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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起拯救中国扒粪运动高潮、为新闻自由闯关

   掀起拯救中国扒粪运动高潮、为新闻自由闯关
   
   作者:贺伟华 《全球化战略&突发群发事件》论坛首发
   
   近日,中国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就新闻自由、舆论监督专门发表文章,题为“让舆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着重强调舆论监督权力的意义,声称要让媒体“本着建设性的态度,当好政府的‘啄木鸟’,帮助政府发现问题,改进工作,纠正失误”。

   
   此文意义重大,说明中共中央当局对体制性缺陷所造成的腐败盛行、官权肆虐、民不聊生、社会动荡有了应有的基本警醒,对新闻、舆论与言论自由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从而在更大程度上与全民的广泛呼吁及时代发展进步诉求保持了一致,这是值得欢迎与肯定的动向。
   
   我认为,2008年澳运在即,中共当局不得不示好国际社会、体现出自身的文明进步,任何践踏新闻自由原则的粗暴行为都将引起强烈的国际舆论声讨、制裁及社会反响,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历史性契机。如何将中共官方的表面文章转化成新闻从业者身体力行的实际行动,形成全民广泛参与的揭露黑暗腐败、遏制官权、追求正义的自由舆论氛围,这正是人们应该重视的重大问题。
   
   现在已经到了掀起拯救中国扒粪运动高潮的关键性时刻,任何有良知者都有义务为中国的新闻自由闯关;任何新闻主管机构都有为之保驾护航的责任与使命;所有的公民都有责任与义务揭露发生在身边的腐败、罪恶与暴行。
   
   武和平文章指出:“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愿意不愿意,以媒体为代表的舆论监督都是符合宪法精神的一种制度性设计,也是表达公民意愿、推行依法治国方略的应有之义。……作为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只有和媒体建立一种和谐互动的良性关系,通过媒体多说早说主动说,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才能推进民主法治社会的进程。……政府由人民授权,通过行使行政权生产社会公共产品,以追求公平正义的目标为己任;媒体是社会公器,是公众获取知情权并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渠道和平台,二者有着共同的价值体系。……一个执政为民的政府,没有不可为人言者。让人说话,天也不会塌下来。”
   
   “让人说话,天也不会塌下来”一扫中共官方曾经对新闻自由的一贯疑惧心理与抗拒心态,而展现出一个声称追求宪政法治与民主建政政府的应有自信。同时,也是对普遍存在的地方政府官员及黑社会打压迫害新闻从业者的直接警告、对自由新闻工作者的鼓励。
   
   今年以来,全国各地对新闻从业者迫害事件屡禁不止、罪恶罄竹难书,引发了强烈的社会震撼,触发了无所不在的民间反抗,这也许是导致中共中央当局不得不正视现实,利用新闻媒体揭露腐败与罪恶,遏制官权的直接原因:
   
   ◆新闻从业者采访被打死引发震荡:2007年1月10号,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的工作人员兰成长在得到某一煤矿非法开采的举报后,来到山西省浑源县一座煤矿采访。但是,矿主检查了他的记者证,发现上面没有新闻出版总署的印章之后,一口咬定他是假冒记者,于是纠集了一夥人把兰成长打成重伤,造成他颅骨多处骨折,脑部大出血。兰成长后来被送往当地医院治疗,但最终因抢救无效于1月11号死亡。[5](亚微的《中国新闻记者权利缺乏法律保护》)
   
   ◆“4月6日,央视《经济半小时》记者6日到河北秦皇岛市暗中查访违规生产的高污染企业时,被二十多名不明身份的暴徒袭击,拍摄器材被抢走,一名女记者更差点儿被推到河里淹死。暴徒在殴打过程中边打边喊:‘弄死一个是一个。’”[1]
   
   ◆曾经报道当地多起维权个案和社会不公现象,包括近期张君庙城管打人事件以及的南京强迁受害者的维权遭遇的博讯新闻网南京的记者孑木(本名孙林)孙林,今年3月遭没收记者证以严禁采访等强制惩处。剥夺采访权的原因采访权,是引起当地官员的嫉恨,公安也正在对他进行调查。
   
   ◆“中国《财经》杂志因涉及‘物权法’敏感议题的文章,而被要求撤换,更导致新一期不能如期出版。原定报导物权法的封面故事全被删除。该杂志的主编杨大明承认,受到上级领导的压力将文章撤换,对事件感到遗憾。”[2]
   
   ◆“今年2月的星期一晚上,两名香港有线电视记者晚上八点左右,在珠海跟进走私鱼报道时,被不明身份男子打伤,摄影器材被毁,其中一人必需住院。香港记者协会发出遣责,要求大陆当局必需保障新闻工作者的采访权利及人身安全。”[3]
   
   ◆2月3号, 南京晨报摄影记者在前往南京海底世界时遭到海底世界相关人员非法拘禁及殴打,专业照相器材被摔毁,镜头断裂。
   
   ◆地方政府威胁村民不得接受外国记者采访:“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驻华记者麦结思1月前往河南省艾滋病高发区双庙村,准备采访因为卖血而受感染的艾滋病感染者。他说,他一抵达双庙村就有多名乡和村政府干部拦截,不让他入村采访。他说:‘村民说,我们离开村子以后,那些官员又到村里向村民说,以后不能与外国记者说话,不能接受采访,否则后果自付,明显威胁他们。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压力,所以还是有很大问题的。’” [4]
   
