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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凤钢 高峰:我们的经历

    (此稿为旧稿,写于十一年前的1995年6月27日)
   
   尊敬的刘先生:
      
     您好。我们圣爱团契全体成员怀着一棵敬意的心情,感谢您对我们目前所遭到的逼迫表示深切的关怀与支持。同时我们想向您并且通过您向全世界爱好和平与关心中国人权、信仰自由的人们通报我们最近几个月来所遭到逼迫的情况。

     
     早在八九年“民运”期间,北京缸瓦市教会的青年团契,在全市宗教界第一个走上街头到天安门广场支持民主运动的宗教团体,为此政府一直把该教会看成不“安定因素”。把本堂牧师杨毓东当成“不放心”的人对待,多次寻找机会予以撤换掉,但都因杨牧师一反官办教会以往讲的奴隶之道,大胆宣讲主的生命之道,得到众多的信徒的支持而未能如愿。
     
     去年9月4日缸瓦市教堂院内,一家非信徒居民搬出教会,腾出一间空房,“三自”想用来进行堂点登记做办公室使用,负责郊区工作人员想用来做“郊工办”,缸瓦市教会认为,本空房地处教堂院内,并且紧挨着礼拜副堂,为扩大礼拜堂面积,首先应由本堂使用,就上述两个办公室应该到“三自”两会去办公,不应到教堂来,于是就打通了该空房与副堂的隔段。这件事本身纯属教会内部事务,完全应有教会本身自行协商解决,然而政府宗教部门及公安部门以坚决支持“三自”合法组织的名义,拘传了该堂的李德全弟兄,为此,我们圣爱团契认为,政府的上述行为,完全违背了该政府自己发布的《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第三条,在该堂向国务院宗教局申诉无效的情况之下,我们向国外通讯社发出了呼吁,并寻求国际社会广泛支持,我们的行为迫于无奈,所以遭到当局的跟踪、骚扰和殴打。
     
     警方的跟踪行为是从94年11月19日开始的,晚上九点半左右,我与徐永海、华慧奇、高峰等弟兄从燕京神学院讲师勾庆惠家里聚完会,分头回家时发现的,我与徐永海同路,发现身后有十几个身穿皮甲克的骑车人,尾随我们身后,起初,我们还以为是下中班的工人,后来发现他们身上的步话机在响,并且我们走到那里他们则跟踪到那里,我俩用电话寻呼高峰、华慧奇弟兄,也方知他们也被跟踪了。
     
     第二天是礼拜日,我准备骑自行车到教会,发现自行车被扎,我把自行车放到修车铺坐公共汽车到教会,这期间便衣一直在跟踪,当中午我把修好的自行车放到我家楼门口,上楼去吃饭,下午发现车又被扎了,到修车铺一看车带前后共扎了八刀,气门嘴也不见了。
     
     23日下午,我与教会的一位老姊妹相约在白塔寺袁相忱家庭聚会处见面,当行至白塔寺十字路口西北处,一直跟踪在身后的七八个便衣中的一人,走到我们身前用肩膀撞了我身体一下,马上说:“你为什么撞我?”我回答:“不是我撞你,而是你撞我。”话未落身后的七八个便衣一涌而上,把我打倒在路旁的一排自行车上,当我爬起来后,他们又把我从便道上打躺在马路上。我再次爬起来时,他们又将我打躺在路旁的电线杆底下。当我站起身后,其中一名便衣揪住我的衣领喝道:“回家去,不许出来,告诉你们那帮傻*老实点。”我质问对方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打我,他们再次一涌而上又一次把我打倒在路旁一个商店卖水产的柜台前。其中一位跟踪了我多天的便衣,飞起一脚,皮鞋重重地踢在我的眼眶上,而后他们手持步话机驱散围观的人群,大概过了十分钟左右,我慢慢地爬起,到医院治疗。
     
     也在同一时间跟踪华慧奇的便衣,在其到公共厕所回家的路上,用手卡华弟兄的脖子,其母上前质问便衣:“华慧奇犯了何法,为什么跟踪打骂他?”便衣们说:“我们不是警察,我们是流氓,华慧奇拿了我大哥的东西。”华母问:“拿了你们大哥什么东西了。”便衣们又回答不上来。
     
     第二天,24日,当华慧奇弟兄陪同路透社记者到我家探访我时,警方将这位女记者带走。
     
     12月4日官办教会的“牧师们”在教堂内、外大量的便衣警察宗教干事的支持下上台了,杨毓东牧师也以此同时转入了地下家庭聚会去了。
     
     第二次跟踪骚扰是今年1月13日下午开始的。据悉有一个国外首脑来华访问,将谈到人权问题,我下午接到华慧、高峰被跟踪电话的,晚上我到宽街教堂去聚会,便衣们跟至我到教堂,散会后,我把跟踪我的事和教会的老姊妹们讲了,以防不测,教会的姊妹们共同为我流泪祷告,并坚持让我换装,由众姊妹们把我送到一位老姊妹家过夜。
     
