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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波文集
1998
·论甘地主义
·由一位妇女想到的中国信仰问题
·分娩、阵痛与改革
·“计划生育”政策的罪恶
·传统教育制度的弊端及一些改革措施
·工会必须独立于政权之外
1999
·“六四”与我——“六四”10周年祭
·组党运动与争取公民权利
·漫谈“两国论”和法轮功
·致胡江霞
2000
·我们为什么要批评中共?
·试论合法性问题及其他
·思想启蒙与当前的民运工作
·墙外追思
2001
·随笔集
·让我记下一笔警察侵犯公民权利的罪行
·未来中国国家结构形式的一种设想
·关于《未来中国国家结构形式的一种设想》的几点说明——与王小宁先生商榷
·老而弥坚
·林牧先生的毛衣
·中共党票还有多少吸引力?
·吃不到葡萄说葡萄甜的人
·我“失踪”之后
2001-2005
·狱中书信集(致父母)(49封)(20020223-20041129)
2005
·我的18次绝食经历
·我为何要进行连续106天的绝食
·在《改善政治犯良心犯关押状况的呼吁》上的签名
·我参与组党后最初几个月的活动
·紧急呼吁关注绝食中的张林先生
·中秋忆师涛
·张林,又一个百日绝食
·论姜福祯先生的“既爽也累”
·面对国家恐怖主义,我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我愿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奉献我的一生——《狱中书信集(致父母)》序
·我在莒南县看守所两次挨打的经过
·警察终于来找我了
·好人没自由,社会治安能好吗?
·王东海、程云惠夫妇二三事
·希望胡锦涛是在真心纪念胡耀邦
·燕鹏兄,愿你早日获得自由
·上网奇遇记
·由关于扎卡维的报道看中国政府的阴暗心理
·非暴力精神永不可战胜
·权利不应轻言放弃
·这些人为什么英年早逝?
·民进党应检讨自己的大陆政策
·沉痛哀悼乡贤刘宾雁先生
·马英九,拿出你的诚意来
·当前国内民运应重视人权工作
·祭孙先生中山陵
·又是新年,想想这些苦难的人们
·天水兄,你承受的苦难太多了!
·继续与《民主论坛》同行
2006
·颜钧兄弟,请多保重
·杨天水案的一点新情况
·赵紫阳先生周年祭
·中国的社会公正问题亟待解决
·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公开信
跋涉:组党
·一、终于找到了
·二、回顾此前的一些事情
·三、警察露面之前
·四、警察露面了
·五、潍坊之行
·六、软禁
·七、去杭州之前
·八、秦永敏与《中国人权观察》
·九、吕洪来与《笔谈》
·十、中国发展联合会与《参照》
·十一、安均与《腐败行为观察》
·十二、初到杭州
·十三、告别临沂
·十四、再到杭州
·十五、浙北之行
·十六、在杭州的最后日子
·十七、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与《在野党》
·十八、又是软禁
·十九、多说几句
2007
·我心依旧
·我在监狱里剃光头纪念“六四”15周年
·中共第17届中央政治局成员的有关构成与数据统计
2008
·不要危言耸听——驳《温家宝排在胡锦涛前 中南海大地震?》一文的无知
·黑暗时代的一盏明灯
·强烈谴责盗用我的信箱给别人发送邮件的行为!
·中国中央级官员和中央级机构的官方排名顺序
2009
·中国中央级政务部门官方门户网站的建成及主要官员简历网上公开情况
·中国地方省级政务部门官方门户网站建成情况
2010
·李海——争取民主的社会活动家,不懈的人权捍卫者
·陪刘霞赴锦州监狱探视刘晓波纪行
·任自元被停止会见4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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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在杭州的最后日子

王金波

   我第三次到杭州以后,吴义龙把家搬到了朱虞夫家附近的一个地方。但是没过几天,房东突然无条件提出退房。没办法,在离毛庆祥家较近的地方,租了两处房子。一处给吴义龙和小单住,大家尽量少去,我从未去过。另一处用我的身份证租了两间房子,同时毛庆祥给我办了暂住证。如果有外地朋友来,也可以住在这里。当时放了两张床。我把东西从城南那里拿回来,一部分放在这里,另一部分放在王东海家里。因为那个时候,我开始经常住在王东海家里。吴义龙家里原来的那些家具,大多放在了这里。

   在这个以我的名义租的地方,我先后见到了严正学和姚振祥等朋友。那一天,严正学从北京回到浙江,在杭州跟朋友们见了见面。他高高的个子,不胖,留着一点胡子,头发挺长。严正学跟祝正明和我一起在这个房子里谈了很长时间。听他说起自己的儿子遭遇车祸而死的情景,我至今想起来都不寒而栗!

