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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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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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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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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反右五十年(二)

 
   转向反右 策划“阳谋” 进行整风,结果走向反右。毛泽东说是“阳谋”。“阳谋”之说不可信,有人就说是“阴谋”。“阴谋”之说也是肤浅的,只是用个人动机来解释重大历史事件,将从整风到反右的转向,归结为毛泽东的意志起了决定作用。人们在批评毛泽东的时候,往往将所有的罪责都加在他身上,结果反而变成对他个人作用的夸大。整风和反右具有内在的联系。但不是预先按照“阳谋”来设计整风和反右,而是在整风中见风转舵,转向反右,才策划“阳谋”。
   毛泽东的本意不是以整风来“引蛇出洞”,他有更大的抱负,那就是以整风来证实他的创造性理论,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树立样板。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问题的揭露是具有震撼性的,不能不冲击毛泽东的头脑。毛泽东引以为戒,思考苏联错误的教训,探索中国自己的道路。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就是思考和探索的最初成果。“十大关系”中缺少人民和政府的关系、党权和政权的关系,所以不能从根本上警惕和防止斯大林式的专横。但会议在讨论的过程中,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提升为党的方针。这是比《论十大关系》更为重要的成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度推动了中国的自由化。
   毛泽东的得意之作是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被吹嘘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一九三六年,当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之后,斯大林认为:苏联社会的“内部矛盾”正在消失,而“外部矛盾”依然存在。由于不承认“内部矛盾”,在苏联和东欧凡是不满现实或群众闹事,总是用“外部矛盾”来解释,归结为帝国主义的渗透和颠覆、隐藏敌人的破坏和捣乱,一律进行镇压。压得住,就像苏联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冤狱遍于国中;压不住,就像波兰、匈牙利事件,造成全局动乱。毛泽东研究了这些教训,提出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毛泽东给黄炎培的信中作了最初的表达:“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22)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对于区分两类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了系统阐述。六月十九日公开发表,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整风就是以“鸣放”为手段,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是有眼光的。他说:“人们还不能断定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的讲话究竟是标志着自由主义的开端,还是诱人陷入罗网的方法。”(23)这就是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既可以是“自由主义的开端”,也可以是“诱人陷入罗网的方法”。事实上,“鸣放”先是“自由主义的开端”,后来又转为“诱人陷入罗网的方法”。
   为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可以正反两用?本来一九五四年宪法已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它文化活动的自由。”还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等的自由。因为事实上宪法不起作用,所以才需要提出一个党的方针。以党的方针代替宪法的规定,表明党的权威高于宪法的权威。党的方针的执行,当然必须体现党的意志。毛泽东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既然有权让大家讲意见,也有权不让大家讲意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好像放风筝,看起来风筝可以在空中自由飘荡,它的牵线的另一端掌握在党的手中,可上可下,可放可收。
   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陈其通(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长)、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他们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责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文艺界的形势表示忧虑和反感。九家省级报纸纷纷转载,表示支持。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指示中央办公厅将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印发给中央政治局成员和省市委书记讨论。他批评陈其通等人是教条主义,“无非是来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24)他还一再说,党的高级干部中,赞成双百方针的是少数,不赞成的是多数。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党报,对于贯彻双百方针按兵不动;倒是《文汇报》、《新民晚报》、《光明日报》等非党报刊热烈响应。毛泽东在外地说,回去要责问《人民日报》。《人民日报》闻讯,赶紧在四月十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王若水起草),指出:“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不同意的。……‘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批评陈其通等人就是代表这种倾向。毛泽东对这篇社论大为赞赏。当天,他找《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邓拓等谈话,指名让王若水参加。毛在表扬王若水的同时,责问:《人民日报》为什么在五十多天里没有发表反驳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并严厉批评:“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25)
