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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福祯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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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腐败严重蚕食百姓的基本权利
·老洪的灯——别一种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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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笑笑蜀

姜福祯

   笑蜀经常能够为《南方周末》写一些很有分量的文章,这点很可贵。 不料近日却写了一篇叫《“炮打茅于轼”之社会病理分析》的糗文。 文章认为:“革命话语洋洋而来,温良如茅先生亦不免沦为围攻对 象”,然后作出几条条判断:

   1、“以穷人的名义炮打茅先生纯粹找错对象”;

   2、“免于对于精神暴力的恐惧也是自由的题中之义”;

   3、“穷人悲情秀”秀的只是穷人代言人自己;

   4、“不断拔高的革命话语竞赛值得警惕”。

   顺着这几条一路看下来,却是一头雾水,真不知道他的义正词严之后 想说点什么,挺茅是肯定的,可是为什么挺茅,为什么“炮打”茅于 轼是一种社会病理,却不仅是牵强附会不知所云,更是宏词大语借以 唬人。故而三笑之。

一笑笑蜀言不及义

   笑蜀首先虚构了一个言说的制高点:茅于轼面向农民的小额贷款意义 堪比武训办义学,属于受之以渔的扶贫模式的创新,如同孟加拉的尤 努斯一样应该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从而认为:茅的经济学是真正的穷 人经济学,茅于轼才是真正穷人的朋友。这样茅于轼就是算不上伟 大,起码也是是高贵的。于是“这样高贵的茅先生,却成了炮打对 象”就成了笑蜀的立论基础。接下来就认为“超出边界的所谓批评不 叫批评”而是“革命大批判”,实质上是“精神暴力”。随后就是对 “免于恐惧自由”的一通乱箭齐发似地随意解释,由是得出:“别人 不是你的垃圾桶,没有承受你的精神暴力的义务。自由主义就终极价 值而言,其实不过是人文主义,不过是强调人的自由、人的尊严。” 这样沿着

     批评─→炮打─→革命大批判─→精神暴力─→高贵者被轰炸

   的路径,自由主义、人文主义、免于恐惧的自由都成了笑蜀手中戏法 道具,真可谓深文周纳,步步为營。

   笑蜀自以为理直气壮的制高点,实际上是偷换论题、回避问题。

   谁都清楚这次争论的不是该不该为穷人办事,而是该不该为富人说 话。没有谁否定茅于轼小额贷款的尝试,尽管这种努力有些唐吉轲德 式的况味。笑蜀不仅偷换论题,强词夺理,洋洋几千言成为废话,就 是从“高贵”的出发点,也结不出“免于恐惧”的果子,更无法抵达 问题的因果和本真,即使用自由主义做虎皮,充其量还是一个包装了 的稻草人。高贵者也好,低贱者也罢,说了话之后谁都可以批评,而 笑蜀们主持的《南方周末》,一手制造的这种批评权利的不对等,才 是导致这个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才是笑蜀们应该谦卑下来反思 的。

二笑笑蜀挺茅乏技

   笑蜀挺茅并无绝技,全文除了详述茅于轼的小额贷款之外,并没有切 中论题的批评和反批评,远离主题,破和立都不见基本论据和论证过 程,只是似是而非的泛泛之论、无的放矢的华丽词藻。

