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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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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周舵"我母亲的自杀"一文谈起

一、一个引人深思的悲剧故事

   读了周舵的长文"我母亲的自杀——一个案例的研究"(载于一九九一年八月号香港《明报月刊》),感触良深。

   我和周舵是一九八零年九月结识的。那是在一次青年哲学史工作者讨论会上。周舵在发言中狠批了一通黑格尔,一听而知是受了罗素的影响。当时中国哲学界研究西方哲学这一行,亲黑格尔派占压倒优势。听到同龄人中有反黑格尔的,我颇有觅得知音之感,从此与周舵成为朋友。

   我以前并不知道周舵的家庭悲剧。在我认识的朋友中间,父母遭逢不幸者比比皆是,写出来都会是很感人的好文章。所以我有时要对朋友们说,与其写一些半生不熟的理论或学术文章,真不如把我们自己的痛苦经历写出来更有价值。即便是从事理论研究吧,如果我们不善于把自己的痛苦经验注入其间,恐怕也难以取得任何独到的建树。这话看来有些残酷:似乎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父母、我们自己的受苦受难,到头来只是为了写成几篇好作品。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赵翼的"国家不幸诗人幸,话到沧桑句便工"两句诗,自然也不能理解为作者幸灾乐祸。问题在于,我们受了苦,但不能让苦白受。把我们的痛苦记录下来,不仅能有力地防止今后发生类似的痛苦,而且它也使得痛苦本身获得一种意义。

   "文革"之后,记录痛苦与灾难的作品已经出了很多很多。但真正深刻有力者却少而又少。我们不缺少素材,也未必缺少技巧,甚至不缺少勇气,但实在缺少眼光。

   周舵此文的特点是,它不仅描述了一个感人的悲剧,而且还力图用一种深刻的眼光,给这个悲剧作出分析和诠释。文笔是克制的,但唯此更使读者感到沉重;分析是冷静的,但唯此更加令人深思。掩卷之余,我忍不住也拿起笔来,写下我的一些联想。

   二、忠诚与反抗的内在矛盾

   一位刚强、自信、聪明、美丽、生气勃勃的女性,最终竟以自杀结束了生命,不是在苦难最深重的时候,而是在苦难已经几近结束的时刻。这后一点似乎尤其令人困惑。周舵根据他对前人有关自杀理论的研究,把他母亲的自杀基本上归于"利他型自杀"之类。不过他也指出那不是纯粹的利他型自杀,"那要复杂得多".

   在我看来,周舵母亲的自杀其实并不是利他型自杀。她自杀得很痛苦,她并没有从自杀中感受到任何光荣与快慰。她的自杀,也不是为了实现某种传统的或时髦的道德准则。她如果是选择在外部压力最大——譬如说在被捕入狱,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阶级敌人"而百口莫辩,并遭到非人摧残时自杀,那么,她或者是为了向她所爱但并不爱她的那个党表白心迹,或者是向侮辱她折磨她的那些人表示抗议——这两种心理极不相同,但又不易分清,且实际上往往互相交织。

   我们都知道,邓拓在自杀前写的遗言中,拒绝承认党中央强加给他的一切罪名,强调自己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历次运动中的大部分自杀者都差不多都是采取这种态度。但认真分析起来,这种态度却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它一方面是忠诚,另一方面是反抗。如果一个基督徒因为被教廷指为"异端"、"叛教"而遭受迫害最终自杀的话,他可以采取这种既忠诚又反抗的态度而并不陷于自相矛盾。因为在这里,他忠诚的是宗教,反抗的仅只是教廷。尽管在一般情况下,教廷被视为上帝派往人间的代表,但起码在理论上,上帝与教廷总还不是同一的。教廷自称代表上帝,但至少是在某些教徒心中,上帝是上帝,教廷只是教廷。一个人可以反对教廷而忠于上帝,上帝全知全善全能,而教廷却可能犯错误。既然你把忠诚与反抗这两种矛盾的态度分别给予不同的两个对象,那么你就并不自相矛盾。

   三、关于"事业=党=领袖"的连等式

   众所周知,中国人一向没有或少有外在超越的宗教,但并非没有某种宗教情绪或宗教精神。搞不好,造就很容易使中国人陷入一种内心的分裂状态。古代的忠臣,从比干、屈原到岳飞,他们本来的理想是忠于国家,但在现实中他们又不得不把这种忠诚的对象具体地落实在君主身上,由此便陷入一种不可解脱的自相矛盾。在当代社会,如果我们把所谓共产主义事业比喻为一种宗教,那么共 产党组织就好比是教会,党中央就是教廷,领袖便是教宗——这是一个前人多次作过的比喻。然而这种比喻却仍不足以说明问题。毕竟,共产主义事业是一个世俗的,此岸的东西。此其一。第二,假如我们把马列经典比作圣经,那等于把马克思或列宁或毛泽东比作了上帝(或上帝的化身)。于是,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方面,共 产党组织,本来不过是肉体凡胎者的一种自由组合,被高度的抽象化、神圣化,成为了整个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事业的全部的和唯一的主体。所谓唯一,含意有二:其一是,背离了共 产党,就是背离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事业;其二是,只有一个共 产党,没有第二个共 产党。另一方面,党的领导,本来也只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生有死的个人,被抽象化、神圣化为党的化身。这就是所谓个人迷信或个人崇拜。早在一九二四年,马雅科夫斯基就写下过这样的诗句:

