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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法治和宪法
·立宪、修宪和护宪
·宪法和宪政
·什么是宪法精神 ?
·利权和权力
·宪政和民主
·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多数压迫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民主服从集中
·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民主和人权
·公民的利权和义务
·国际人权公约和中国公民利权
·人权和法律
·什么是法律 ?
·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
·法律和经济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法律和所有权
·法律和道德
·法律和正义
·法律和宗教
·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改造、培育法律文化
·国家权力和法律制度
·集权和分权
·立法权
·行政权
·司法权
·取消一党专权
·法制和法治
·何谓“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宪法至上
·立宪和修宪
·以人民争取利权运动兑现宪法
·一党专权违宪论
·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民主集中制并非民主制
·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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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反右五十年(三)

 
   反右后续通向文革
   反右运动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毛泽东就来收拾“反冒进”的人们了。
   本来是团结“反冒进”的人们共同对付右派,右派被搞臭了,毛泽东又将“反冒进”的人们与右派挂上钩。
   毛泽东说:“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42)这是说“反冒进”影响了右派,又说右派影响了“反冒进”。薄一波的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宁会议上,针对周恩来等人说:“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们相距不远,大概五十米远。”五十米到底是“远”还是“不远”?这个距离不知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不但如此,“毛主席认为,反冒进在前,右派进攻在后。反冒进的人说一九五六年是‘冒进’,右派攻击一九五六年是‘全面冒进’,二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43)左挂右挂,横挂竖挂,反正要把“反冒进”的人们与右派捆绑在一起。

   早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反右运动的高潮刚过,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即开始批评“反冒进”,说他们是“促退委员会”。当年年底,毛在杭州会议上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周恩来。到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宁会议,批判“反冒进”到达了高潮。会上印发了二十二个供批判的参考文件,居然包括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毛在会上多次讲话和听取汇报时的插话,都是集中批评“反冒进”的。会上气氛紧张。(44)三月份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对“反冒进”的问题又讲了两次。直到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在周恩来、陈云、李先念再次作了检讨后,历时半年多之久的反对“反冒进”的浪潮才告平息。
   尔后不许再提“反冒进”,只能提“反保守”。政治局中,“反冒进”的人们是多数,最后,多数人屈服于毛泽东一个人。强迫多数人屈服的一个人,和甘愿屈服于一个人的多数人,对于事件的结果负有共同的责任。从此,在中共领导集团中,党内生活极不正常,毛泽东独断朝纲,定夺乾坤,这是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条件。
   反对“反冒进”,就是回归冒进,而且是更大规模的冒进,成了大跃进。毛泽东认为,以“跃进”代替“冒进”,这就彻底战胜了“反冒进”。他在给中央和各省市委负责人的一封信中说:“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即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45)
   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的莫斯科会议上,赫鲁晓夫提出十五年后苏联赶上美国。毛泽东起而响应,十五年后中国赶上英国。从莫斯科又带回来一股跃进风。
   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以后,毛泽东的注意力就转向社会主义建设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也是为了证明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性。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既没有目标,也没有达到目标的途径,不过是一个宣传鼓动的口号。毛泽东要的就是空洞,以便随时装进他需要的东西。实际上的总路线是:煽动政治热情,推行群众运动,追求超常规的发展。所以,特别强调总路线的灵魂是高速度。
   在总路线的指导下,推行经济建设的大跃进运动,追求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在总路线的指导下,又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追求生产关系的飞跃发展。进入社会主义才两年,又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统帅二者的总路线,就成了神圣的“三面红旗”。
   高举“三面红旗”,全民走向狂热。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各行各业都奔腾起来了。报纸上报道,农业亩产万斤至几十万斤,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钢产量当年翻了一番。到处刮浮夸风,看起来大跃进中人民群众意气风发,实质上还是“官大,权大,胆大”的体制病的发作。高指标、高速度破坏了经济的综合平衡,从生产到生活出现全面紧张。