   笑蜀认为:“被看作意见领袖的茅先生,最大贡献其实不是言论,而 是扎扎实实做事。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扶贫性的小额贷 款”,“迄今茅先生仍住在破旧的房子里,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 ”正因为他是意见领袖,大众对于掌握话语权的他就心存恐惧,网民 们才必须对他的不负责任的言说愤而批评和清理,哪怕他确实过着清 教徒般的生活,人和事这是不能替代的两个论域。尤其是茅于轼的贷 款扶贫(为穷人办事)针对的是某地某些农民,是特指少数穷人,而 他的帮富(替富人说话)则是针对全国的富人,是泛指各路高收入的 群体,两者谁轻谁重?好了,就算是茅于轼的实践具有诺贝尔奖的意 义:其意义在于什么?当然是权利,是平等获得金融支持的创业权 利。这种权利长期被极少数人垄断。他们肆意用银行的钱“资本运 營”,空手套白狼。在这个问题上茅老先生不是知行统一,而是知行 背离。他对富人的认同的言说实际上抵消了他的实践意义:即为穷人 致富争权利,去障碍。这种立场的矛盾突兀,正是茅于轼式的虚伪。 值得一提的是茅于轼本人也承认他的基金会任志强是出了钱的,可见 他和利益集团的关系也并非仅仅是言论,而是知行和一。

三笑笑蜀排薛无方

   笑蜀说“自由派某些斗士的心理病态,如果仅仅是个人做派,也就罢 了,不值得我写这篇文章。问题在于,这种心理病态已经超出个人做 派的范围。动不动就把不同观点之争演变成批斗会,比说话粗,比出 手狠,比政治正确。这种风气发展的结果,不仅是沦为靶子的具体的 个人受伤,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受伤──社会风气会越来越趋于极 端,越来越趋于乖张,越来越趋于狂躁。”用这样不不伦不类地话排 薛,很搞笑。网民们不比笑蜀,在现实空间长期没有话语权和表达自 由,在网上虽然有机会说话,也没有文人们仔细推敲地悠闲,他们比 什么?他们能有移风易俗斗过“主旋律”的本领吗?这样的上纲上线 才有些文革遗风和“精神暴力”呢!用精英意识的自以为是作为批判 的武器排薛本身就是一种病态。

   请看,这以下一段明显以精英实践取消大众言论的呓语。

   “中国需要改变,但只能实践改变中国。就地出发,以自己职业范围 内平实然而坚韧的行动,逐步改变现实,通过现实的逐步改变来提升 社会规则。”真不知道这种行走着的自由主义把言论自由置于何时何 地?

   三笑之后,我依然尊重笑蜀先生在言论领域的积极贡献,尤其是《历 史的先声》为我们提供的认识样本,正如批评茅于轼并不否定他的实 践一样。但是作为“意见领袖”他必须对自己的言论负责。现实是 “保护富人”的言论,不分青红皂白,毒害了我们的社会伦理。任何 有责任的人,都应该对之进行回应。而批评就是批评,并非法国大革 命式的“革命话语竞赛”。是茅于轼、任志强们的言论挑衅和污染了 “沉默的大多数人的”眼球,引出的反弹而不是别的,相信迄今为止 反对茅于轼的许多理性文章,笑蜀们是无法正面回应的,这才是笑蜀 们的尴尬和贫困。

   (2007-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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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笑蜀:“炮打茅于轼”之社会病理分析

   炮打茅先生正渐成时尚。甚至我的一些自由派朋友也乐此不疲。斗士 陈永苗者,即断言穷人已无出路,茅先生让穷人致富,不过是祸害穷 人的“鸦片”,使穷人继续迷糊不起来抗争,而永远穷下去。如此话 语,与当年炮轰所谓“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革命话语,何尝有一丝 一毫的区别。革命话语洋洋而来,温良如茅先生亦不免沦为围攻对 象,旁观多时,如哽在喉,不能不一吐为快。

以穷人的名义炮打茅先生纯粹找错对象

   被看作意见领袖的茅先生,最大贡献其实不是言论,而是扎扎实实做 事。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扶贫性的小额贷款。

