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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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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勢力人物傳記的空白年份

第三勢力人物傳記的空白年份
   第三勢力運動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國共兩黨之外另行扶植的一股政治力量,參與者奉洋人之命、拿洋人的錢搞軍、政合一組織,其宗旨是反共反蘇,故中共視之爲不共戴天的死敵;然而它在港澳與海外又同國民黨的敵後工作爭奪資源、爭奪人才,自然也遭到中華民國政府的抵制,結果是兩面出擊,腹背受敵。當年在香港扯起第三勢力旗號的,不下數十夥,曾領過美國中情局的美元津貼者數以萬計,在香港報名輪候去太平洋上馬利安納群島中聯合國託管的塞班島受訓的流亡軍人也多達幾千人。一九五三年七月韓戰簽署停戰協定後,由於美援斷絕,第三勢力冰消瓦解,其成員領了遣散費各奔前程。一部份人被蔣介石寬容「歸隊」,回臺灣續任國大代表、立法委員者有數十人,出任國立大學教授、大型傳媒主管者亦爲數不少;至於回歸大陸者,更有躋身「党和國家領導人」行列者。這些人回首前塵撰寫回憶錄或自傳時,往往避談那一頁不甚光彩的歷史,而知情者懼於纏訟也就爲尊者諱了。時隔半個世紀,第三勢力的內幕已鮮少爲外人所知,所以那數百名第三勢力骨幹的傳記,無論以自傳,抑或以工具書的簡歷形式出現,都出現了一生之中有三、四年空白的奇怪現象。其詳情如次:
   黃秉衡的自傳(註5)云:「卅八年一月攜靜毅由滬乘輪赴美……京滬相繼失守,大陸人心惶惶……幸得家信知眷屬已由滬遷港……在美暫待至是年年底;始乘船先回香港,與家人重聚……抵港後國難家困,身心俱疲,於是閉門謝客,婉拒社交應酬,淡泊寧靜,總算度過了艱苦的歲月……住港卅餘年就以此(在美國讀六個月夜校研究股票運作)所學運用我的全副精力在美國股票上動腦筋(註6),以所得利益維持我的生活」卻隻字不提爲什麽身爲現役總統府參軍之高職卻「赴臺灣交通與入境不易」,完全隱瞞了一九五一——一九五三年他在香港擔任自由中國運動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副總司令兼總部駐香港工作站站長之職,化名孫復剛,專職策劃在大陸開展反共遊擊戰爭,代表蔡文治給駐港人員發薪。他在美方安排下會見過香港第三勢力的掌門人張發奎是圈內盡人皆知的事,這註定了五十年代初期被禁足臺灣的命運。
   所以,史學家于翔麟據此撰寫的黃秉衡小傳曰:「大陸淪陷後居住香港、美國兩地。五十七年五月,自港返台向張群夫婦拜壽……」對一九五○年——一九五四年間的行蹤語焉不詳。
   在海峽彼岸,史學家陳予歡編纂的《黃埔軍校將帥錄》在王之條目下稱「一九四九年到臺灣任總統府秘書、參軍處參軍……一九六七年辭職。」(註7)其實1949年王之去臺灣很快就離開了,他在回憶錄中說:「余於五月初自滬飛穗轉湘,攜眷南下,住廣州逾月。政府正值播遷,參軍閒職無事,因經香港赴臺灣。時孫立人將軍督師高雄,余往商談行止。孫將軍謂臺北政局正釀重組,尚難穩定,建議餘返港暫候。余因回港寓居……12月5日余奉命隨(李宗仁)行,住紐約廿餘日。李代總統既決定留美,余及其秘書黃雪於1950年1月同機返港,寓居九龍……1951年秋余應美國政府之聘,赴沖繩協助訓練其軍事人員,工作兩年。1953年冬余患甲狀腺炎,在沖繩島上美軍醫院醫治,住院逾半年……1954年4月,余奉總統蔣先生之召,自沖繩偕眷返台,仍任參軍」。