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胡平作品选编
[主页]->[独立中文笔会]->[胡平作品选编]->[六四屠杀与中国奇迹]
胡平作品选编
·从周舵"我母亲的自杀"一文谈起
·毛派的尴尬及其前景
·赤裸裸的邪恶----读《万里大墻-中共劳改营的跨学科研究》-
·平庸恶的例证----读《红卫兵兴衰录》有感
·不要让我们的历史在我们手中消失——推荐《内蒙文革风雷——一位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
·软不下去,硬不起来——评中共对台新政策
·张林和他的作品《悲怆的灵魂》
·简评中共十七大
·要害是禁止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评中国政党制度白皮书
·简答“为什么要民主”等十个问题
·也谈“替富人说话”
·聚焦北京奥运、聚焦中国人权
·劳尔说:他“不想为把坦克开上街头负责”
·一位公民记者之死
·民主与革命
·胡 平:犬儒中国——读胡发云小说《如焉@sars.come》
·美国为什么还没出过女总统?-
·这样的党凭什么不反——读胡风女儿晓风写的《我的父亲胡风》
·失败者也能写历史----廖亦武《最后的地主》序言
·推荐盛雪诗集《觅雪魂》
·大饥荒年代中国农民为什么不造反?----评介贾斯柏.贝克《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
·奇怪的示威抗议
·西藏问题之我见
·《我与中共和柬共》读后感
·中国大饥荒研究的奠基之作----推荐丁抒先生《人祸》
·简评台湾总统大选
·从“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谈起
·一不怕天,二不怕民,那还得了?!--写在"六四"十九周年之际
·中藏会谈说明了什么?
·有“中国特色”的爱国主义-
·反驳为“六四”屠杀辩护的几种论调
·写在汶川5.12大地震后
·在纽约纪念六四会上的发言
·推荐《中国大饥荒档案》网站
·人性伟大最凄美的体现──序周素子《右派情踪》
·怀念陆铿
·也谈范美忠事件
·面对六四——从马建的小说《北京植物人》谈起
·从两本反右运动研究文集想起的
·从5.12地震漏报看中国地震预报机制
·又一起警民冲突
·京奥VS人权
·再谈如何解读中国的民意
·京奥模式必须否定
·中共为何又推出惠藏政策?
·Massacre(屠杀)与Miracle(奇迹)
·基督信仰在中国——读余杰新著《白昼将近》
·《请投我一票》观后感
·怎么能让梁朝伟演易先生呢?——电影《色戒》的败笔
·必须废除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
·了解《中国怎么想》
·必须追查毒奶粉事件真相
·伦敦奥运对北京奥运拨乱反正
·试谈大跃进中的吹牛皮
·不朽的遇罗克----遇罗锦《一个大童话》序
·从“发扬民主”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奥巴马胜选对中国的冲
·大饥荒时代的有力见证——观纪录片《粮食关纪念碑》
·如何启动中国的宪政改革?
·驳“北京内幕:胡锦涛亲自下令逮捕刘晓波”
·《零八宪章》有可能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签名活动
·让《零八宪章》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签名运动----新年致辞
·“美妙新世界”是怎样造成的?——瓦瑟斯托姆《中国的美妙新世界》评介
·《零八宪章》签名活动有何特点?
·我的终身遗恨
·声援刘晓波 继续推进宪章签名运动
·谈胡耀邦逝世与“八九”民运
·谈谈《汉字简化得不偿失》
·白衣行动——请在六四这天穿上白衣服
·力荐好书《麦苗青菜花黄》
·反驳为六四辩护的一种论调
·从“只想领导自己”到“有能力领导世界” ——《中国不高兴》说明了什么?
·二十年前的今天——介绍《八九中国民运纪实》
·对“白衣行动”的补充说明
·伟大的生命从死后开始——写在遇罗克雕像落成之际
·读夏兰斯基的《民主论》
·在纪念六四20周年烛光晚会上的讲话
·评中通社文章《人间正道是沧桑》
·谈谈民族自治问题
·从八九民运是不是“反党”谈起
·掩耳盗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读赵紫阳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
·伟大的生命从死后开始——写在遇罗克雕像落成之际
·把刽子手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读吴仁华新着《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
·“六四”开了什么先例?
·对75事件的追问
·中国共产党与道德沦丧
·屠杀与奇迹
·解析新疆事件 (下)
·如何定义当今中国?
·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政权合法性——谈谈中共政权的合法性问题
·荒诞中国
·再谈回国权
·“阳光法案”为何难产?
