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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文豹:"和谐社会"是靠封杀不同声音和强制弘扬"主旋律"来构建的吗?

"和谐社会"是靠封杀不同声音和强制弘扬"主旋律"来构建的吗?
   元月19日,原中国"头号大右派"次女、中国民主同盟的老盟员、中国戏曲研究院研究员、《往事并不如烟》一书的作者——章诒和女士发表公开信,对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查禁其新书《伶人往事》表达抗议和愤慨,誓言"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章诒和在《我的声明和态度》的公开信中,点名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在1月11日的全国图书定货会开幕日,召开"通风会"并用宣读的方式公布了一份"2006出版违规书选",《伶人往事》在选单中名列第三。她在公开信中透露:"邬先生对出版此书的湖南文艺出版社说(大意):'这个人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你们还真敢出……对这本书是因人废书。'接着,自然是对该社的严厉惩处。"
   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在元月11日的全国图书订货会开幕日召开的"通风会"上,被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点到的"2006年出版违规书选"的八本书是:
   《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 袁鹰 著 中国档案出版社
   《沧桑》晓剑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伶人往事》章诒和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如焉@sars.come》胡发云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新闻界》
   《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朱凌 著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时代怀旧丛书》
   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中,有一个曾经大行其道的名词:"文化围剿"。我们的语文教科书里把当年的鲁迅刻画成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突破国民党文化围剿的英雄。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尊奉的一整套思维虽然被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定义成文化专制主义,但鲁迅的文章还是能够发表,鲁迅的著作还是能够出版。所以,"文化围剿"即使存在,也还没有从根本上窒息中国文学的发展。其围剿的力度,比起今天,可以说是大为逊色了。纵观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三年接连发生的事:2005年春天,封杀了章诒和女士的《往事并不如烟》、陈桂隶与春桃合著的《中国农民调查》;2005年的冬天,整肃了《新京报》和《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今年冬天,又查禁章诒和的《伶人往事》、朱凌的《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胡发云的《如焉》等八本新书。中国极其优秀的文学作品,最有生气的新闻媒体,都成了僵化的官方意识形态首先摧残对象!想到中国人民的前景和命运,不得不使我们发自心底的忧虑与悲哀!叫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如何不心痛?
   诚然,纵使许多秉持良知、肩挑道义的国人怀着一腔热诚的、追求自由公正的人生情怀,但生存在如此的环境里,大都有许多的无奈。面对那些强势的权力部门,总是习惯于一忍再忍,一躲再躲。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最火的时候,被禁止再版,她没有说话;《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印出来被压在仓库里,她也没有吭声。她还是想留一点余地。不准说政治,我就说戏剧;不让写今天,我就写昨天。她的《伶人往事》成稿后,照顾到出版社的难处,连改了9次,前后总共刪去3万多字。而且,湖南文艺出版社也履行了繁琐的报批程序。然而,即使如此这般,却仍然难逃被封杀和整肃的厄运。
   根据接近章诒和女士的人士透露:自从她丈夫过世后,章诒和女士的身体一直不太好,个人写作是她孤身活下去的唯一理由。根据很多朋友的反映,看章诒和等人的书,也是许多经历过意识形态斗争灾祸的中国老年读者最后的精神寄托。我的老父亲就特别推崇章诒和女士的《往事并不如烟》,前前后后仔细的翻阅了三遍,看着他那高度近视但非常专注的神态,每天挑灯夜读,能够充分的说明《往事并不如烟》的吸引力。许多老知识分子、老干部、老艺术家,近乎痴迷地读着章诒和等人的书,无非是想在自己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弄清楚自己经历过的世纪真相,让自己活个明白。许多中青年读者,成为她们的"粉丝",也不只是仰慕她们的文笔和才华,同时要从她们的作品中感受自己未知的历史,感受一种真实人格的力量。
   不能容忍的是,不论是如此深广的人心向背,还是我们忧虑的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前途,在某些戴惯了"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的强权者眼里,丝毫不值一分钱,都等于零。他们自恃手中有权,封杀几本书,如同踩死几个蚂蚁一样容易!为什么很多人被禁第一本书时不说话;禁第二本书时,也没说话;如果再禁下去,可能还不会说话?因为,封杀者们不但紧扼着公民的咽喉,还在剥夺公民免于恐惧的自由。但是,面对"言论警察"强权者们的自大无知与狂妄,这一次章诒和女士没有再次沉默,她拍案而起,在元月19日发表了《我的声明和态度》。如同黑暗里、旷野中的呼号,她勇敢而决绝的喊出了对强权者大肆践踏公民权利的强烈抗议。这怎能不让沉睡中的世人为之振奋!是该让那些为所欲为的文化官员们,给秉持良知、坚持公民权利的国人一个文明说法的时候了!
   章诒和女士所迸发的声音,绝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心声,而是所有良知未泯的中国人的共同心声,是不肯放弃文化使命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吼声。她也为这些年饱受"言论警察"欺凌的新闻出版界的编辑们出了一口郁闷之气。更重要的是她在提醒,维护我们的基本公民权利还要等待何时?多少年来,宪法赋予公民理所当然享有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被剥夺、被侵犯的现实,更多的人们习以为常。某些意识形态官僚封杀代表不同声音的作品,连基本的法定程序都不需要走,理由都不需要讲;作家、学者、编辑挨整,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人的尊严还不如一个刑事犯。因为刑事犯还可以请律师辩护,还可以在法庭上陈述,为自己辩护。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这些是世界所公认的,但是言论、新闻出版乃至思想文化领域,还似乎滞留在秦始皇时代的阴影里,它已经成为依法治国的盲点,成为滥用权力的重灾区,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大阻力。
   另外被封杀的《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详细讲述湖北省潜江市的一名小学教师姚立法十多年来在湖北潜江参选人大代表的经历。姚立法表示,为了该书能够顺利出版,作者朱凌已没有把太尖锐的批评写出来,出版社还将一些涉及贪污渎职的官员名字删除,改用假名,但该书出版仅一个月,即被中宣部下令全数收回查封,可见中国的民主化仍遥不可及,希望有更多的民众会积极的起来争取,因为民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
   
