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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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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解与误解之间——由顧城之死所想到的(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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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援蒋彦永医生
·從阿馬蒂亞·森獲諾貝爾獎談起
·米奇尼克:人·角色·思想 (上)
·米奇尼克:人.角色.思想(下)
·戊戌百年:改革、革命与重建
·王軍濤、胡平對談錄
·對政治表達与政治活動的憲法限制
·對政治表達与政治活動的憲法限制(續)
·讓激情歸激情 讓理性歸理性
·在過去与未來之間
·胡平答马悲鸣、吴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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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历史的迷障 ——解读《陈伯达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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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中国老百姓的权利》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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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丧父之痛易忘,夺财之恨难消”说起
·谈谈冷漠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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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民族认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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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胡平:悼念紫阳告别中共的重大意义“悼念紫阳 告别中共”----一场人性与反人性的公开较量
·在表面的平静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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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有幽默感吗?─为老灯书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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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运动与言论自由

阴谋阳谋之辨

   李志绥医生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今日我的后见之明是,如果当时民主人士提的意见未涉及毛,那么‘文化大革命’一定会提早十年,在一九五七年,而不是在一九六六年发生。”

   这一见解可说与我不谋而合。我在87年1月接受香港《百姓》半月刊陆铿先生的采访中讲过这样的观点。我认为毛并非一开始就打定主意“放长线,钓大鱼”,而是估计形势过分乐观,所以发动大家给党提意见。当然,毛预先也估计到有些人会发表反动言论,但认为那祇可能是极少数,一发表出来必定会受到大家的反击而陷于彻底的孤立,故而不足为患;殊不知一旦鸣放起来,批评反对的意见之多之尖锐,远远超出预先的想像,于是龙颜大怒,翻脸不认帐,于是就发动了一场反右斗争。

   毛确实玩弄过“引蛇出洞”的阴谋。如李维汉所说,毛在5月15日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信,已经在暗中布下反右斗争的天罗地网,但对外却仍然积极鼓励大鸣大放。事实上,最尖锐的右派言论还都是在5月15日以后才放出来的。如:5月18-19日,北京大学开始贴出鸣放大字报;5月21日,章伯钧提出政治设计院;5月22日,罗隆基提议设立平反委员会;5月23日,人大学生林希翎演说批评中共实行封建社会主义;5月24日,清华大学贴出第一张大字报要求开辟民主墻;5月30日,葛佩琦鸣放发言被篡改为“杀共产党人”,登在报纸上;6月1日,储安平批评中共实行党天下;如此等等。“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可以被看成一个转折点,它恰好说明反右并非毛的初衷。

   李慎之认为毛早在57年1月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已经决定要“引蛇出洞”。毛说:“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不错的可以弥补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

   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不过依我之见,毛的这段讲话祇是表明他事先就估计到会有错误言论出笼,但并不表明他当初提出双百方针,鼓励大鸣大放的本来目的就是诱敌深入,就是为了搞一场反右。

   这里,我提请大家注意的是,被毛后来批为“资产阶级方向”的代表的《文汇报》,本来在1956年5月就已经“自动”停刊,原班人马被转去北京办《教师报》;然而到了夏天,中央又决定《文汇报》复刊,要徐铸成任总编辑,贯彻双百方针,并特地强调要“有职有权”。若说早在56年夏天毛就开始“引蛇出洞”,准备反右,显然是很勉强的。若说早在56年夏天毛就在“放长线钓大鱼”了,这条线岂不是也太长了吗?