   官商勾结、官匪一家、暴力横行、腐败盛行、民不聊生、世风日下、正义无存,如果不能赋予新闻媒体以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第四权力保障;不能给予新闻媒体更大的自由,那么,罪恶黑幕无以曝光、腐败无以惩治、正义无以伸张,社会失范、秩序无存、道德沦丧、民生无望、和谐无望、法治无望,国将不国。
   
   回顾历史,我们将看到新闻自由对社会文明发展的巨大推进作用,其中最有说服力的范例就是发生在美国的新闻“扒粪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南北战争后的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空前富裕,进入所谓‘镀金时代’。但急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社会结构短期内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也产生了种种社会问题。一边是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另一边却是血汗工厂、贪污受贿、尔虞我诈、假冒伪劣……经济秩序极度混乱,社会生活开始动荡。其中最核心、最严重的是腐败现象如同某种“综合症”一样突然并发,其广度与深度都令人瞠目结舌,似乎全社会都深卷其中。正是严重、普遍的腐败造成社会道德整体败坏、精神全面危机,更使贫富差别急剧扩大、各种社会矛盾突然尖锐,已经危及到社会的稳定。美国,处在一场巨大变动的前夜。  
   
    “但就在此关键时刻,美国新闻界开始的“扒粪运动”(muckraking)却有力地制止了腐败的蔓延滋生,促进了美国社会的改良,使其躲开了一场重大危机。记者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是这场“扒粪运动”的重要人物,他的自传《林肯•斯蒂芬斯自述》(展江、万胜等译,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对这场影响深远的运动作了非常详细的描述,引人入胜,更发人深省:腐败是怎样发生的,如何制止、清除腐败,新闻媒体的职责是什么,怎样才能保持社会稳定、使之良性发展……” [6]
   
   记者林肯•斯蒂芬斯通过永无止境的深入调查发现:
   
   “他调查的这些城市全都腐败透顶,存在着政界、商界、司法界、警方等有组织的腐败。每个城市的权力都被这一小撮人掌握,形成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控制了城市的一切资源。这些结果使他相信,几乎所有美国城市都同样腐败。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他又随机抽取了几个城市作调查,结果是包括首都华盛顿在内的城恃全都一样。
   
    “于是他的调查重点由市转向了州。对各州的调查更加触目惊心,那些大公司如从大铁路公司到面粉商、教材出版商等都想法设法买通法律或法律的解释权,使自己获得暴利。‘这是一个过程、也的确是一种体制,很显然是一个城市、一个州、一个州际商业体制,而不是政治性的政府,当然也不是民主政府。’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无论是市还是州,都不乏决心清除腐败的有志之士,但他们都不能当政。因为长期的腐败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结构紧密坚硬,外人难以插进。这种情况甚至造成了一种荒诞的“悲剧”,如果不参与腐败,城市或州根本不可能兴修或维持营运铁路、煤气公司、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等等。一个想“做事”的人,就无法洁身自好,不得不服从官、商由来已久的腐败性“游戏规则”,举国上下莫不如此。《为自治而斗争》一书,是他对各州腐败调查研究的成果。
   
    “他的调查表明,‘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商业有一个共同之处,不是它们的大小而是它们对特权的需求:特许经营权和特别立法,这些都是以立法腐败为前提的;保护性关税、保障其特殊利益的法律解释、法律实施中的放宽或保护要求法官、检察官和警察的提携……特权’才是邪恶的根源;而特权商业是恶魔。’他明确写道:‘对我们造成损害的正是特权’,而‘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很重要。’(第417页)特权来自于政府,从根本上说,是政府的权力过大和不受监督造成了腐败。清除腐败,就要减小并监督政府的权力。” [6]
   
   与历史惊人相似的是,资本原始积累的中国,正处于十九世纪末美国经济崛起的阶段,我们的时代,正呼唤着像林肯•斯蒂芬斯一样具有良知与社会责任感的新闻从业者,完成这一“扒粪者”无法推卸、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时代正召唤着权利意识觉醒的公民,用不屈的反抗与坚韧,与腐败、罪恶及暴行作永无止境的抗争;用我们不可战胜的意志与决心,追求新闻自由、实现新闻自由闯关,掀起拯救中国“扒粪运动”的高潮,筑就自由中国《新闻揭露与调查》的辉煌时代。
   
   [1]:摘自联合早报沈泽玮的《“扒粪”运动盛行?中国吹起“调查报道”风潮 》
   [2]:摘自自由亚洲电台新闻:《<财经>主编杨大明承认受到压力撤换封面文章》
   [3]:摘自心语的《两名香港记者在珠海采访时被打伤》
   [4]:摘自张丽明的《地方政府威胁村民不得接受外国记者采访》
   [5]:摘自亚微的《中国新闻记者权利缺乏法律保护》
   [6]:摘自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 颐拯《救美国的“扒粪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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