   姚振祥和章华麟来杭州的一些情况,我以前曾有过介绍。

   我在杭州期间住的地方大体上如此:第一次去杭州(1月15日至25日),住在吴义龙家。第二次去杭州(2月10日至20日),有时住在吴义龙家,有时住在王荣清家,后面两三天住在城南朱虞夫的房子里。第三次去杭州(3月28日至4月29日),前期有时住在城南,有时住在王荣清家,后期有时住在我租的房子,有时住在王东海家。当然,还曾偶尔在其他地方住过。

   在4月中旬以后,我住在王东海家里的时间要多于住在其他地方的时间。这期间,我跟他们夫妇俩慢慢熟悉起来。甚至,我把我的大部分行李搬到了这里。

   在用我的身份证租的房子里,除了我有时候住之外,高天佑、张玉祥都曾住过。张玉祥来杭州的情况,我以前曾有过介绍。

   4月下旬,还有两件事情值得讲一下。一件是法轮功问题。那一天我在毛庆祥家里。毛庆祥经常在下午17点半用小收音机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这一天,他听完广播之后问我,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我以前对法轮功有所了解,就说这是一种气功健身运动,跟中功、香功类似。毛庆祥显然没弄明白一种气功健身运动为什么会政治化,因为外电说法轮功引起了中共高层的不满,似乎要进行镇压。

   第二件,则是谢万军出逃俄罗斯。也是在毛庆祥家,他听收音机之后告诉我的。此时,我对谢万军的一些行为已经开始产生不同看法。对于他出逃一事,我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

   也是在这个时候,王荣清、吴义龙跟我的关系渐渐拉远。而我自己,下一步何去何从,已经迷茫。在王东海家里住,只是临时性的,他也不能给我帮忙找份工作。实际上,他夫妇俩都没有工作。此时毛庆祥曾建议我回山东后去济南打工,同时注意车宏年状告公安局非法劳教一案,如果能帮点忙那当然太好了。但是,我觉得毛庆祥的这个建议不太可行。至于北京查建国邀请我去北京,出于安全的考虑,我没有答应。王东海、傅国涌曾说过看看能否去北京或西安打工的话。我觉得这倒可以。但是,还没等我作出离开杭州的具体安排,我被抓了。

   4月27日,我得知吴义龙在广州被抓。我马上给广州一位朋友打电话,询问吴义龙被抓的情况。他显然也不是很清楚。我告诉他,吴义龙的夫人单称峰打算去广州一趟。杭州的朋友,去找过几次警方,询问吴义龙的情况。

   4月29日早上,我打电话给胡江霞,约好次日一早在汽车站见面,然后我们一起去衢州看王有才。当时我想,看完王有才回来,我就离开杭州。

   午饭后我和高天佑躺下睡了一觉。后来我醒了,高天佑仍在睡,我去了厕所。不一会儿我从厕所出来,看到院子里满是人,还有一些穿警服的,都冲着我们那屋子。高天佑在里面看见了我,但是没吭声。我一看二话没说,就问怎么回事,这里是我租的房子。一个穿警服的一听这话,就说你拿身份证来看看。我拿出身份证,他接过去看了看,问有没有暂住证。我拿出暂住证来。他又看了看,问有没有外出务工证。我一听愣了,不知道什么叫外出务工证。他说跟我们到派出所去了解了解情况吧。于是,我和高天佑就被带到了派出所。

   在派出所里,我和高天佑先是被分开问,然后一起被带到了留置室。两天后的5月1日,毛庆祥、朱虞夫去派出所找到我俩。朱虞夫在那里陪我们聊天。毛庆祥回家拿来夫人做的饭给我们吃。严正学又回到了杭州,也来看我们。下午,临沂警方接到我,去了我租的房子那里,毛庆祥在那里等着。我收拾好东西,毛庆祥把我送上车。然后我们去了王东海家,因为我的大部分行李在王东海家里。但是不巧,没人在家。我在外面等了几分钟,警方有些着急,说留个纸条,放下五块钱,让他把东西寄到你家里去吧。我想了想,算了吧,反正是在朋友家里,以后再说吧。就这样,不一会儿,我离开了杭州,此后至今再没有去过。

   在这里,我把一些朋友的情况列在后面。这些朋友,我在浙江期间,曾经见过面或去过他的家里。在我离开杭州以后,他们大都有过或长或短的牢狱之灾。

   王有才是我第一个有联系的浙江朋友和“六四”学生领袖,尽管至今我俩没见面。两年前他赴美保外就医后,我父亲到济南探监时告诉了我。不久,跟我同监为囚的牟传珩专程让别的犯人把我叫到监室外面,告诉了我这个喜讯。王有才到美国后不久,胡江霞也赴美跟他团聚。去年我出狱没几天,王有才打来电话向我问候,胡江霞也跟我聊了一会儿。今年年初,胡江霞去了麻省理工学院,跟王有才分别在两处地方读书。

   祝正明是我第一个见面的浙江朋友。他是浙江江山人,1962年10月2日生于山东金乡,1978年考入浙江大学化学工程系,1982年至1988年在江苏仪征化纤公司工作,1988年至1998年在杭州蓝孔雀化纤公司工作。“六四”后潜心研究民主理论,1998年自费印制《民主政治》一书。中国民主党早期的筹备工作,他和王有才、吴义龙起了关键作用。第一份《中国民主党章程(草案)》,就是祝正明起草的。1998年底王有才入狱后,祝正明成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主要负责人。1999年夏天他曾短暂被捕,后来去北京参加一次会议时再次被捕,2000年4月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十年,目前在浙江省第一监狱服刑。我在杭州期间,祝正明对于组党基本保持低调。他的人际协调能力不错,跟我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去年我出狱后一直没有打听到他家的联系方式。去年年底,浙江朋友为狱中民主党成员进行了一次募捐,我在募捐清单上看到了祝正明的母亲何素贞女士的联系方式,当晚就打电话过去。祝母显然很无奈,只能苦熬。