·破除“中产阶级”的迷思
·在中国,正义已经荡然无存
·维权与民运
·纪念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
·追寻《失踪者的足迹》
·柏林墻与逃港潮
·孤胆英雄冯正虎
·2009年是中国人权全面恶化的一年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六四屠杀与中国奇迹

如何解读“中国奇迹”
    三年前的2月24日,蒋彦永医生上书两会,呼吁为“六四”正名,引发广泛呼应。在3月14日的两会的记者会上,有记者提出蒋彦永上书的问题,温家宝总理没有正面回答记者的提问,而是给出了一大段显然是预先精心准备的说词。
    温家宝说:“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中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严重的时刻,党中央紧紧依靠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成功地稳住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捍卫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15年过去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取得这样重大的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坚持维护全党的团结和统一,维护社会政治的稳定。今后20年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我们必须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要丧失这个机遇。我想,如果再给我们20年、50年的稳定,中国一定会发展的更为强大,因此,团结和稳定确实比什么都重要,这也是我一个总理最为关注的问题。”

    温家宝毕竟是总理,深得共产党官话之精髓,能把一种凶狠霸道的意思表达得文雅而堂皇,听上去不带一点血腥气。温家宝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楚,那就是说,六四屠杀是正确的;没有六四屠杀就没有中国的稳定。这就是说,稳定是要靠屠杀靠镇压来维持的。六四后15年来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就就是六四屠杀正确的有力证明。
    温家宝的这段讲话并无新意,他不过是在重复中共其他领导人在谈到六四时的同样立场而已。但我们不能因此而不重视这段讲话,因为它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六四屠杀和中国的经济发展究竟是什么关系?
    六四之后这十几年,中国的经济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高速发展,以至于被不少人惊叹为“中国奇迹”。与此同时,经历了民主转型的俄国东欧,尽管也进行了同样的市场化方向的经济改革,但在经济增长方面反倒显得逊色,不少国家还经历过一段为期不短的经济滑坡。这就怪了:为什么民主的或半民主的俄国东欧搞起经济改革来,反而不如依然坚持一党专政的中国呢?
    常常有人抬出东亚经验。他们说,南韩和台湾都是在威权统治时期实现经济起飞的。这就证明,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威权统治下,祗要统治者把经济发展置于首位并且正确地把握其发展方向,即坚持私有制市场经济而不是搞共产不是搞计划经济,那就常常会比民主制更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这种观点未免以偏概全,因为有很多反例;不过它也不是毫无道理,但仍然太笼统。因为我们这里关心的,不是民主和专制谁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泛泛而论。我们关心的是,对(原)共产国家而言,实行民主和坚持专制,谁个更有利于经济的改革与发展。
   怎样把鱼汤重新变成鱼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从分析共产国家的经济改革入手。共产国家的经济改革,简言之,就是把公有制改成私有制,把计划经济改成市场经济。这事说来容易,做起来极其困难。早在共产国家经济改革之初就有人指出了这种困难,他们说,这好比“把鱼汤重新变成鱼”。
    大致上讲,把公产变成私产可以有三种办法:一是还,二是分,三是卖。
    还,就是退还,退赔,物归原主。如今一提起中国经济改革的伟大成就,不少人总是归功于邓小平,归功于邓小平那句名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位山西老农民说得好:“俺们村解放前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当初的共产既然共错了,现在就该把共别人的产退还给别人。退赔又有两种方式,一是退实产,张三家的工厂就退还给张三或其后人,李四家的土地就退还给李四或其后人;一种是退钱或是发给赔偿券。捷克、匈牙利和东德等国就采取过“还”这种办法。
    然而,“还”的办法适用范围是很有限的。毕竟,几十年过去了,人物两非,很多事想还原也还不了原了。再说,共产党掌权后也修建了不少建筑,兴办了不少企业,开辟了不少新田地,这些新建筑新企业新田地都没有旧主人可以归还。所以,共产国家的私有化改革主要还是要采取“分”和“卖”这两种办法。