   姚立法表示:中国现时的政治体制与民主选举制度是水火不相容的,现时中国所存在的所谓选举,只是门面道具、花瓶。姚立法认为:中国人传统上都有参与政事的热情,例如"学而优则仕"这一传统教诲,背后的意思就有鼓励读书人积极参与国家事务,对社会作出贡献,只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后太多的政治运动摧残了中国的整个知识阶层,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令民众感到恐惧,担心自己和家人遭到厄运,才对政治不闻不问。
   一九五八年出生的姚立法,一九七八年毕业于潜江师范学校,在潜江市教育局任职近二十年,二零零一年转到潜江市实验小学任职教师。由于姚立法不满当地人大代表没有切实为民众争取权益,而且当选者一直都是由政府内部指定,极不公平,他从一九八七年开始,就以自荐方式,竞选潜江市的人大代表,他十二年来经历了三次选举,波折重重,屡败屡战,终于在一九九八底年当选为潜江市第四届人大代表。在任期间,他一改旧有的人大代表担演的举手机器角色,向中央提交了一百八十七件建议案,并主动做视察调查、向选民述职、检举了贪污官员,更成功罢免了一位民政局长;但在零三年十一月,姚立法与另外三十名自荐候选人,在当地新一轮地方人大代表选举中全数落选。他质疑选举不公正,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特别调查,但遭拒绝。
   
   有鉴于此,为了中国文学的尊严,为了中国公民的尊严!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再继续麻木不仁,仍然躲在某个角落里苟延残喘,我们将无颜面对世人,无颜面对历史。我们的后人会指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说:"看,你们这些21世纪的文化太监!"
     
   另据北京的《京华时报》元月22日报道:20日晚,由首都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业协会组织的"新形势下的电视剧市场合作研讨会"举行。会上,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副司长王卫平透露,2007年是电视剧质量年,广电总局要求从2月份起的至少8个月时间内,所有上星频道(各卫视频道)在黄金时段一律播出主旋律电视剧。 谈到今年的电视剧规划政策,王卫平透露,2007年是电视剧质量年,全方位地提高作品质量是根本。他说:"今年对所有电视节目都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为了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广电总局要求:从2月份起的至少8个月时间内,所有上星频道在黄金时段一律播出主旋律电视剧。为此,广电总局对电视剧设立了四级审查制度,即所有省级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提前一个月报省广电局,而后由省广电局报送省宣传部,再由省宣传部审核后报送广电总局,最后广电总局报送中宣部文艺局,审批通过后再播出。"
   面对中国光电总局的这一无知并且荒唐的规定,相信很多人会感到错愕不已,好像有时空倒转的感觉,仿佛21世纪的中国又要回到文革的时代,难道我们还要树立更多的"样板戏"吗?广电总局这一决定无疑是开历史的倒车,是对媒体和公众选择自由的进一步公然压制。它只会让更多的人们失去从媒体上寻找更多的快乐而已,如罗莎所说:"自由受到了限制,国家的公共生活就是枯燥的、贫乏的、公式化的,没有成效。这正是因为它通过取消民主而堵塞了一切精神财富和进步的生动活泼的泉源。"但是毕竟2007年的中国不再是那个可以完全封锁的中国,网络的发达,让我们多了选择。
   从根本上来说,思想钳制和舆论"高度一致",本质上是对谎言和谬误的庇护和鼓励。在历史上,思想专制从来没有产生过任何积极的作用,它只是为不计其数的谬误和谎言存在和泛滥提供了生存和泛滥的土壤,它只是保证了谎言拥有从事欺骗的绝对自由,而剥夺的是公众讲真话的自由和权利。在当今的中国谈自由、民主,常被人讽刺与讥笑,更被强权者与"愤青们"视为空谈,"饭都没得吃,谈什么自由","好死不如赖活着";或被无端喝斥、打压,视为"西化"、"邪说",甚至削掉主张自由者的脑壳,剥夺他吃饭的自由。在今天的中国,许多的人已经习惯当奴隶了,完全失去了追求自由的意识或勇气,还有一部分人本身就是自由的敌人、极权的占有者。有人说,生存权就是人权,这是一种混淆视听的说法。吃饭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人的天赋权利,凭什么要牺牲其中的一个?维克多.雨果说:"人不是一根消化管道"。没有自由,生存权就是一般的动物的吃、喝、拉、撒式的权利,根本不是真正的人权。吃饭不过是所有动物的权利,而说话却是人类所区别于一般动物并高于它们的最重要的特征与权利,这个权利被限制,人就成了动物,甚至还不如动物,因为它们的唯一需求就是能够活得下去,至于活得如何,只要不饿的要死,它们是不会跳墙的。吃得上饭与思想言论的自由对于作为人类的我们而言就如同我们不能没有眼睛和手脚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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