   还有,丁玲、陈企霞早在55年就被打成反党集团,可是到了56年却又悬置起来,重新审查,大有平反之势。胡风集团也有类似的情况。55年批胡风,一大批文化人被打成胡风分子锒铛入狱,可是到了56年春,若干胡风分子却又被放了出来。不错,等到反右运动起来后,丁玲、陈企霞和那些被放出来的胡风分子又重新被收进网中。但问题是,像这样抓了又放,放了又再抓,何苦呢?可见中共的想法前后是不一致的,起先的想法是放,中途却变了主意,所以后来又抓进去了。

   在鸣放期间,费孝通发表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在知识界引起广泛共鸣。单单是文章的标题就表明,在当时的那些知识分子的感觉中,相对于此时的“乍暖还寒”,此前的政治气候有如严冬。事实上,经过先前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民主党派早已被边缘化,有职无权,知识分子则万马齐喑,噤若寒蝉。既然如此,毛泽东有什么必要还要对他们大动干戈呢?尤其是,毛何苦还要亲手把已经缴械投降的对手再扶起来,并亲手把武器交给对方,放手让对方再来攻击自己一阵,然后自己再还击,从而把对手再一次打翻在地呢?

   因此,合理的解释是,在当初,毛摆出开明姿态,营造宽松气氛,动员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参与鸣放应该是别有所图。毛动员党外帮助党整风,说到底,就是想利用党外整党内。

   这和后来毛发动文革,利用造反派打倒走资派的思路很类似。试比较毛的两段讲话。一段是毛在1957年3月2日的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另一段是毛在1967年2月3日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讲的——“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的、由下而上的来揭发我们的阴暗面。”不是很相似吗?

   流产的文革

   毛凭什么以为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可以为他所用?这固然是因为他当时极度自信,自以为功高天地,万民皆心悦诚服。但也不尽然。毛之所以敢于发动党外力量,也是因为他相信共产党大权在握,党外人士都在他的控制之中。民主党派也好,知识分子也好,他们都没有独立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都是依附于共产党的,谅必不敢造次。假如“他们的子弟”由于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要学匈牙利,”毛说,“挪到他父亲那里就要打屁股。”毛的如意算盘是,正因为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长期受冷遇,如今突然受到重视,想必会感激涕零,受宠若惊,诚惶诚恐,知恩图报;于是正好为我所用。

   在当时,毛认为对自己权力形成掣肘的主要来自党内,党外根本没有那份力量,所以他想利用党外整治整治党内。毛决不是对党外更信赖,他当然知道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更不可信。他祇是想利用一把而已,像文革中的造反派,用完后该收拾的还是要收拾的。这就是为什么早在57年1月毛就会讲出“让他们闹够”,“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这些话(见前述李慎之所引毛的讲话)。毛多次在党内高层中讲“不要怕放,不要怕放出毒草”,“毒草除掉可以当肥料”。毛的意思并不是说“放”的目的就纯粹是为了让牛鬼蛇神出笼,以便聚而歼之。毛是希望“放”出对他有利的东西,毛是把放出毒草看成是在实行放的方针时不可避免的副产物,因而不要因噎废食。

   1957年3月10日,毛召见徐铸成。徐小心翼翼地问毛怎样才能把报办好,既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又不犯修正主义的错误。毛没有正面回答,祇是谈到了防止片面性的问题,在说到鲁迅、李希凡、王蒙的文章都多少存在片面性后,突然说了一句:“我看姚文元的东西,片面性比较少。”这实际上是暗示知识分子扮演姚文元式的角色。可是,绝大多数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并没有扮演姚文元式的角色。随着鸣放的深入,对共产党的批评意见越来越尖锐。

   锋芒所指,不仅涉及到毛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和毛的政策,甚至涉及到毛本人。毛想利用党外整党内的计划完全破产,于是毛决定狠狠地整整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于是就有了反右。

   所以朱正要说“整风-反右”是流产的文革。

   不妨再引用一段李志绥的回忆。作为毛的医生,李志绥能够观察到毛的情绪的起落。这往往比毛那些意思含糊、前后矛盾的讲话更能说明问题。李志绥观察到在57年的5月中旬,毛的情绪很坏,“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后来毛还对李志绥说:“原本想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帮助整党。

   想不到他们这样不可靠,最坏是民主同盟,他们是男盗女娼。“。我们知道,毛是最不肯认错的,而这句话却是委婉地承认自己先前的估计有误。这对于我们弄清楚毛发动整风和反右的动机,应该是很有说服力的证据。