   大跃进的任务的提出,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大跃进的偏差得不到抵制,也是反右的后遗症。人们怕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不敢提意见了。下面迎合“上意”,上面煽动“下情”,上下交互作用,一片荒唐,畅行无阻。反右运动中,批判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毛泽东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于是,大跃进中外行们就大显身手了,而内行们居然也闻风起舞。著名农学家殷宏章(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说,他亲眼看到了上万斤水稻“卫星”上天的经过。(46)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说:“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多斤的20多倍。”(47)毛泽东说,他看了钱学森的文章就相信粮食可以高产了,甚至提出:“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权倾一方的陶铸更是大胆,他居然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那就是说粮食增产是无限的,何止几万、十几万斤!幸而有一位不懂科学、不管经济的彭大将军,挺身而出,说破谎言。(48)中国毕竟还有一个半个刚正不阿的人。
   一九五九年七月的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大跃进的“左”,毛泽东提出十九个问题,请大家讨论。及至彭德怀提出万言书,认为大跃进“有失有得,得不偿失”;他特别批评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毛泽东自己纠“左”是可以的,别人来纠他的“左”就不行了。他对彭德怀进行了激烈的反驳,会议的形势由此急转直下,从纠“左”又转为反右。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刘仁,上庐山的时候公文包里带的是反“左”的材料。毛泽东讲话后,赶紧打电话回去,要秘书们急送反右的材料。最后,彭德怀以及他的支持者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集团”。
   庐山会议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被重点批判和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党员、干部多达三百多万人。大跃进的偏差变本加厉,反右运动的遗风愈益严重。一九五九年底、一九六〇年初,大跃进即难以为继,接着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粮食减产,要恢复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没有六年也得五年,(49)工业在一九六一年下降了百分之四十。(50)违反客观规律的大跃进,得到的惩罚是大倒退。在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农村中发生大饥荒,饿死的人达数千万之众。
   经济上的危机又带来政治上的危机。一九六二年一月,在北京举行由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简称七千人大会),让各级干部“出气”。人们在检查各种错误时,还提出:谁为这些错误负责?彭真在一月十八日的会上发言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彭真还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51)彭真虽然点到毛,还是小心翼翼的。为了安抚干部的不满情绪,毛不得不作一些象征性的检讨。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究竟中央犯的是什么错误?毛直接负责的又是什么?他没有说。毛泽东是决不下”罪己诏“的。作了几句敷衍的自我检讨,于是就长篇大论地教导别人如何正确对待错误。(52)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说:在七千人大会上我们咽下了一口气,现在总算出了这口气。注意,她说的是“我们”。她是代替毛泽东讲了心里话,也透露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动机。七千人大会出了毛泽东的气,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出七千人大会的气。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认为:“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他针对毛泽东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公式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些地方还可以这样讲。”毛泽东立即插话:“这种地区也不少。”刘少奇反驳道:“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彭真也认为:“总路线还好解释,大跃进不好解释。”这些人在怀疑大跃进了。特别是刘少奇谈到“庐山会议是个关键。会议的下半段否定了上半段。”(53)所以毛泽东认定,刘少奇就是将来为彭德怀翻案的“中国的赫鲁晓夫”。
   林彪在会上独树一帜,大唱赞歌。他说成绩很大很大,缺点很小很小。“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党的创造”。困难之所以产生,“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毛泽东对他的发言带头鼓掌。这时,毛已经下定联合林彪废黜刘少奇的决心。
   但七千人大会上,形势对毛不利,他只好隐忍不发,暗藏杀机。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卡博。巴卢库时终于说出来了:“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在“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54)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正在访问中国的斯诺问毛泽东,是什么时候决定搞掉刘少奇的?他就说是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之后。
   彭德怀案是毛泽东的一块心病。他对彭德怀本人也讲过:可能真理在你一边。但如果彭德怀的案一翻,大跃进就站不住了;大跃进的案一翻,反对“反冒进”又站不住了。一路翻过去,反右运动以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都站不住了。毛泽东的半生功业将付东流。他自己也很心虚,所以他向胡乔木交待,《毛泽东选集》只编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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