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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文豹:中国通过什么方式维持了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根据有关的报道,中国2006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达到了10. 7%的相对较高的数字。而此前的十多年里,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基本上保持在了两位数的高增长速度点上运行。那么,中国的较长期的经济高增长是依靠什么来达到的呢?

   
   简单而明了,表面上看是因为大量的外来资本持续不断的涌进中国,大规模的在中国东部及沿海地区投资的效应。但其根本的的原因是通过长期的压制中国公民的合情、合理、正当且合法的公民权利来达到的!
   
   为什么作出如此论断呢?或许有人会说笔者武断,或者说肤浅。究竟是不是呢?下面是笔者的几点个人观点:
   
   首先,虽然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虽然中国走上了所谓的“改革之路”,但是中国的主要政治特征与社会特征依然沿袭着旧有的那一套体制。自上而下的权力系统仍旧维持着所谓的“民主集中制”,而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集中制”,其本质上是政治上的独裁与专制。很早以前在中国的民间就广泛流传着一则口语:先民主,后集中,党委定调,群众讨论,领导拍板。党的权力在事实上决定了一切事务,不论政治、经济、司法、民事等等,但凡事关公民权利的事务,党“无私的”包揽了全部,最终导致了事实上的党国不分,党事即等于国事,国事混同于党事的“党国政治”。此点,各位几乎每天都可以从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的新闻报道中看到,但凡各种大会一定得有“党和国家领导XXX参加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其次,在数量上占绝对多数的农民阶层与工人阶层在基本的公民权利层面上还存在着根本的缺失。首先,农民既不具有自己的代言人,也没有正常的选举权力,缺乏维护其群体自身利益的有效载体和渠道。其直接的后果就是累年的无休止的各种“税赋、杂费、提留、统筹”。关于这一方面的资料,安徽的著名作家陈桂隶、春桃夫妇二人合著的《中国农民调查》上有大量的真实调查文字,那些文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体因为权利的缺位所遭受到的不公正、乃至于是非法侵害的遭遇和苦难。
   
   而对于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做直接贡献的泛工人阶层也承受了代价高昂的“改革成本”。为什么说“泛工人阶层”呢?因为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相继进入了以外来资本主导的东部及沿海经济开放地区做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也可以被视作工人阶层,而更准确的称呼似乎应该为劳工阶层。在原有国有企业工作的数千万工人被以因为正常而不可避免的“改革代价”所带来的 “国有企业改制狂潮”给改下了岗,改制到失去了赖以为生的饭碗,美其名曰:“改革的阵痛!中国的工人们作出了伟大的牺牲!”而实质上却是,因为所谓的“国有企业改制”使得无法计算的公有财产变相的进入了权贵们的腰间。最终使得数以千万计的下岗、失业工人走到了生存无以为继的困苦境地。
   
   另一方面,在东部及沿海开放地区务工的数以亿计的劳工群体也同样遭受了因为基本公民权利缺失所引发的人身权利与经济利益被肆无忌惮侵害的生存苦难。大部分的劳工没有和资方签订劳资合约,大部分的劳工缺乏正常而有效的劳动保护措施,更缺乏合理、合法的劳动福利待遇,劳工的合法工资收入标准得不到保证,大量的因工致残个案得不到合法、合情、合理的补偿,而缺乏因劳工权利缺位所导致的没有与资方进行利益博弈的有效载体与渠道,最终结果是所有的不公正后果皆有在各方面都处于劣势的劳工来承受。
   
   笔者曾经在广东的一家台资企业工作考察了五年,在此期间,笔者亲眼目睹了大量的各种的劳工利益被非法侵害事例。比如笔者的一位工友,因为超时加班,导致左臂前半部分被机床给截断,被定性为二级伤残。但是,资方却仅仅支付了医疗费与住院期间的生活补助,留其在公司做基层的班长做一般的管理事务,决口不提因工至残的赔偿问题,伤残者只要提到赔偿的事情,公司方面就威胁要辞退他的工作。他到劳动部门去投诉,而劳动部门却再三的推诿、拖延,直至于不闻不问。作为一个外来的打工者,正常的法律诉讼程序是无论如何也走不起的!
   
   再者,还有大量的因为征地、暴力拆迁所造成的大量非法行径所导致的利益侵害。近些年以来,全国各地大量的在房地产搞开发、搞城市扩张、搞形象工程、搞面子工程,没有良知的资本与缺乏透明的权力两者结合就产生了肆意横行、疯狂掠夺的怪物。大量的房地产开发、无序的城市扩张、大量的形象工程,造成了GDP的畸形增长。数不清的强征、强拆引发了大量的利益被非法侵犯事件,并最终导致了大量的上访、大量的血案。关于此类事例,各位可以到中办、国办、国家信访局、各地政府门前的上访人群得到证实。
   
   最为世人不容的是,众多事关公民权利被侵犯、侵害的案件,司法机关竟然不予受理。特别是近年来的因为征地和拆迁所导致的侵害个体与群体的案件。前不久,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杂志二月份最新一期刊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在2006年12月底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一个长篇讲话。罗干要求司法机构加强共产党的领导,成为调节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罗干在文章中说,由于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刑事犯罪、民事行政纠纷、群体性事件和各种治安事件持续高发。大量矛盾纠纷以案件的形式不断汇集到政法机关”。罗干要求各级司法部门在办案时不仅要维护社会稳定,更要促进社会和谐,“在处理群体事件时不能只满足暂时的平息”,而是要从根本上理顺群众情绪。我们不知道今后中国的各级司法机关将如何处理各种此起彼伏的群体事件,是不是还如从前一样压制被侵害群体的合理、合法的诉求?时至今日,早已没有人会相信通过加强党的领导就能够解决各种现实的问题与矛盾!中国共产党有必要正视公民的各种基于合法权利的正当诉求,有必要检视自我的管控措施,必须尊重公民的基本权利,唯有如此这般,才能够去谈民主,才能够构建和谐社会,才能够保证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各个方面均衡的发展和进步。
   
   转载自<自由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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