(註8)顯然,王之早在「1949年元月下旬奉調(自青島警備副司令任上)回南京任總統府參軍」了。他只是閃爍其辭地說應美國政府之聘,赴沖繩協助訓練其軍事人員,但受訓者絕非美國軍隊,而是從香港招募的國軍流亡官兵。他絕口不談自己在沖繩島擔任「自由中國運動軍政幹部學校」副校長,署理校長職;也不談自己因煽動教官與學員推翻「自由中國運動陸海空軍總司令」蔡文治未成功,羞憤交加得了病離開兵營搬入美軍宿舍區。1954年蔡文治心虛膽怯不敢回台「歸隊」,蔣介石恒念王之二戰時在盟軍總部的功績,爲了分化蔡文治的部屬,才讓他回台。在廣州市委機關任職的陳予歡自然不知道1949至1954年王之不在臺灣,也未佔總統府參軍的實缺。

   國府在大陸時期最後一任立法院院長童冠賢是第三勢力三巨頭之一,從李宗仁發起的自由民主大同盟到民主中國座談會到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同盟,他都是搖鵝毛扇的決策人物,「戰盟」的組織綱領是他與李微塵二人起草的。海峽兩岸的官修史傳均未讓童冠賢入圍,僅臺灣一份民間刊物登過一篇千四百字的小傳,稱其「卅八年大陸變色後避居香港,任教於崇基學院。後擬創辦中文大學,香港政府受某財團慫恿,多方阻擾,未克如願。」(註9)對他領導第三勢力的情形隻字未提。
   張雪中是蔡文治在陸軍大學時的同學,自由中國運動開張時,他夤緣出任東京總部第一處(主管人事與訓練)處長,是這一軍政合一組織的心腹幹將,可是連臺灣總統府的褒揚令都含糊地說他「神州板蕩,赴難來台,致力東部開發」,附文說「於卅八年八月隨政府撤退來台,於四十八年退役」。(註10)查張雪中開發花蓮富里鄉荒地是民國四十九年的事,安置隨其來台之舊部官兵二百餘人並非來自大陸而是來自塞班島,是根據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在美方擔保下,由蔡文治與國防部大陸工作處處長鄭介民達成的協定隨張雪中「歸隊」回台者,到達臺灣已經是一九五四年了,那麽此前三、四年張雪中在何處效力,又是一筆糊塗賬。
   顧孟餘是「戰盟」的發起人兼組織部部長,可是臺灣爲他立傳以「民國卅七年,憲改實施,總統蔣公授先生爲總統府資政,並時相存問,海外生計端賴於此(註11)」把那段不名譽的經歷一筆勾銷,其實被聘任資政是一九六九年的事,他在海外生計端賴美國國務院中國研究中心和加州大學中國問題研究所顧問的俸祿。另一本臺灣的傳記說得更玄:「其時香港有所謂以美國爲背景之中國民主戰鬥同盟,因此政治環境日趨複雜,謠諑繁興,孟餘抱憂讒畏譏之心情,偕夫人離港赴日轉往美國(註12)」,其實顧孟餘離港是港府警方政治部下逐客令的結果,而他參與籌設的友聯出版社長期接受香港美新處、美國之音、亞洲基金會、福特基金會等資助,根本不存在什麽「憂讒畏譏」。
   金侯城是「戰盟」智囊人物張君勱的駐港代表,臺灣官方爲他立傳曰:「大陸淪陷,金代表與民社黨人隨政府播遷來台」(註13),其實他遊走于東京香港之間,遷居臺灣是一九五四年之後的事。
   青年黨李璜是中國民主反共聯盟的發起人,直至一九六四年還擔任第三勢力刊物《聯合評論》的編委,可是他在回憶錄(註14)中把自己同第三勢力的關係一掃而光,還侈言「我一向反對中國人假借外援以從事政治活動,又說他拒絕了童冠賢給他的一萬美金辦刊費以及蔡文治致贈的「陸海空軍總司令高等顧問」車馬費,但他毫不提及,他催生的《聯合評論》,其金主本係美國官方注資的亞洲基金會,這就是欲蓋彌彰。由於李璜回憶錄的誤導,臺灣官修的《李璜傳》有云:「九月自蓉飛港,杜門謝客,埋首書堆,翻譯寫作,依然書生本色。彼時美國支持第三勢力之說甚囂塵上,爲免無謂困擾,乃于四十年夏離港南遊至婆羅洲。」(註15)
   曾任上海市警察總局局長的宣鐵吾是「戰盟」中央委員,在內部紛爭中常常充當調人。臺灣的傳記稱他「大陸陷共後,來往港臺兩地,並做生意」。(註16)
