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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奉献我的一生——《狱中书信集(致父母)》序

王金波

   “上帝保佑,金波活着出来了!”

   这是今年7月30日《民主论坛》上赵昕先生文章的标题。

   是的,我活着出来了。这既在我的意料之中,又在我的意料之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的确曾动过几次自杀的念头,当时实在受不了折磨,觉得生不如死。我绝食时曾不止一次有人对我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好死不如赖活着”,我则以“赖活着不如好死”作答。

   但我终于活下来了,而且身体的健康状况似乎比原来的预想要好得多。这可能是我原来身体素质较好的原因。但后遗症应是有的,不过条件限制了我现在去体检。

   活着,首先面对的是亲人。父母是我最重要的亲人。我这4年牢狱之灾,受打击最大的是父母。父母分别生于1949和1947年,除很少几次短暂去外省探亲外,大半生一直生活在中国的最底层——农村。父亲是农村教师,当了25年民师后于9年前转正,现已内退。母亲是家庭妇女,小时候读过几天初中,因穷得吃不上饭而辍学。他们都是农村那种吃苦耐劳却几乎未过上一天好日子的苦命人。父母咬牙供我读完大学,我却不得不进了一个已濒临破产的国企,几年下来入不敷出,接着又坐了4年牢。我这一生最对不起的就是父母。正如我在家书中自称的,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不孝儿”。

   这4年,除父母、妹妹和外甥女探监十几次,以及2003年SARS期间给父母打过2分钟多的电话外,我只能靠书信跟父母联系。每当收到家书时,我心情都很激动,会看上好几遍,想上好几天。对于政治犯来说,通信大概是除会见(探监)之外跟外界惟一的联系方式了(特殊情况除外)。但也不是所有的政治犯都享有这种待遇,比如我的难友牟传珩先生,他说他从未收到过一封家书,家里也未收到过他的一封信。而即使我能跟外界通信,也被严格限制范围,比如我一个表弟写的信我就未收到。我知道这一点,所以除了写给父母,以及有关国家机关或其官员外,未给任何其他人写过信。即使是写给外甥女,也全是写给我父母然后再转交。

   我在山东省监狱3年3个月期间,一共给父母写了大约123封信(另外还有写给父母的1张明信片和1份遗书),但父母只收到其中的49封。大概是去年7月,我开始在信中有时用类似日记的方式记录一些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其内容令当局特别恼火,所以大多被扣留。而父母自收到我去年结束18天绝食的次日即11月29日写的第86封信后,再未收到过信,我此后也只收到过父母的一两封信。父母写给我的信,我全保留着。但在我出狱那天,当我去办出狱手续时,狱方背着我把我和父母的全部来往信件及其他一些东西非法扣留,然后封上箱子装进汽车,致使我当时无法检查,回家后才发现。但我想,这些书信将来有全部发表的那一天。

   读者看到的这49封信,肯定不能说明我4年牢狱生涯的全部。这只是一小部分,一个很小的侧面。而且读者也能发现,有时出于尽可能让父母收到的目的,我不得不对书信具体内容稍作变通。

   另外,这些信中有几封是我从报刊杂志上摘抄的文章,这里就把具体内容省略了。我写给外甥女的几封信,暂时未找到。我在信中提到的一些亲人,除妹妹、妹夫和外甥女外,还有姥爷、姨、舅、二大爷(伯父)一家、堂哥、表弟、表妹和下一辈的孩子。但朋友们的名字,从未出现。

   至于后面附的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其中有一些人名和日期等方面的错误,出于尊重文件原貌的考虑,我一概未更正,以后我会一一指出。

   出狱前我始终认为父亲肯定会去接我,然后一起去车站坐车回家。但没想到父亲没去,而是由监狱送我回家。到家后才发现母亲的腿撞断了,我一下子懵了。

   这很可能是一起简单的车祸,不过肇事者逃跑了。但我不敢完全肯定这一点,始终认为不能完全排除另一种可能。因为监狱里曾不止一次有具有黑社会背景的犯人威胁我:“要是在社会上,你早就分成几块了,胳膊一块,腿一块”“出了监狱门口,就用镢头把伺候,把你的腿打断”。当局之所以破例安排监狱把我送回家并由莒南警方半路迎接,除了防止济南朋友接我外,恐怕这也是一个原因。

