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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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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八宪章》签名活动有何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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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很多右派会低头认罪

当年的右派份子、作家舒芜写道:“21年后重新审查当时各单位的‘反右'运动,几乎都是百分之百地’扩大化'了。我被‘扩大',开始是想不通的,但经过大会压、小会追,终于想通了我为什么是'资产阶级右派'的道理;我们那里别的'右派'中,完全自觉冤枉的不知有没有,至于清醒坚定地始终相信真理在手的,我看不出有谁。国外有人说这是一种’政治催眠术',倒是一个很有趣的比喻。”
   舒芜这段话告诉我们:在反右斗争的初期,大部分右派对被强加的罪名都是不承认的,而后在持续的压力下才终于“低头认罪”;然而这种认罪又并不仅仅是迫于外部压力的违心之论,而是程度不等的真心悔过。这就和古今中外屡见不鲜的苦打成招有所不同,因为在苦打成招的事例中,当事人内心是自觉冤枉的;而反右斗争以及毛时代的其他许多政治运动的结果却是,它最终使得受害者自己也认为自己果真犯下了他实际上不曾犯下的罪过。
   那么,这种奇特的思想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不错,“政治催眠术”是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但它也衹是一个比喻而不是解释。以下,我将试图对此一现象给出我的解释。

   1、 政治判断的特殊性质
   刘宾雁讲过,他自己后来之所以低头认罪,“全国工农愤怒声讨右派震耳欲聋的吼声就起了不小的作用”。这种情况大概是很普遍的。可以说,大多数右派后来低头认罪,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遭受到广大群众一致的强烈批判,因此对自己原先的观点或主张产生了动摇、怀疑,直至最后的自我否定。因为一般来说,政治观点的是非对错是根据它是否能够赢得别人的赞同为标准的,当你发现你的观点遭到众人的一致反对,你就很容易陷入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
   这里不妨再谈谈实践标准的问题。我们知道,在1978年,中国展开过一场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在政治上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在理论上却是站不住脚的。把实践标准应用于政治观点或政治主张实在是大错特错。譬如说,你如何去反驳“杀20万人换20年稳定”这句话呢?如果这个杀人的政权果然又坐稳了20年江山,难道就证明了杀人的主张是正确的,反对杀人的主张倒是错误的吗?深入思考便可发现,当我们反对“杀20万人换20年稳定”这句话时,其实我们并不是基于事实,而是基于价值。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杀20万人不可能换20年稳定。我们的意思是说用杀人的办法换取稳定以及刺刀下的稳定严重地违反我们的道德信念。我们不是说杀20万人换20年稳定不可能,我们是说杀20万人换20年稳定不应该。在这里,我们争论的不是“是不是”的事实问题,而是“该不该”的价值问题。
