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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嘉音與黃嘉德弟兄的遭遇

    〈受迫害的自由思想者〉檔案
   黃嘉音與黃嘉德弟兄的遭遇
   日前同一群滬籍人士茶敘、懷舊之餘,多名老人慨嘆今日之香港雜誌,在內容、編排、插圖諸方面,無一比得上當年上海的《西風》、《茶話》、《萬象》雜誌。
   《西風》是黃嘉音弟兄戰前創辦的,其宗旨為「翻譯西洋雜誌精華,介紹歐美人生社會」。因其主事人取材允當,抗戰前後曾風行內地,堪稱「老少咸宜,雅俗共賞」。《西風》是一本嚴肅刊物,但不像今日港臺某些學院派刊物那樣故弄玄虛,自命清高;它深具趣味性、知識性,卻不像今日港台某些刊物之不食人間煙火。可惜黃嘉音先生生不逢時,一九四九年上海陷共,《西風》被迫停刊;一九五七年黃先生被打成右派,四年後慘死在大西北。
   黃嘉音,著名翻譯家,筆名黃詩林,福建晉江縣人,生於一九一三年一月卅一日。一九三三至三七年在上海聖約翰大學讀書期間,主修歷史,副修新聞學、心理學。一九三六年與胞兄黃嘉德及林語堂合辦西風社,自任主編兼發行人,出版《西風月刊》、《西風副刊》、《西書精華》等三種。一九四六至五三年經營《家》出版社,任《家》月刊主編兼發行人,其間兼任《大美晚報》副刊編輯、上海《申報》副刊〈自由談〉編輯。一九五一年加入上海翻譯工作者協會。一九五四至五八年出任上海文化出版社編輯兼第五編輯室主任,又兼上海《文匯報》副刊彩色版編輯。

   一九五六年他在上海參加「民盟」,做了幾天上海市政協列席代表。「鳴放」時,他向上海市委建議開設「心理治療診所」以應付日益增多的精神病人,由此被打成右派。一九五八年九月被謫戍寧夏,因精神憂鬱,一九六一年一月八日慘死在大西北。
   黃嘉音對中共的革命事業是有所貢獻的,1999年八四高齡的著名漫畫家華君武對《科技文萃》記者說:「黃嘉音就是推薦我看《西行漫記》並支持我去延安的人。」華老所講述的黃嘉音的故事,也許是那一代左翼青年人生遭際的某種時代縮影。他並不是共產黨員,甚至連地下黨的週邊組織也不沾邊。這個聖約翰大學歷史系畢業的大學生,在當時的青年華君武眼裏是既深沉又謙和的兄長。他的家庭是基督教徒,吃晚飯要禱告;他有個哥哥黃嘉德當教授,研究蕭伯納;他與林語堂似有世誼關係,曾把華君武帶到愚園路林語堂家去;他主辦介紹各種西方文化生活的《西風》雜誌,在寫文章、編書之餘也畫點漫畫,簽名處從不署名,而是畫只小鳥,暗喻「嘉音」之意。華君武喜歡和黃嘉音在一起,不僅因爲他的家庭濃厚的文化氣氛,更由於他們不是那種吃喝玩樂的朋友,而是經常談論讀書、社會和做人的理想。「人人都該爲社會發一分光」,基於這樣的人生信條,黃嘉音欣然支持華君武去陝北共區,並給了華君武一筆數目不小的盤纏。他請唐納寫了一封信,唐納據此又給周恩來、博古和王明寫信介紹華君武。華君武於1937年10月到達武漢八路軍辦事處時將信交給李克農,李克農遂寫信介紹華君武到八路軍西安辦事處找林伯渠。「我最終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黃嘉音給予我很大的幫助,我是把他當作人生知己的。」華老充滿感情地說,黃嘉音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啓蒙者與知音。
   據著名作家何滿子(本名孫承勛,1919年生,浙江富陽人,係三國時孫權後裔)回憶:「1958年9月,我和當年《西風》雜誌的主持人黃嘉音有一次奇怪的約會,地點在新雅酒店。
      黃嘉音和我都是右派分子,但我不認識他。當時號召到寧夏邊疆參加建設,說白了是發配去改造。名單當然是內定的,我很識相地報了名。一天,黃嘉音忽然通過李小峰(或孔另境)轉告,要約我一談。素不相識,我想不通其約談的原因。心想一定是乃兄黃嘉德有什麽話要轉告,嘉德原是聖約翰大學的文學院長,我們在解放初共同參加過四五個月的學習,那年的夏天我到過青島,嘉德在1952年院系調整後派在山東大學外文系任教,我去青島時也曾會晤。除了這個關係,黃嘉音和我渾身不搭界,絕無約見之理。當時右派之間打交道是有顧忌的,他約我到新雅酒店一見。
      我是大會上批評過的,出版系統無人不識,但我卻不認識他。是他在新雅門口等我,自報家門的。原來並非乃兄黃嘉德有什麽話帶給我,而是他也要去寧夏,見面的目的是,詢問我全家西遷,家具之類應該怎麽帶法?
      這事我出不了主意,我從抗戰起東飄西流,解放前夕才定居上海,什物有限,他在上海已定居幾十年,我怎麽能同他比?我說:您還是自己定奪,或去請示領導吧!