   有的朋友对茅先生这件事颇不屑。据说这既比不过富人一掷千金兴医 济学;也比不过政府一纸号令减掉百亿元农业税。这样说我认为太轻 薄。武训兴学,其投入额度当然比不过清廷对公共教育的投入,但这 并不能稍减武训的光辉。因为武训的价值并不在于他到底给穷孩子募 得多少银子,而在于他的精神,在于他开创的兴学模式。茅先生的小 额贷款重要的在于证明了农民同样具备市场竞争的能力,只要向农民 开放包括金融权利在内的诸多天赋权利,农民完全有能力自己创造财 富,而不是只能嗷嗷待哺。这是扶贫模式的一个创新。重要的是授人 以渔而非授人以鱼,重要的是这样的社会意义,而不在于茅先生具体 给了农民多少钱。官员们和富豪们确实能给农民更多钱,这点上茅先 生永远没法跟他们比。但茅先生的实验所蕴涵的社会意义,却是多少 钱都买不来的。

   中国的农民无疑处于窘境之中。但他们到底是受制于自身能力之困, 还是受制于体制之困呢?答案如果是前者,农民就不可能自己救自 己,而需要农民之外的力量来杀富济贫,救世主就须臾不可缺。而答 案如果是后者,显然就需要找到一个支点来撬动传统体制,还权于农 民;而只要真正还权于农民,农民于市场经济就会如鱼得水,救世主 就会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茅先生的实验,则是一个旨在找到撬动传 统体制尤其是传统金融体制的支点的可贵尝试。这个尝试固然不能说 已经大功告成,但能一路走到今天,在中国已经属于奇迹。

   孟加拉的尤努斯以其成功的小额贷款试验而获诺贝尔奖,但我并不认 为尤努斯比茅先生更值得尊敬,因为我不相信,尤努斯会遭遇比茅先 生遭遇的体制阻力更大的阻力。作为一介平民,并无任何特殊的权力 可以倚仗,完全凭借个人努力来突破体制的重重屏障,而自己并没有 从中谋取任何利益,迄今茅先生仍住在破旧的房子里,过着清教徒般 的生活。这样做我不敢说是伟大,至少可以说是高贵。茅先生才是穷 人经济学的泰山北斗,那不是空口白牙的穷人经济学,那是身体力行 的、货真价实的穷人经济学。茅先生说他为穷人做事,说他最大的愿 望就是让穷人生活得好一点,他有足够的底气这么说。茅先生不是穷 人的救世主,但茅先生肯定是穷人的真朋友。

   这样高贵的茅先生,却成了炮打对象。炮打茅先生的斗士们,无分左 右,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争相给自己戴上穷人代表的桂冠,跟杨子荣 “我代表人民枪毙你”的派头,堪称惟妙惟肖。他们争相以穷人的名 义审判茅先生。在他们的渲染下,本来是穷人的真朋友的茅先生,简 直就成了穷人的公敌。

免于对于精神暴力的恐惧也是自由的题中之义

   我反对炮打茅先生,但我并不反对批评茅先生。海外某斗士有言,中 国知识界存在一个黑势力,这个黑势力由茅先生,及茅先生的同道江 平先生、吴敬琏先生的门生故旧组成。他们联手封杀对茅先生、江先 生、吴先生的一切批评。这显然只能归类于妄想症。重庆最牛钉子户 事件中,我本人就有过对江先生的长篇批评;杂文家刘洪波先生,时 评家吴向宏先生,则对茅先生有过批评。这些批评都堂皇发布于南方 几家著名的媒体。

   批评显然是自由的,茅先生、江先生、吴先生事实上并不享有对于批 评的豁免权。但批评也应该有边界,超出边界的所谓批评不叫批评, 而跟所谓“革命大批判”,没有什么区别。有论者为无根据的道德审 判辩护,认为公共评论可做诛心之论。但问题是,如果批评没有边 界,可随意定罪而无须任何举证,这跟打棍子、揪辫子、戴帽子的 “革命大批判”该如何区分呢?我们清算人家的“革命大批判”,难 道就是为了让我们自己来搞“革命大批判”吗?难道以传统意识形态 包装起来的“革命大批判”是荒谬的,以自由民主形态包装起来的, 以代言穷人的形态包装起来的“革命大批判”就是正确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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