     1月14日上午华慧奇弟兄到工作单位领取工资,途中便衣们用自行车将其别倒,假意制造交通事故,重重地将其“教训”了一顿之后,又以违背国务院80年56号文件为由将其拘留,更令人发指的是,当华慧奇1月29日释放时,必须给警方写一张4千元的欠条,留在公安局,否则不予释放,天地下那还有这样的政府。
     
     3月19日,星期日,在京的民运人士组织到香山植物园去春游,并邀请了我们圣爱团契成员们一起参加,清晨六时许,公安人员在当地管片民警的带领下来到我家,以“交朋友,聊聊天,谈点事”为由把我叫到派出所并阻止我不要参加春游活动。我向他们表示,抗议政府非法限制我人身自由;其二,我坚决支持民运人士最近给全国人大八届三次会议的建议书,对他们和平、理性的做法表示赞同。当警察问我目前有没有什么打算时,我说:我最近向给中共中央主席江泽民写信,把北京市公安局在首都光天化日之下殴打基督徒一事写一写。警察说:写完后让我们看一看,然后就结束了谈话。
     
     这次春游活动,我没有去成,徐永海、高峰、华慧奇、勾庆惠等弟兄也都分别受到官方的拦阻。
     
     今年5月以来,由大陆民运人士发起了名为《汲取血的教训,推动民主与法治进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表达了人民大众的心愿,我们认为中国几千年来那种拍桌子杀人的现象再也不能重演了。我们虽然是基督徒,我们永远的国不在这世界上,但我们也决不能做不义政治的“应声虫”,多年来,“三自”教会一直配合政府为其统治服务,向信徒宣教“要服从在上掌权的。”只讲来世,不讲今世,断章取义,曲解圣经,为此我们基督徒要做光做盐,以徐永海弟兄、勾庆惠姊妹为圣爱团契的代表,在呼吁书上签了名。并拟定了一封“为贫困的百姓说句话”的公开信,最先遭拘传的是基督教慕道者、民运人士沙裕光和燕京神学院讲师勾庆惠。
     
     5月24日晚九点半左右,三名警察到沙裕光家出示传唤证,对其进行了近48个小时的传唤。
     
     同一个晚上九时许,勾庆惠同样遭到三名警察的传唤,夜里11时,准许回家“反省”,第二天下午二时许又被传唤三个小时,勾庆惠老师对官方进行了无言抗争。
   5月25日上午10时许,徐永海弟兄从单位给我打来电话说:“我现在从楼上,看到了有几个警察到我们单位院里来了,肯定是来找我的,我现在电话通知你一下。”从此便失去了自由至今。据公安部门西城分局清河看守所6月21日八时邮来的拘留证上写着,徐永海有违法行为,根据国务院80年56号文件给予拘留。(据悉目前他由19人的牢房中,已关押在一个4人的牢房中)
     
     5月25日晚6时许,两名警察来到我家,出示了传唤证,把我带到派出所一间办公室里,二位审讯人员双手叉腰冲我虎视耽耽,问我现在靠什么生活,我说:“目前暂时靠家里。”另一个警察高声吼道:“你还靠什么生活?”我对他们的无礼,拒绝了谈话。
     
     过了一会儿又换了起初找我的两个警察,代表政府向我进行警告,要我“六四”期间老实一点,我表示拒绝接受,后又问及我们所写的《为贫困的百姓说句话》的文章时,我说是我写的,我说文章只反映了社会现实,何罪之有,他们也没深究,只是说此文章在国内外给中国带来了被动。
     
     后来更换了四班警察看着我,26日一整天没给我饭吃,我向他们提出,他们跟我要钱,说为我买去,到了24小时,便让我回家了。
     
     5月27日上午,公安机关用电话通知高峰到所居住地派出所去一趟,被高峰弟兄拒绝,尔后警察用传票将高弟兄传唤到派出所,向他询问《为贫困的百姓说句话》公开信一事,高峰弟兄向他们承认文章是他自己写的,并向他们讲述写作的初衷,一小时后便得到释放。
     
     今年六四期间,我到郊区探访信徒,警察们多次到我家深夜敲门,给家人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和恐慌,在邻居中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我们由衷的希望我国政府,对待持不同政见者清除敌意,多一分爱心,共同寻求富国之路,同时,我们也建议持不同政见者,不要寻求政治报复,提高全民族的民主意识,使中国人民早日得到上帝的爱。
     
     北京圣爱团契
     
     刘凤钢 高峰
     
     1995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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