    分,就是平分。挂在全民所有制名下的资产分给全民中的每一个人,挂在集体所有制下的资产分给该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中国农村改革的分田到户就是用的分的办法。虽然农民们没有获得土地的所有权,但毕竟获得了土地的经营权。但问题是,农村可以实行分田到户,工厂呢?一家国营企业也能靠“分”字解决问题吗?不能。一块大田分成十块,田还是田;一部车床分成十块,那就什么都不是了。把工厂平分给职工,必然导致对庞大的、不可分的单位的肢解,等于是糟蹋,是浪费。因此,采用分的办法,更多的是把社会资产按价折股,然后平均分给大家一定的股份。捷克和苏联就采取了“全民分股,一人一份”的办法。
    “全民分股,一人一份”是一种很公平的私有化的办法,但是这种办法的缺陷也很多。首先是股权过于分散,不利于改善经营管理。每个人都对企业拥有一份股权但也祗有一份股权,结果必然是谁也不会对企业的经营效益有强烈的关心——这和原来的公有制其实相差无几。所谓把国营企业变成私营企业,说到底,就是要把属于大家的企业变成属于少数个人的企业。这就需要一段时间的竞争,在竞争的过程中使股权集中化即产生资本家。在资本家出现之前的青黄不接的阶段,企业的效益未必会增加,还很有可能降低。
    另外,“全民分股,一人一份”的办法虽然使得每个人都拥有等值的股权,但并不等于每个人都拥有同等的投资知识与投资机会。因为一般老百姓既没有任何投资的经验,又对各个企业运营的真实状况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他们怎么知道他们应该如何投资呢?普通民众和“内部人”(某些政府官员以及企业的上层管理人员)彼此之间所拥有的信息是很不对称的。于是到头来,不少民众手中的那一股很快就打了水漂。如果你担心投资失败因而急着把自己的那一股去兑换成现金,那也不一定更保险些,通货膨胀一来,钱就不值钱了。与此同时,在监督不力的情况下,一些“内部人”则利用其信息优势和关系,合法地和非法地迅速地聚敛其巨大的财富。这就会导致民众的不满与反对。捷克的全民分股搞得还好一些,俄国的就搞得很差。
    卖,就是把属于全民的资产招标拍卖,然后把卖得的钱用在公共开支(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上。匈牙利的国营企业改革就大量地采取了卖的办法。
    “卖”的办法也有它的问题,因为在改革初期,有钱人少而且有的钱也不够多,大批国营企业没人买得起。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有几种办法。一是等,等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了,民间资本雄厚了,国营企业就有人买得起了。然而这就意味着在一段时期之内,大量的国营企业没法卖出去,祗能让它们半死不活维持在那里。
    也许有人会说,在国营企业卖给私人之前,能否做一些改革,使国营企业本身多一些活力呢?譬如说让企业自负盈亏。可是这种办法在道理上很讲不过去。因为国营企业是属于全民的,让它们自负盈亏等于是把它们变成企业内部员工自己的了。企业与企业之间差别很大。有的企业设备新,产品对路,有的企业设备陈旧,产品也不合乎市场需要。一旦实行自负盈亏,有的企业不必花多少气力就能赢得巨大的利润,上上下下的员工都迅速地富了起来;有的企业拼老命也无法不亏损,员工们连基本生活费都发不出。问题是企业之间的这种差别不是出于企业自己的决策,而是当初政府统一安排配置的;包括员工,也是政府统一分配的,不是自己选择的。那些盈利少和亏损的企业的员工自然会质问政府:“既然当初的一切决定都是你们作出的,现在凭什么让我们来承担恶果呢?”再者,自负盈亏能否提高效益也很可怀疑。因为在这里,企业仍然没有交到真正的个人手里,因此仍然难以为企业的经营提供足够的刺激。
    出卖国营企业的另一种办法是,愿意买的人可以向银行借钱来买,借钱时可以拿企业做抵押,保证分期付债。这种办法的困难是,它给政府官员提供了中饱私囊的较多机会。有权者如将国有资产以低价卖给亲友或暗中行贿者,便可大捞一笔。由于资产并无客观准确的价值,别人对他们这样做还很难挑出毛病。另外,如果借钱的人事后还不起,那又怎么办呢?俗话说帐多不愁,欠款的金额越庞大,别人拿他越没办法。
    再一种办法就是把国营企业卖给外国人。既然在短期内本国出不了大富豪,买不起国营企业,那就干脆让外国的大富豪来买。匈牙利就把大量的企业卖给了外国人,以至于有人要惊呼:“匈牙利还是匈牙利人的吗?”除开这种批评之外,匈牙利式的“面向外资全卖光”的做法还会造成较大的贫富分化。那也不免引起很多不满。
    以上的分析说明无疑是相当粗略的,不过那也足以证明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是何等的复杂与艰难。不论你采取哪一种办法都会造成一大堆麻烦,因此总会有不少人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种种责难。人们会采用言论、集会、罢工、结社以及投票等各种手段表达自己的意愿。新生的民主政府面对着这些棘手的问题,很容易要么议而不决,要么决而难行,而且还难免时不时地作大幅度的修改。在私有化改革的初期阶段,很多国家的总理都等不到做满任期就被换掉了。这就有可能使得整个经济形势处于某种摇摆不定和动荡不安,令外资望而却步,裹足不前。那又反过来影响了该国的经济发展。
    俄国东欧的经济改革一波三折,步履维艰,应该说是不难理解的。想想也是,正像有人说的那样:“资本主义有穷人和富人,社会主义有穷人和更穷的人。”社会主义要改成资本主义,那就是要在一个大家都是穷人的社会里,尽可能迅速地造就一小批富人;而又要尽可能地让大家都能接受。这该有多难啊!
   中国模式的本质——持枪抢劫
    共产国家的经济改革,除了上面提到的还、分、卖三种办法之外,还有别的办法吗?有,那就是送。早在上世纪80年代,张五常就明确提出他的改革方案:“干脆使某些干部先富起来,给他们明确的产权分配。”不是发愁没有资本家吗?让党委书记们当资本家不就成了吗?一旦党委书记变成了资本家,也就是说,企业变成了书记们的私产,他们自然就会象资本家一样行事,企业的效益自然就上去了,公有制的私有化改革也就大功告成了。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