   一个后来人的思考

   今年是反右运动50周年。余生也晚,反右那年,我还在上小学。后来我常想,如果我早生10年,定然在劫难逃。以我的个性,不用共产党反复动员,也是要发言,要提意见的;以我的思考能力,讲出的话多少会比一般人深刻一点,不打成“反动”才怪;就算我能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得比较缜密,不容易让对方抓住什么把柄,那多半也无济于事,反右斗争的风暴一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再有,以我的出身背景,即便在鸣放期间守口如瓶恐怕也不行,因为你架不住别人对你平时言论的揭发,因为你很难掩饰住你对那些右派言论的同情和对残酷斗争的反感,所以到头来还是很可能被戴上右派的帽子。

   文革期间,我开始了解到反右运动的真相及其来龙去脉。我发现,和文革中出现的各种所谓异端思潮相比,57年的右派言论所含有的自由民主理念要丰富得多,清晰得多,也纯正得多(这并不是说文革一代人的素质比右派低下。这祇是因为文革一代的成长环境更恶劣)。

   我从57年右派言论中获得的启示,要远远超过我从文革中异端思潮所获得的。

   反右运动无疑是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文字狱。我当年苦苦思索的问题是:从这场巨大的灾难中,我们究竟应当吸取怎样的经验教训;在共产极权制度下争取自由民主,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原则与策略。

   不少过来人事后总结道,当初他们的错误就是对共产党太轻信了。这种总结未免肤浅,因为权力的本性就是扩张,越是不受制约的权力越是容易滥用,自由民主正是要求人们对权力怀有戒心。如果你对权力一味信赖,以为一个不受制约的权力可以自我克制,那本身就说明你对自由民主还缺少深刻的理解。然而,这决不是说装聋作哑,缄口不言就是正确明智的选择,因为那等于是自我阉割,向暴政屈服。这就使人陷入两难:相信共产党有诚意而去给党提意见,这是幼稚的;不相信共产党有诚意而默不作声,也不可取。那又该如何是好呢?

   问题在于,任何美妙动听的诺言,除非当它不再是单方面的恩赐而是双方面的契约,否则就不可能真正具有约束力。西哲说,宪法不能仅仅停留在统治者的口头上,也不能仅仅停留在被称为宪法的一纸条文上,宪法必须铭刻在广大公民的心中。当毛泽东许诺言者无罪时,我们用不着费尽心机地去猜测他有没有诚意。或者说,我们必须假定他没有诚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要自问的是,究竟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了言论自由的含义?究竟有多少人充分领会了言论自由的价值?因而当统治者试图压制言论自由时,究竟会遭遇到多大程度的抵抗?

   这种抵抗是否足以阻止住权力的滥用?如果你发现现实状况还远不能令人乐观,那你就会知道,你眼下首先要做的事还不是向共产党提意见,而应是向人民阐扬言论自由的原则。既然毛泽东讲了要实行言者无罪,既然宪法上也写有言论自由,这正好为你阐述言论自由提供了一个话头、一个机会。如果我们不去充分利用这个机会阐述言论自由原则,努力使之深入人心。却匆匆忙忙地就去兑现言论自由,就去放言无忌地批判共产党,那么祇要共产党一翻脸,我们就必然会整得很惨。挨整之后,我们祇去怪共产党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因为归根到底,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是因为言论自由的原则还没有铭刻在广大人民的心中,故而还不足以构成对共产党滥用权力的有效约束。我打过一个比方,屋子漏雨,你不能怪老天爷下雨,因为老天爷总是要下雨的,我们所能做的祇是努力想办法把屋顶修理好。不是总说自由民主要靠争取不能靠恩赐吗?什么叫争取?争取与其说是面对统治者,去测试统治者的雅量或容忍度,不如说是面对人民,争取人民对自由的理解、领会、支持与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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