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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祇能使邪恶升值”——反驳邓林

   在香港回归10周年前夕,邓小平的大女儿邓林来到香港,接受电台采访。谈到六四,邓林说,六四事件是那时领导人的集体决定,不应该说是哪一个领导人具体负责。

   此话一出,立即招来一片批评。邓小平是六四事件的罪魁祸首,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正像赵紫阳所说的那样,“采取这样的行动须要邓小平这样的人才能作出决定,而且也祇有他能作出决定。”邓林妄图否认这一事实,自然是徒劳的。邓林这样讲,祇不过暴露出她的心虚。邓小平、毛泽东都是这种人,有什么好事尽往自己头上揽,有什么坏事尽往别人身上推。不是一直有人把邓小平誉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吗?怎么从来不见邓林出来谦让一番,说改革“是领导人的集体决定,不是哪一个人具体负责”呢?为什么一谈到六四,邓林就急急忙忙地要把责任分摊呢?这不是心虚又是什么呢?可见邓林心里也清楚,六四是坏事不是好事,是罪孽不是功劳。

   当然,邓林也知道要替邓小平开脱六四罪责是办不到的,所以她又转过来替六四本身辩护。邓林说:“如果没有六四,如果让如吾尔开希等人来掌握中国的命运,那中国哪会有改革开放?”这话根本不通。民运不是打江山坐江山。民运所能取得的最大胜利无非是迫使当局放弃一党专制,然后举行自由选举。到那时,你既可以投票给这个或那个民运领袖,也可以投票给中共官员或其他任何你中意的人物。这不是把权力交给某个学生领袖,而是还政于民,交给全体人民。

   邓林还说:“看历史要过一段时间来看,看是对还是不对,不以当时的具体的一些事情来判断。”这是典型的专制暴君逻辑。按照这种逻辑,“今天”没有独立的价值,“今天”祇是“明天”的垫脚石。为了“美好的明天”,“今天”就可以对无辜的人大开杀戒。记得在10年前,也有一些好心人提出过这样一种观点。他们认为对邓小平时代的评价,要看邓后的中国的发展而定。如果在今后,中共成功地实行了所谓东亚模式,像台湾和南韩一样地转化成一个繁荣而民主的国家,那么,邓时代的经济发展就起到了奠定基础或创造前提的重大作用。从这个角度看,六四屠杀虽然是很大的悲剧,但是既然它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所以其罪行也就可望得到某种抵消或减轻。

   18年过去了,事实证明上述观点祇是一厢情愿。上述观点的错误在于它完全误解了六四的性质。仅仅指出六四是屠杀,是政府用暴力镇压和平示威民众还是很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弄清中共为什么要镇压,镇压的目的是什么?六四镇压决不是为了清场和为了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六四镇压是为了维护中共一党专制,是为了镇压自由民主。因此,我们怎么能指望中共在镇压之后反而去放弃一党专制和实行自由民主呢?也许有人会说,六四之后,中共并没有停止改革呀。不对。事实证明,正是六四事件,改变了中国改革的方向。正因为六四镇压严重地打击了体制内外的自由民主力量,权势集团越发地横行霸道,肆无忌惮,因而中国的改革越来越变成权势者瓜分公共财产以及对全国人民进行的一场大掠夺。历史上,有的是专制暴君巧取豪夺公共资产,但他们不曾搞过消灭私产的共产制度;也有过暴君(如斯大林)实行过消灭私产的共产革命,但他们至少还不曾或者来不及又把公产据为己有。唯有中共、唯有邓小平却把这两种相反的坏事——先是灭私充公,后是化公为私——全做了。这是双重的掠夺,双重的罪恶,双重的不公正。而伴随着这前后两次掠夺则是始终如一的暴力压迫和血腥镇压。

   事实证明,随着时间的流逝,六四的罪孽非但并没有减轻,反而进一步蔓延增长。诚如俄国诗人布罗茨基所说:“时间祇能使邪恶升值。”不要夸耀什么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繁荣。问题是,在六四的恐怖阴影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必会以严重的社会分化和道德堕落为代价,其国力的增长势必会强化专制暴政并且日益成为人类自由与和平的重大威胁。除非我们及时地行动起来结束中共暴政,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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