   所谓价值,主要是涉及人们对善恶美丑的感觉,通常我们称之为道德感和美感。不过这裹的“感”是心灵之感而非感官之感。我们觉得杀人是恶的,花是美的,那和我们觉得糖是甜的,冰是冷的显然不是一回事。后者衹涉及我们动物性的生理结构,前者还涉及我们人性的心理结构。在《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二书中,康德分别对道德判断与审美判断进行了研究。他提出了一条道德的绝对命令:“我一定要这样行为,使得我能够立定意志去要我行为的标准成为普遍规律。”逭条绝对命令的意思和古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十分相似。它对政治思想的意义无疑是非常重大的。但是,按照汉娜。阿伦特的分析,康德对审美判断的见解更有启发性。和一般人把审美判断仅仅视为趣味问题,仅仅视为纯个人性的问题这一观点不同,康德认为审美判断在本质上是一种公共的功能。首先,凡是你认为是美的,你一定也相信别人同样会认为是美的。其次,祇有在和他人交流沟通的情况下,你才能确有把握地获得关于某物是美的这一判断;换言之,你不可能在完全孤立的状态下获得明确的审美判断。美感是主观的,但不是任意的;它不是纯个人的,而是与他人共有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审美中的价值判断和政治思想中的价值判断极为相似。
   对政治问题的认识会使我们心中产生一种特殊的感觉,觉得这件事是好还是坏,是善还是恶,我们认为别人也应该和我们具有同样的感觉。这种感觉即使可以独立地发生,但倘若不和他人交流而获得他人的共鸣,它就祇能是模糊的、朦胧的,如果我发现我和别人的感觉不一致,我不可能像对待纯口味问题那样,对这种不一致置之不理,我必然会寻求一致,但是我又不能像确定自由落体定律那样找到一种客观的测度验证手段,我祇有诉诸交流和辩论。这种交流和辩论可能包含着大量的逻辑问题和事实问题,但是并不能完全归结为逻辑问题和事实问题。我不可能找出一种逻辑或一件事实迫使认错;我祇能通过一系列分析说明,最后诉诸于对方的内心,期待对方心中也产生和我一样的感受。除非得到别人的认可,否则我很难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信心。当伽里略迫于教会压力而放弃日心说时,他还讲了一句话:“可是,它(地球)毕竟是在转动的啊!”这就是说,在举世皆表反对的情况下,一个人仍可以对自己所持的某一知识判断深怀信心。在价值判断上就不同了,如果所有的人都反对你的观点,你就很容易陷入自我否定,起码是自我怀疑。
   2、四面楚歌导致自我怀疑
   我们知道,反右斗争的第一步就是点名批判。它把被批评者从人群之中划分出来,并且动员其他人共同参与批判,形成所谓群众运动,造成铺天盖地的声势,从而使得被批判者感到极大的压力。面对着党和群众的批判,被批判者处境之尴尬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因此,你若是反驳党和群众的批评,岂不是大有和党对抗,和群众对抗的可怕嫌疑?我们知道,在每一次批判运动中,都少不了会有一番“帮助”被批判者“端正态度”的插曲。所谓“端正态度”,就是要求被批判者从一开始就承认对方的善意,对方的正确,也就是从一开始就放弃任何可以抵制批判的理由或立场,否则便被视为“对抗运动”——那本身就是一个可怕的罪名。在批判者方面,不少人既然认为自己正处于受命批判他人的高人一等的地位,因此他们总希望看到被批判者低首下心,作恭敬状,因为那便表明他们的优越得到了承认。如果被批判者竟然争辩反驳起来,他们就感到自己受到冒犯。如果你说你是对的,那岂不是等于说党错了,群众错了吗 ?那岂不是等于说你比党,比群众还高明吗?于是,这些人果真会对你产生愤慨。这样一来,你的处境也就更危险了。你不得不发现还是放弃争辩为好。
   在共产党那里,批判是阶级斗争,它从来不是平等的辩论,而是单向的口诛笔伐。其特点是:粗暴,武断,强词夺理,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更要命的是,这种批判是不由分说不容争辩的。你本来或许还胸有成竹,以为你可以舌战群儒,澄清问题,说服对方,但事到临头你却发现满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不但不能还手,甚至不准招架。不消说,这种大批判很难让你心服口服,但是它足以使你强烈地感到别人都是反对你的,你的观点是被众人唾弃的。你也许感到很冤枉,但同时也就陷入了巨大的精神危机,开始产生了自我怀疑。
   3、孤立于集体之中
   在进行了群众性的大批判之后,共产党的下一步手段是将被批判者尽量地孤立起来。孤立对人心造成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人天生是群居动物、社会动物。即使对于少数秉性孤独者,被孤立也是一种难熬的刑罚。孤独和孤立都是指离群索居的状态,但一为主动,一为被动。孤独是主动的孤立,孤立是被动的孤独。孤立本身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将你和众人互相隔离,一种是让你继续生活在人群之中,但别人都不理你。后者我称之为“孤立于集体之中。”
