内的锦什坊街。认识徐大夫的时候,他还没有结婚。住在一间狭小低矮的平房内,房子的中间用一个立柜当做隔断,里面住着他的妹妹。他一共有弟兄姐妹四个,父亲是一个退了休的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他的家是典型的北京平民家庭。拥挤的住房,低微的收入,以及无处不见的窘困。
   
    在和徐永海的交谈中得知,他早在七十年代末就是一个热心民主化改革的人。他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和“中国民联”的主要成员柯立斯(郑钦华)是同学,并且他和徐文立先生也是多年的好友。
   
    永海是个具有爱心和热情的人。他是个精神科的医生,面对那些情绪和心理飘忽不定的病人,他表现出的和蔼耐心令我感动。我发现他的许多病人,不但是他负责的患者,更是他的朋友。从他们对他的信赖和依靠之中,我能感觉到在病人和医生之间,没有那种由于身份不同所天然形成的距离。
   
    瘦小孱弱的他,所表现出来的坚定和勇气是令我意外的。我们都是被公安注意的人,我们的每一次活动都会受到监控。说实话,当时我的心里还是有些紧张和不安的。因为被抓捕的危险时刻存在。然而在我们历经的危险中,永海所持定的勇敢,为我增添了很多的平安和信心,在他身上我看到的永远是为了正义而无所畏惧的神态。给人的感觉是,你可以剥夺和消灭他,摧毁你眼睛所能看到的他的一切,但你永远无法褫夺他的思想和精神。他是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的善良可以包容一切损害他的人。但他决不宽容专制,他决不趋炎附势,他决不做丧失自己理念的妥协。
   
    现在这两个精神坚强可生活上又贫弱不堪的人终于都回到了家,可是他们眼前的困难也决不亚于在监狱之中。多病的身体,窘困的生活,象两条毒蛇死死地缠绕着他们。
   
    他们的状况仅仅是中国众多政治犯生活的一个缩影,困苦不堪的政治异议人士几乎是这个群体的全部。
   
    安徽的王洪学失业,北京的王国齐吃了上顿没下顿,天津的吕洪来为了躲避城市的高生活费,只好避居在河北的农村,还有杨靖,沙裕光、郭海峰------,太多了!
   
    这犹如沧海一粟般的缩影,却实实在在地砸在了他们每一个家庭的头上!
   
    对于刘凤刚的病情,我想无须赘述也是很明确的,命悬一线!如果再猝发03年那样的景况,凤刚就相当危险了!
   
    到现在为止,有部分朋友得知凤刚的情况,相继把一些钱寄送给他,凤刚本人很感谢,我们也很感动这些朋友的仗义疏财!但这些钱依旧难以拯救凤刚的性命于危难之中,他需要的是一次心脏手术,才能使健康的心脏可以继续支撑他的身体来抵抗高血压和糖尿病。
   
    恳请诸位志士仁人,能够关注刘凤刚牧师的生命,能够帮助刘、徐两位朋友度过难关。谢谢大家!鄙人在此给各位鞠躬!
   
    刘凤刚的病情是: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心功能二级)。偶尔会有双腿失觉无力的症状。二型糖尿病和原发性高血压,常常感到胸闷和气短而需要氧气,并且夜间无法平卧睡眠。
   
    徐永海的病情是:
   
    两条小腿内侧部位呈淀粉样病变,表皮部分出现类似“象皮腿”症状,经诊断为血液性疾病。
   
    两位同样没有生活来源,同样处在被剥夺政治权利期间。
   
    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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