   吴义龙是我接触最多的浙江朋友。他生于1967年5月1日,安徽枞阳人,1991年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系,分配至池州师专任教四年,1995年到杭州学习,次年考入杭州大学(1998年并入浙江大学)中文系攻读文艺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在中国民主党的筹备过程中,吴义龙做了大量的联络工作。1998年底王有才入狱后,吴义龙担任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对外联络人,和祝正明等人一起主持了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工作。1999年1月,吴义龙被浙江大学开除学籍。1999年11月他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剥权三年,目前在浙江省第四监狱服刑。去年我出狱后,曾问过小单吴义龙家里的情况,小单不是很清楚。我之所以很想打听一下祝正明和吴义龙的情况,是因为他俩的家都不在杭州。祝正明离婚了,探监的亲人只能靠父母。吴义龙跟小单没有办结婚手续(1998年底小单不满23周岁),探监的亲人只能靠安徽枞阳农村老家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但是相比祝正明来说,吴义龙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少了一些宽容和妥协,容易跟别人产生矛盾(这一点跟我有些类似)。我入狱之前就曾听小单说过,吴义龙曾被长期单独监禁(禁闭)。不过好在去年魏京生基金会把第二届民主斗士奖授予了吴义龙,算是给了我莫大的宽慰。

   毛庆祥1999年被判刑8年,目前在浙江省第一监狱服刑。他生于1950年,是入狱的浙江民主党成员中年龄最大的。去年我出狱后打电话给他家,他的儿子毛小明(我记得好像是这个名字。当然他记不得我了,1999年的时候他还小)说他母亲在他外婆家,然后告诉了我他母亲的小灵通号码。毛庆祥夫人胡晓玲的父母跟他们家对门。我打过去,胡晓玲一听是我,高兴坏了。她说她在网上看到我的消息了,知道我这几年受苦了。我问毛庆祥情况怎样,她说毛庆祥还可以,前一段时间监狱曾经要给他减刑,需要家属签字说明毛庆祥认罪了。“当然不能签,怎么能认罪呢?不减刑就不减刑吧。”听胡晓玲这么说,我真佩服他们夫妇俩的骨气。胡晓玲还说,毛庆祥虽然跟祝正明在同一座监狱,但平时难得一见。

   朱虞夫1999年被判刑7年,在浙江省第六监狱服刑,预计半年后出狱。朱虞夫生于1953年2月13日,入狱前在房管局工作。我在杭州期间,他是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秘书长。他的夫人姜杭莉是个江南美女,在一家医院工作,是浙江民主党主要成员的夫人中惟一一个有正式工作的。去年我出狱后,想打听一下朱虞夫的情况。因为家里的电话贵,外面的话吧便宜,所以我就利用去县城的机会给朱虞夫家里打过几次电话。但是,要么没人接,要么是朱利接的。直到过年时,我在家里把电话打过去,才和姜杭莉聊了一次。跟胡晓玲一样,她也很清楚地记得我。她说,根据判决书,朱虞夫在今年9月刑满。但是1999年时,朱虞夫是6月就被警方带走的,因此她很不理解为什么那两三个月的时间不能算进刑期。朱利是朱虞夫的女儿,当时上小学,很调皮。我听是她接了电话,就问她是否上中学了,她说上高中了。我这才想到,已经时隔6年了,当年的调皮小女孩应该是个婷婷玉立的大姑娘了。朱虞夫的儿子朱昂,1999年在父亲被捕十几天后参加高考,考上了浙江大学,现在应该早已工作好几年了。而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能考取浙江大学这所名校,除了他的确是成绩很好之外,恐怕还有一个原因:他们全家都提前做好了朱虞夫随时被捕的心理准备。其实,有哪位异议人士及其亲人不是这样呢?

   王荣清1999年跟毛庆祥、朱虞夫等人在杭州同时被抓,不久获释。后来,他又数次被抓。最近的一次,是去年年底,他和王东海、王富华等人发起了为狱中民主党成员募捐的活动,募捐清单公布后他即被抓,不到一个月后获释。

   戚惠民是79民主墙运动的老战士。我跟他大概只是匆匆见过两次面,简单地谈了几句,因此彼此之间并不是很了解。2001年初,戚惠民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一年劳教,在金华十里坪劳教所认识了范子良老先生,从此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去年春天我母亲遭遇车祸,他和范子良老先生给我家捐了款。我出狱后给他打过几次电话,接电话的一个女士说我打错了。后来我听范子良老先生说,我没打错,戚惠民夫人不愿意让他继续卷入民运,所以如此。后来戚惠民给我打来电话,说应该给我接风,并欢迎我去杭州玩。我当然很高兴,但是,我暂时没有再去杭州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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