   试比较两种孤立产生的不同效果。假如当局仅仅用强力将你与众人隔离分开,从外表上看,你的孤立是彻底的,但在内心裹,你反而可能会觉得自己并不那么孤立,你依然可以在想像中继续与他人保持交往。你可以认为别人不来接近你仅仅是由于不能或不敢而非不屑不愿,你可以认为自己仍然受到众人的支持或同情。你甚至还可以认为自己深得人心,广受拥戴。在这种孤立状态中,你比较容易把自己的境遇更多地归咎于少数掌权者的错误,你还可以相信群众,相信你的亲人和友人,因此你就会认为自己其实并不孤立。毕竟,强制隔离状态是非正常状态,因此你总是可以怀抱一种一旦回归正常状态事情就会改观的或真实或虚假的幻想。这种状态诚然令人痛苦,但却未必能轻易地摧毁你的希望。“孤立于集体之中”的滋味就大不一样了。正因为这种状态在表面上看是正常的,所以它能更无情地剥夺掉你的一切幻想。你仍然像过去一样成天和原来熟悉的人们共同生活,但你处处感受到别人的异样目光。众人都对你视而不见,或者是向你表示轻蔑。连旧日的友人也待你像麻疯病人一样地避之唯恐不远。有的人回到家裹都见不到好脸色,妻子儿女也要和你划清界限。你可以劝慰自己说那祇是出于恐惧,可是你对这一点却不能有多少把握,因为别人的表现看起来好像不是出于不敢而是出于不愿。你可以认为这中间发生了不幸的误解,但是既然没有几个人愿意倾听你的诉说,那又不能不给你一种印象,似乎在众人心目中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并没有甚么误会和冤枉。在这时,你不大容易明确地意识到掌权者的暴力,你更强烈体会到的祇是群众对你的排斥,拒绝和嫌弃。于是,你从内心深处感到彻底的孤立。
   孤立状态会深刻地影响到一个人的理智和认知。 首先,正如我先前讲过的那样,人对政治问题的是非善恶的价值判断祇有在与他人交流而获得共鸣的情况下才可能清晰,才可能确认。与众隔离的孤立使你失去参照系而陷于自我怀疑;孤立于集体之中则使你面对颠倒的参照系而陷入自我否定。两者都会使你对价值的感觉变得模糊、暖昧,从而更容易屈从于别人强加于你的那套观点。共产党常常要人“隔离反省”,其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它的观点的影响力。也许有人会提醒道,平时我们不也认为一个人在离群独处,静坐沉思时最能获得清明无蔽的认识吗?古人说“闭门思过”,那不是和“隔离反省”的意思差不多吗?不然。因为独处静思是一种主动状态。在独处静思中,一个人排除了别人的直接影响,但同时却没有排除掉他和别人自由交往的经验。他无非是独自地把先前与别人自由交流的经验细心地安排整理而已。所谓隔离反省,是指你在周围舆论的一片否定声中被迫进入孤独的思考。你好比带了一本号称权威但实则谬误的字典去独自阅读你内心的那本书,结果祇会越读越糊涂。
   据说在当年纳粹集中营中,大部份人都陷入精神崩溃状态,能够较好地抵制压迫和坚持原有信念者,就群体而言是两种人:一种是共产党人,一种是宗教信徒。这是因为这两种人都属于那种坚强紧密的团体,在精神上他们不是孤立无依的。他们有着自己的另外一套精神资源或曰参照系,他们可以由此而保持自信。霍弗尔(Eric Hoffer)指出,当个人面对着巨大的压力时,如果他祇是孤零零的个人,那是不能抵抗的。“他力量的唯一源泉在于,他不祇是他自己,他乃是某种强大的、光荣的、不可战胜的东西的一部份。”霍弗尔讲得对:“在这裹,信念问题首先是个认同(identification)的问题。”我们知道,不少党员右派份子,也包括不少共产党老干部,在昔日遭受国民党的压制时尚能表现得相当顽强,但一轮到在共产党自己的政治运动中挨批斗就完全变成了另一副模样。有人解释说那是因为共产党整起人来更凶狠,这话不全对。不管怎么说,一个人仅仅是挨几场批判(如果不伴以肉体折磨的话)总要比坐监狱好受些。关键是在前后两种不同的情况下,当事者的认同变得很不一样。过去,国民党指责你是共产党而打击你,你正以身为共产党员而无比骄傲,你的精神当然不会垮。如今,偏偏是共产党自己反过来指责你不是共产党,指责你是反党份子,试问你如何去抵御?你自命为爱国主义者,可是你却遭到来自“国家”的严厉批判。你相信自己在为民请命,可是却遭到“人民”的无情唾弃。如果你在打击面前深信自己与主同在,与党同在,与人民同在,与历史同在,你感到自己有巨大的靠山,你就会有力量感。反过来要是你无法相信这种种“同在”,你就会发现自己极其软弱无力。因为在这时,你感到你已经“从那构成生命本质的每一样事物中孤立了出来”(布哈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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