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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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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腐败”案例看政治体制改革
·同农民一道呐喊
·科教兴国的文化传统障碍
·中国应走新社会主义道路--致中共“16大”的建议书
***2003年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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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中国社会病──在南开大学的演讲
·新闻监督和司法独立的原则不容践踏
***2004年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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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在外交学院、中央财经大学的演讲:铸造“高贵中华、文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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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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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建立现代政府治理制度——中关村问题研讨会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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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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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动乱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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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慎重处理打工子弟学校问题的公民建议书
·关于消除“乙肝歧视”的公民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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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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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随想


中国随想(一)


    一
   
   在中国,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与权力挂钩。中国文化中最发达的是权力意识。

   中国古代的国家机器从文明刚刚到来之初,就走上了专制的道路。政治权力渗入民间一切领域,具有主宰一切的威力。古代统治者们一面让人民跪着生活,一面还在说,这是对臣民最大的政治关怀和爱护。
   专制造成的是被高压的官僚机构压得透不过气来的社会,是谎言充斥、人格萎缩、吹牛拍马盛行的社会,是创造性被扼杀、资源为政府垄断、经济缺乏活力、贪腐泛滥的社会。
   无限的权力导致无限的灾难。中国几千年权力至上,诱发了无穷的奢望,鼓动了朱元璋之流为富贵发财挺而走险。于是,中华民族陷入了王朝的“建立––––––破坏––––––再建立––––––再破坏”的循环之中,人民血流成河,遭受了巨大的痛苦。
   
    二
   
   
   中国主义––––––民众的贫穷愚昧、温良恭俭让与君主的专制、手握杀伐大权互补。握有权力的历代统治者讲究的是如何桎梏人束缚人,如何压服不满、搜刮民财,没有权力的百姓只有引颈受戮、安贫信命,只有唯唯诺诺、恭恭敬敬、规规矩矩。
   有人说,中国的君臣之间是虎狼关系,官民之间是鹰鼠关系。
   传统中国社会的症结在政治,在于政治专制、思想独裁,在于主权不在民,在于暴力、空想和愚昧的根深蒂固。
   一些中国人信奉:人是社会的附属品,社会是国家的附属品,国家是一家一姓的社稷,人民、社会都是政治化国家化的存在。如此,在传统中国,独立的鲜活的个人消失了,独立的多元化的公民社会不可能发芽成长。
   一些中国人信奉:意识形态独尊(如汉武帝、董仲舒)、理论专制(如朱熹),信奉思想警察的威力(如韩非)。知识分子于是被阉割或自我阉割,成为知识太监、御用工具。统治者还通过取缔学术自由以禁锢思想,阻碍进步。由此,中国的法统虽然常中断,但独尊的意识形态道统从未中断。
   一些中国人信奉暴力、镇压、盲目的革命。民众有序的抗议往往不能促成旧中国统治者的让步和改良,相反总是惨遭镇压。我们热衷于谈论法国的暴力革命,斥责英国式的和平变革的“不革命主义”为改良主义、保守思想。
   一些中国人信奉空想、乌托邦,信奉社会进步有捷径,并且把空想、捷径建立在小农的平均主义、官本位的权能主义基础之上。我们不懂得现代化与民主是一个整体、发达的科技是优秀文化的产物;不懂得人类的发展是没有捷径可走的。
   一些中国人信奉愚昧就是力量。统治者要愚民,老百姓也认为知识没什么用处,只要跟着别人造反就可以了;中国的读书人经常被说成书呆子,成为众人的笑柄;我们的书也是八股、四书五经之类,读书就是背书,所以,(旧)中国没有也不可能因读书人多而进步。
   
   
    三
   
   民主法治是最好的安定因素,专制人治是最不安定的因素。没有民主法治,社会主义会变成封建主义。
   任何个人、组织都不能只靠自我批评、自我监督解决其存在的问题,就像再高明的医生也不可能割除其自身的肿瘤一样。
   必须寻找办法防止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
   
    四
   
   中国的单位制度太落后、太黑暗了,人一进单位就形成了人身依附关系,有冤也没处伸。
   我们的“单位”是无所不包的婆婆,是托老所,是生活的命脉,是“饭碗”的所在。住房、子女上学、养老等等都依靠“单位”,地位、金钱都来自“单位”,为了这个“饭碗”,一些人削尖了脑袋钻营,请客送礼,溜须拍马……不知多少人失去了自由,失去了人格尊严!
   有些“单位”的“领导”成了民之父母,高高在上,仗势欺人,招权纳贿,我行我素,而职工成了芸芸众生的“群众”,成为无足轻重、可有可无、没有人格的人,成为一滴水,一株小草,一颗钉子。而且,老百姓也以能做小草、钉子为荣。
   胡适说: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个人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
   

中国随想(二)