      他帶了兩大卡車東西去,一架斯特勞斯牌的三角大鋼琴,也聽領導的話帶了去充實那邊的文化。當天他還特別問我鋼琴該不該帶,說明他是猶豫的。後來,正是這架鋼琴害了他。到那裏後,他被派在六盤山區的固原地區教小學,學生常到他家去。那邊的孩子幾時見過這樣的玩藝?於是一個衙內式的學生,當地最高官的兒子亂敲亂打琴鍵。在那邊,是壞了也沒處修的,黃嘉音於是喝阻,這小皇帝就回家哭訴,說老師欺侮他了。你想後果會如何?黃嘉音被下放到鄉間,去「充實」邊疆文化的鋼琴就不再屬於他。此後,在「文革」慘死,自殺他殺不明。當然這是後話。
      1980年我在濟南山東大學又遇到了乃兄黃嘉德,告訴他1958年嘉音和我在新雅酒店的會晤,嘉德說:你該勸阻他不要帶鋼琴去的。可是,我不是未卜先知,我怎麽知道事情會這樣結局……
    因此,每次到新雅,我就會想起和黃嘉音的那次會見。」
   黃嘉音愛共產黨,可惜共產黨不愛他,還枉殺了他。
   旅美學人丁抒教授在其傳世之作《陽謀》第十二章中,引用一名同囚的勞改犯的話,對黃嘉音之慘死作了以下描述:獄中傳出的消息說,黃嘉音是被槍斃的,罪名是「蓄意殺人」。由於中共一貫將政治犯與刑事犯關在一起,利用刑事犯欺侮凌辱政治犯,而刑事犯也樂於以虐待政治犯為榮,並以此向當局獻媚,黃在獄中總是受流氓犯的氣。有一次吃飯時,一個流氓又欺侮他,他忍無可忍,將飯碗朝那流氓扔去,雖未擊中那人,但監獄當局卻說他「蓄意殺人」,「依法」殺害了他。
   黃嘉音的譯作有《大地的嘆息》(一九四○年,上海西風社)、《得意書》(一九四○年,桂林西風社)、《廣島被炸記》)一九四六年,桂林西風社)《阿達諾之鐘》(上海西風社)、《希臘羅馬神話故事集》(一九五六年,上海文化出版社)以及《迷宮》、《流犯餘生記》、《矛盾》、《實用育嬰問答》等。此外,在《大美晚報》、《申報》和《文匯報》發表過不少譯文和漫畫。
   黃嘉音長兄黃嘉德,為人謹慎小心,沉默寡言,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五日他過八秩壽辰時,筆者與他通過信,承他贈送黃嘉音遺照,這是這位著名作家存世的唯一罹難前相片。我從香港打電話給他,一再問及乃弟的死因,他在電話中泣不成聲,卻始終不忍講出那段慘聞。
   黃嘉德,翻譯家、外國文學研究家,筆名藍萍心、默然,一九○八年十月十五日生,福建晉江人。其父任美國歸正教會閩南教堂牧師卅多年,母親任閩南一所基督教女校校長。他的九個兄弟有七人受過大學教育。
   一九三一年他以優異成績畢業於貴族化的上海聖約翰大學(宋子文、嚴家淦、榮毅仁、董浩雲、林語堂均出自此校),至一九四九年上海陷共,歷任母校助教、副教授、教授、文理學院副院長、文學院副院長等,在中文系講授《史記》、《漢書》,在文學院開設過翻譯課程。一九三六年九月,與胞弟嘉音、林語堂創辦《西風》,一九四一年因「反日」罪名,西風社出版物全被日寇查封抄走。《西風》月刊遂遷重慶繼續出版了十五期,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才遷回上海,一直出到一九四九年上海陷共。
   一九四七年八月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進修英美文學,翌年九月得文學碩士,同年底回國出任聖約翰大學文學院代院長兼新聞系代主任。上海陷共後,他當了短期約大校務委員、文學院院長兼新聞系主任。一九五一年九月被送往設在蘇州的「華東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洗腦,同年中共肢解聖約翰大學,次年一月他在「革大」結業被調到青島山東大學外文系任教授,開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新聞學、翻譯等課程,主要講授世界文學、英美文學史、英美文學作品選讀等。
   上海陷共前譯作有《下場》、《蕭伯納傳》、《鄉村求愛》、《公民教育》、《現代民主主義演進史》、《蕭伯納情書》、《英國公民教育》、《流浪者自傳》、《翻譯論集》、《生活的藝術》(林語堂名著)等。上海陷共後在《譯文》、《文史哲》上發表有關菲爾丁、蕭伯納、莫里斯、惠特曼、斯托、孟德斯鳩、司湯達、席勒、塞萬提斯等作家的外國文學論文卅多篇。
   一九五六年當選青島市人民代表,文革時家藏數十年書畫資料均被擄掠一空,且被禁止閱書。
   四人幫倒台後出任山東大學外文系英國文學研究生導師、美國文學研究會理事、山東省高校外語教學研究會理事、山東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文史哲》編委等。
   一九七六至七九年參與一百廿萬言巨著《廿世紀歐洲史》的翻譯,還參加了聯合國文件的翻譯工作。一九八○年出版英國莫里斯代表作《烏有鄉消息》中譯本,同時在《世界文學》、《文史哲》、《現代美國文學》等刊物發表〈蕭伯納與現代戲劇〉、〈要正確評價西方現代文學〉等論文多篇。一九九二年四月患心臟病逝世於濟南。
   黃嘉音、黃嘉德弟兄在中共暴政下的悲慘遭遇是中國大陸知識份子受迫害、受淩辱的典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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