   母亲遭遇车祸后,是朋友们帮我父母度过了难关。首先是张铭山、姜福祯两位挚友及时公布了情况,从各个角度挽救了我母亲、挽救了精神几乎崩溃的我父亲。然后,樊百华、范子良、戚惠民及至今我不知具体姓名的两位先生伸出了援助之手。而尤其需要单独提出来的是,杨天水先生在刚刚迈出看守所大门的情况下,毅然将钱爱玲女士捐款中的近半寄过来,尽管他自己一贫如洗;赵昕先生也是刚刚迈出看守所大门,但也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一笔寄了过来。很难想象,没有这些朋友的帮助,我父母会是一种什么样子,我们这个家下一步该如何过。

   其实,这4年来幸亏朋友们以各种方式给予我父母巨大的帮助。除我非常熟悉的姜福祯、张铭山两位师友自始至终的关怀之外,还有车宏年、申贵军、秦志刚、邵凌财、孙文广、燕鹏、于傲之、陈青山、牟传珩、陈延忠、牟柏华、牛天民及孙丰(孙维邦)、邢大坤、薛超青、相林等山东朋友给予了各种形式的关心和帮助。其中尤其是我从未谋面的车宏年先生几年来持续的真心帮助,起到了其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在外省,除范子良老先生及时发布消息并呼吁之外,林牧、邓焕武2位老先生持续的呼吁和帮助令我难忘。

   此外还要衷心感谢李国涛、任畹町、余樟法、何德普、许万平、郭少坤、师涛、刘晓波、戴晴、邓永亮、李运生、莫建刚、程凡、高烨炬、李宗尚、吴克林、毛国良、欧阳懿、黄晓敏、刘飞跃、来金彪、陈树庆及胡平、徐文立、王有才、徐水良、唐元隽、陈泱潮……等先生。

   需要特别感谢的还有:S(加拿大)、刘国凯、焦柏固、S(美国)、M(美国)、Q(欧洲)等先生。其中后3位先生的具体姓名和身份我至今不清楚。

   加拿大珍妮佛·韦德博士为我专门向山东省省长写信表示关注和呼吁并给予各种帮助,体现了她热爱和平与自由的精神,及高尚的人格与品行。

   卢四清先生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在我入狱前期对我的情况作了及时报道(可惜听说他后来重病在身),洪哲胜、李洪宽、张伟国3位先生在他们主编的《民主论坛》(包括后来创刊的《民主通讯》)、《大参考》和《议报》上对我的情况给予了充分介绍和呼吁。其中尤其令人感动的是,洪哲胜先生还在《民主通讯》上为我作了几个专题。

   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国际媒体的采访报道为国际社会了解我的个案和中国人权状况提供了及时的信息。《北京之春》、《中国人权》、《博讯》、《大纪元》等报刊杂志和网络媒体也向人们充分介绍了我的情况。

   此外,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大赦国际等组织也分别以不同形式给予了介绍和帮助。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条件限制,以及我出狱后至今未跟任何朋友见面,所以我对情况的了解是不全面的,肯定存在遗漏和纰缪,这里事先向大家致歉。

   我刚刚出狱,还处于所谓的“剥权期”。我获释当天,迎接我的莒南警方曾提醒我这一点。我回答说:“我不认罪,我也不管那么多,我该怎样还怎样。”

   是的,正如我刚参加民运时不止一次对警方说的“我愿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奉献毕生的精力”那样,这4年牢狱之灾不仅没有磨去我的锐气(更谈何“改造”),反而增强了我献身中国民主事业的信念。在这里,我要再次声明:

   我愿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奉献我的一生。

   2005年10月7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2005年10月11日


此文于2009年05月18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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