   毛泽东在大力反对教条主义,推动“鸣放”;“鸣放”的结果,却始料所不及。“鸣放”中触犯了他设置的前提,前提是加强“党的领导”,“鸣放”中却追究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矛头指向“党天下”。于是,“鸣放”从“自由主义的开端”变成“诱人陷入罗网的方法”,从反对教条主义变成“引蛇出洞”。
   根据李维汉、胡耀邦等人公开表示的看法,从整风到反右的转折是发生在五月中,标志是毛泽东写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原题为《走向反面(未定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标明,这篇文章写作的日期是五月十五日,实际上经多次修改,直到 六月十二日才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真正起转折作用的是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毛泽东起草)。这个文件,一方面表示对善意的批评采取欢迎态度,同时又说整风中已经出现反共的苗头。一方面肯定基本上是诚恳的批评占百分之九十,又说:“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要放手让他们发表,暂时(几个星期内)不予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研究反驳的问题”。(26)
   “阳谋”,是从这时开始的;不是按照“阳谋”将整风转向反右,而是决定了转向反右才产生“阳谋”。放手让反动言论发表以后怎么办?“阳谋”还是不具体的。如何反驳,过一个时期再研究,而且“帽子”也没有定型,只是泛称“右翼分子”。直到六月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毛泽东起草),才作出决定,不是反驳而是反击,反击的时间定在六月十五日左右。六月八日,抓住战机提前出击,《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打响了反击右派分子的第一枪。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毛泽东起草)。这些文件,虽然是毛泽东起草的,表明他起了主导的作用,但既然是中共中央的文件,就不能说是他一个人的决定。至少,胡耀邦说过:小平也主张反右。(27)近在毛泽东身边的李志绥“未曾感受到外面反右运动的风声鹤唳”,他说:“我许久之后才知道邓(小平)在推行反右运动时,风声鹤唳,人人胆战心惊。”(28)
   反右运动以资产阶级右派作为斗争的对象。毛泽东说:“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29)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资产阶级是人民。即使资产阶级右派也仍然是人民中的一个派别。以前毛泽东所持的是另一种说法。一九四九年,他提到“民主个人主义”者的时候说:“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30)可见人民中国的右派不是反动派。一九五七年却把右派当作反动派,把人民内部的一个派别当作敌我矛盾。本来左派和右派都是群体性的政治倾向。右派而落实为“分子”,“右派分子”就成了一顶“帽子”、一个标签、一种身份。一旦戴了这顶“帽子”、贴上这个标签、具有这种身份,不但是敌我矛盾,而且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并列,成为永世的罪人。
   整风是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反右却将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严重混淆两类矛盾,比起苏联和东欧来有过之无不及。毛泽东根据苏联和东欧的教训,提出区分两类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结果走向了反面。为什么?因为他只注意认识问题,没有解决制度问题。制度比认识更有力量,最后是制度扭曲了认识。混淆不同性质的矛盾,根本原因不是认识不清,而是滥用权力,又没有一种机制可以约束权力的滥用。毛泽东提出的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抽象来说,似乎很有道理;实行起来,总是站在“我”的立场上来论“敌”、判“敌”、制“敌”。一党专权的体制不变,造成的结果与斯大林主义没有区别。斯大林也可以断然说:“我在肃反中消灭的都是敌人。”“正确处理”的主体是人,而且是有权处理矛盾的人,这一理论的前提是人治。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只有在法治的框架内才能得到有效贯彻。第一,谁是敌人?谁是人民?矛盾的性质不能由掌权的人说了算。否则,如果要打击一个人或一批人,只要首先宣布他或他们是敌人,然后加以“正确处理”。第二,判定敌我必须依据法律。毛泽东恰恰抛开法律,制定了六条政治标准。以政治标准代替法律规定,很难避免主观随意性。法律所判定的也不是抽象的矛盾的性质,而是具有敌我矛盾性质的各种罪行。既然是法治社会,也就不需要这一理论了。 毛泽东和共产党也曾考虑在整风中建立某种制度。《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着手进一步建立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根本制度”。毛泽东自信地说:“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31)但从那时到现在,共产党非但没有“面目一新”,而且日益沉沦。因为“根本制度”搞错了。什么是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的根本制度?应当是宪政民主制度。整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等等都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不是现代的政治文明。既然这一套都试过了,而且也破产了,应当另起炉灶,重新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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