   一
   
   
   中国人是唯利主义者,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唯利是图,不择手段。中国的社会风气是“以钱开道”,“一切向钱看”,“有钱能使鬼推磨”。人们交往中讲究礼金(聘礼、彩礼等)、回扣、好处费,甚至贿赂公行,贪污成风;一些人的道德观念淡薄,没有任何信仰,或者说只有钱的信仰,唯利是趋,玩尽阴谋权术;社会公益事业几乎无人问津,甚至救灾款、扶贫款也有人敢贪;即使是救人一命,有人也先问价钱;青年征婚,则列数银两收入;举办婚礼,则大吃大喝,讲排场,比阔气;即使是祭典先人,也是烧纸钱,烧冥电视、冥手机、冥汽车。
   中国人是互虐主义者,人际关系处于紧张、委琐、互虐的状态,一些地痞、官僚、暴发户有虐待狂的心理,许多百姓则是受虐狂。权贵们对上阿谀奉承,对下喝叱训斥,对同级倾轧争斗;“贱民”们则逆来顺受,受尽官吏、恶势力的盘剥欺诈,有理无处申;而他们一旦得势,成为“人上人”,也会如法炮制,仗势欺人。所以,(旧)中国只有上下两个阶层–––––––主子阶层与奴仆阶层;只有两种相反的称谓––––––“老爷”与“奴才”。没有平等可言。
   中国人性格内向、阴柔,具有女性化的特征。我们精于算计,精于倾轧,精于为人处世。淮阴侯韩信的电视连续剧主题歌的歌词写得好:“亮煌煌几页史书,乱纷纷万马逐鹿,雄赳赳一代名将,野茫茫四面埋伏。山埋伏,水埋伏,将军战术传千古;山埋伏,水埋伏,功臣末路断头颅。战场埋伏,官场埋伏,朝廷埋伏,宫廷埋伏,疑阵在何处,帅才不如帝王术。”这写出了布满机关陷井的中国社会的状况。明朝顾起元有诗:“相逢狭路宜回身,野渡宽平好问津。底事排挤同踬扑,往来俱是暂时人。”顾起元属于看得开的。而许多中国人却是陷于尔虞我诈而陶然若醉。
   一些国人心理之猥琐、阴暗,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君子国与小人国是一对转化的关系。中国人持“性善说”、“良知说”,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所以应当相信人人为君子,甚至可以成为圣人。于是,权力不需要监督,只依靠道德自觉、自律、反省、自我批评来解决为官清廉、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但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久而久之,人们学会了阳奉阴违,学会了谎言阴谋,因此,君子之国变成了小人之国。西方人持“性恶说”、“原罪说”,承认人的自私、利益,同时为了不损害他人的利益,要寻求利益的平衡点,寻求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于是,小人之国变成了君子之国。
   
   
    二
   
   中国人不属于文明民族。即使有自称先进的东西,也往往是先进其外,野蛮其中。
   中国人民二千多年来,面对着五大敌人(五种中国病):人治(特别是封建专制),官有(官府垄断资源),贪腐,愚昧,倾轧(暴力与计谋)。因为人治,因为官有,所以有暴君、暴民、贪腐、愚民、暴力、阴谋,所以,前二者又是一切祸害的根源。
   胡适说:“殊不知统一的思想只是僵化的思想”。他还说,人民和官员要以“公忠”代替“私忠”。所谓“公忠”,即忠于国家–––––人民主权的国家,国家成为“公器”;所谓“私忠”即忠于当政者、独裁者。而旧中国往往是有“私忠”没有“公忠”。
   胡适又说:“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力,也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们不承认他们的见解会有错误,他们也不能承认反对的人有值得考虑的理由,所以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异己,也绝对不能容许自由的思想与言论。”
   胡适认为:“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残民以得逞的旧式专制”。“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末,干预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否则,“政治的责任,就要落在一班中年人的身上去了”。
   陈独秀认为,“国家原来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对于恶人的国家当权者,人民可以暂时不言“爱国”,因为“爱国二字往往可以用作搜刮民财压迫个人的利器”。
   罗隆基认为:“国家的政治制度,应建立在平民政治的原则上”。“制度的功用在把坏人作恶的机会,减少到最低最低的限度”。“无论开明的或黑暗的独裁制度下,他最大的仇敌是思想自由。独裁制第一步工作,即在用一个模型,从新铸造国人的头脑,这就是思想统一运动”。
   李大钊说:“专制政治尚秘密,立宪政府尚公开。秘密者,每出诡谲之权谋;公开者,必有鲜明之旗帜”。专制制度下,“钩心斗角,恒在暗潮黑幕之中,双方相持,无论若何激昂”,“是非之公,遂不能与天下共见”,而“文明国之政争,且在演讲台上”。他还认为,中国人“当先反对暴力,当先排斥恃强为暴之政治”。
   

中国随想(三)


    一
   
   二千年以降,中国一直是教条之国、八股之国。汉武帝独尊儒术肇始,中国以孔孟之道为教条,不得越雷池半步。后来,科举制度进一步严密,到明朝中叶定型了八股文,写文章都必须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八个固定段落组成,迫使知识分子们循规蹈矩,寻章摘句,中国人的创造力进一步萎缩,个性能力被压抑到最低。如此奴化禁锢知识分子,使得培养出来的绝大多数儒士都是低眉屏息、蝇营狗苟、溜须拍马的庸才。中华民族到近代遂陷入昏昏噩噩、落后挨打的境地,亦是必然。
   
   
    二
   
   
   中国现代一直有一种极“左”文化肆虐着。一些人唯恐不“左”,宁“左”勿右,大搞阶级斗争,以“革命”、“主义”吓唬人,以扣帽子打棍子的方式整人,以冠冕堂皇、貌似大公无私的方式行私欲、泄私愤;他们霸占真理,霸占权力,“真理”成为权力的奴仆,权力成为“真理”的主子;他们惟我独尊,有恃无恐,推行“红色恐怖”、“红色法西斯主义”,吊打、折磨、诱骗、逼供……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扼杀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惯于无限上纲,大肆挞伐,以莫须有的罪名迫害无辜,动辄兴师问罪,动辄杀人。此“极左”文化根深蒂固,影响极其恶劣,造成了无数的人间悲剧。它比封建主义的文字狱、文网、禁书、焚书、冤狱的规模更大,做法更卑鄙,影响更坏,它曾造成前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崩溃,也造成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挫折。此“极左”文化不彻底清算,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将可能半途而废,前功尽弃,美好的理想将只能是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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