   曾任國民黨中宣部部長的梁寒操,一九五一年去塞班島自由中國運動軍政幹部學校任政治教官,一九五四年才回台歸隊,官至中廣公司董事長。臺灣給他立傳曰:「迨大陸淪陷,避難香港,嘗任教于培正中學、新亞書院;後舉家遷台。」(註17)輕輕一筆帶過。
   涂思宗是「自由中國運動」的華南遊擊軍區副司令,連大陸出版的辭書都弄不清他的晚年角色,曰;「一九五○年移居香港,一九八一年病逝……」(註18)
   同一本辭書在林湛名下只寫到一九四八年調任國防部部員(註19),連生卒年代都付闕,自然對他化名文鼎貴任自由中國運動總部第二處(主管通訊)處長一無所知。
   廖秉凡是自由中國運動專職內部安全的要員,凡派赴沖繩島訓練的青年軍人都要由他審查,以確信不是中共滲入的特工。然而大陸印行的《黃埔將帥錄》稱他:「一九四九年移居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港登報擁護中央人民政府,並與臺灣國民黨決裂。後被特邀爲廣東省第五、六、七屆政協委員」(註20)。頗有魯魚亥豕之感。
   易君左是塞班島的教官,那首膾炙人口的自由中國運動軍政幹部學校校歌就是這位著名作家所撰。臺灣所撰他的傳記,對他旅港十八年的經歷,只提珠海書院教授(一九四九——一九五○)、香港美國救助中國知識份子協會編輯所文藝組主任(一九五一 ——一九五二)、星島日報副刊主編(一九五四——一九五五)、香港浸會學院教授(一九五七——一九六七) (註21),就是不提一九五二年至五四年他在何地做何工作。
   繆培南是北伐時的鐵軍名將,一九四九年六月辭去國民政府主席廣州行轅中將副主任職,有關年譜稱他「九月率家人遷徙香港,卜居九龍城之嘉林邊道,暫作寓公」(註22)此後隻字不提他加入第三勢力事,僅提及一九五○年三月臺灣方面派國民黨中央委員雷震、國大秘書長洪蘭友到港邀請入台,他婉詞謝命;一九五二年秋,吳鐵城銜蔣總統命邀勸赴台,辭以疾,還說他一九五五年「親事穿珠工藝,以家庭工藝自遣」,一九六○年十月其女下嫁國軍艦長秦慶華,還是由其夫人代表赴台主持婚禮的。這位在國軍中勞苦功高的老將,究竟有什麽虧心事以致不敢赴台見蔣,這本年譜當然說不清了。
   由於官修、私修的傳記以及工具書、人名大辭典多半以前述自傳、回憶錄爲依據,所以我們從《民國人物小傳》中讀到的繆培南小傳(註23)是與前述年譜完全相同的。與繆培南同年的徐景唐在同一書中有類似記述:「(卅八年)八月辭去廣州綏靖公署副主任職務;秋,離穗遷港。晚年居於香港新界元朗,以養豬爲業」(註24),未提他在「戰盟」擔任軍事組組長。
   臺灣官方的國史館人物傳記,取材多源于《傳記文學》的《民國人物小傳》,連些少增補功夫都不屑爲。例如「戰盟」秘書組組長甘家馨名下曰;「自民國卅九年以後,先生除每年返台兩次出席立法院會議外,大半時間多住香港,先在中文大學任教,繼任珠海學院教授」(註25)。中文大學是一九六三年開辦的,五十年代他幹什麽卻未交代。「戰盟」發起人毛以亨的歲月更爲精簡,云「大陸淪陷後,偕妻子居香港,時在各書院任教。」(註26)自由民主大同盟幹事尹述賢還要簡單:「卅七年行憲,當選貴州區立法委員以迄於今(按:一九八○年)」(註27),卅二年複雜履歷概括於十九字,真是地地道道的碑傳體傳記。周天賢是桂系幹將,一九四八年年底,曾秘密邀約三青團各省市親信人員去漢口開會,要他們回去發動局部和平運動,逼蔣早日下臺,一九四九年他在李宗仁親自組織的自由民主大同盟任組織組組長,官方傳記曰:「先生留港數年,苦心策動反共運動,可謂艱苦備嘗。嗣奉蔣公之召,乃返回復興基地共維國家法統。」(註28)好像什麽事也未曾發生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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