   当我们说到党,我们指的是列宁当我们说到列宁我们指的是党。

   这样一来,在事业——党——领袖三者之间,就形成了连等的关系。

   在事业:党:领袖的公式之下,一个人被领袖批评,就等于被党谴责,就等于被事业所抛弃。但是作为被批评者,他常常会在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他不能接受领导的批评(根据他自己良心的判断),但他又不能拒绝领袖的批评(根据那个连等式)。于是,他就陷入极度的自相矛盾与内心分裂之中。

   四、一个典型的逻辑悖论

   据说,在"文革"初期,红卫兵批斗彭真时,发生遇如下段对话:

   红卫兵:彭真,你交代你为什么反封毛主席?彭真:我不反对毛主席。红卫兵:主席说你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你承认不承认?彭真:(语塞)。

   其实彭真当然有话可说。他当然知道不赞成毛主席的某一论断,还不等于反对毛主席本身,他甚至也一定知道,反对毛主席个人也还不等于反党。但是,在事业=党=领袖这个连等式统治一切(那也和彭真本人多年的努力分不开)的形势下,他不能公开地讲出这层道理,否则无异于自己给自己落实罪名。当着"党"指控你"反党"时,你如果不肯承认,便唯有沉默:因为你一表示反对,那本身似乎就构成了"反党"的铁证。这简直是一个典型的逻辑悖论。

   基于同样的道理,陈毅高声念道:"最高指示,陈毅是个好同志",把批判他的红卫兵置于相似的困境。尽管红卫兵们发现,陈毅有太多太多的言行,太符合毛泽东关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定义,但是在这条由"毛泽东思想"本身构置起来的铜墙铁壁面前,他们却无言以对。他们心里在说:主席还在受你的蒙蔽,因此主席这句话未必正确。但他们不能公开那么讲。不论是被红卫兵批斗的彭真,还是被陈毅反驳的红卫兵,可能心里都明白自己应该说什么去对付对方,但都不能把各自的道理公开讲出来。那个连等式封住了大家的嘴。(不过,有些红卫兵还是敢于继续高喊"打倒陈毅".因为他们发现,不少在昨天还被毛泽东本人肯定的人物,今天便成了打倒对象,那么今天被毛肯定的人物,安知不会在明天被毛又赞成打倒。他们的这种推论终于在周恩来身上碰了个结结实实的大钉子——这当然是另一个问题了。)

   五、"文革"的双重效应

   "文革"一度造成了一种特殊的局势。一方面,毛泽东被绝对地、同时又差不多是唯一地视为党的化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化身,这就造成了极为彻底的个人迷信。从而把极权统治形态发展到登峰造极。另一方面,因为它否定了其它各级党组织、党的负责人作为党的化身的作用(而在过去,例如"反右"期间,反对一个基层的党书记都可以扣上"反党"的罪名),这就又造成一种令人兴奋的解放。直到现在,仍有人称赞毛泽束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毛本人出于一种极度理想主义的冲动,"一手砸碎了他亲自缔造的那个党组织机器".殊不知像毛泽东那样,把事业、把党绝对地等同于自己一个人的作法,正是极权统治者的最高愿望。又有人说,"文革"后期,毛泽东再度恢复了庞大的党组织机器,意味着毛自己向官僚制度妥协和放弃,至少是部分地放弃了当初发动"文革"的初衷。这些人不懂得,正如对一个地广人众的国家无法事事处处实行直接民主一样,它也不能在取消所有中介组织的情况下实行极权控制。因此,党组织的重新建立是无可避免的。但是,党组织的一破一立,并不是使事情重新回到原点,而是使极权统治上升到一个更严整的高度。

   六、无法证明的清白

   共产主义运动既是把神圣的宗教情绪世俗化,又是把世俗的政治活动神圣化。这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纠结。正如周舵所言,一旦你被打成异己分子,你甚至连实行"利他型自杀"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死,本来是一个人用来表白其信念的最高和最后的手段。但在这种情况下,死却完全无法证明它一心想要证明的东西。

   战争期间还有办法可想。在长征中,红四方面军被中共指为叛逆,气得徐向前不顾一切地带领人马杀向敌营。死了的就死了,幸存者总算通过这种出生人死证明了自己的无辜。这不过是那些传统小说和戏剧中一个常见的冲突模式。一个忠心耿耿的将军被皇帝怀疑为"谋反"而下令推出午门斩首,恰逢此时边关告急,别人都是饭桶,只有这位忠臣才可能战胜敌人,于是皇帝允许将军"戴罪立功".得胜凯旋后,将军证明了自己的清白,皇帝则开恩赦免。两方都没有否定自己先前的立场,但冲突终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这种解决冲突的办法就和大家熟悉的古代爱情故事关于先是不遵父命,自由恋爱,最终又金榜题名,奉旨完婚的模式一样。中国人生活中有太多的悲剧,偏偏一般人最缺少的是悲剧感,原因就在于作家们都太滑头,他们最善于用一些过份偶然的因素插入,从而使整个问题悄悄地改变成另一回事。在这一点上,"新时期"十年间"伤痕文学"或"大墙文学"的作品,很少有不重复前人故伎的。

   所有被冤枉打成"反革命分子"的人们(我强调是"被冤枉打成",因为惟有此种人才会陷入各种特殊的内心分裂。这种人何止千万),都有一种极强的愿望,要求证明自己的无辜。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没有任何一种办法可以做到这一点!

   大呼冤枉吗?这等于是说"党"错了。你反对党整你,这不是反对党吗?这套强词夺理只不过是一个很浅显的逻辑谬误。但正如列宁引用过的一句话:如果几何学公理触犯了统治者的利益,它也要遭到否认的。共 产党的实践证明了这句话至少对它自己是完全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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