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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以人民争取利权运动兑现宪法
·一党专权违宪论
·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民主集中制并非民主制
·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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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反右五十年(一)

 
   从一九五七年往前看五十年,一九○七年的事似乎非常遥远。从现在往前看五十年,一九五七年的事,似乎并不遥远,因为从那时到现在,茫茫世事一线牵。
   一九五七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发生了一场大悲剧,那就是共产党发动的整风运动转向了反右运动,当时作为“右派分子”遭到政治上打击的直接受害者达五十五万多人;株连所及,超过百万。更为严重的是事后,从此中国历史走入歧路,祸害众生数十年。
   任何历史事件都是前事之果后事之因。
   一九五七年的大悲剧的发生,是以一九五三年的向社会主义过渡为原因;向社会主义过渡又是以一九四九年的共产党政权的建立为原因。一九五七年的大悲剧的收场,引出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为结果;大跃进的失败,又引出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为结果。因果的链条一环扣一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是关键的一环。

   祸起总路线
   按当时的说法,反右运动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由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引起的。所以,考察反右运动的由来,必须追溯到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所谓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革命,改造农业、手工业的个体所有制和工商业的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建立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途径,对农业、手工业来说,是通过合作化,建立集体所有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来说,是通过公私合营,建立全民所有制(实际是国家所有制)。按照斯大林的定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两种形式。这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定义,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公共所有制。
   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质,是消灭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
   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始于一九五三年。这一年,在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同时,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
   六月十五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李维汉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调查报告时,毛即席发言,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他还说:“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1)
   “过渡时期”从什么时候开始?当然应是从他讲话的时候开始。后来他却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过渡时期”就开始了。(2)国内战争结束以后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人们竟不知不觉地上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贼船。按十年到十五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又减去了四年。即便如此,至少还应当用六年到十一年的时间,“逐步过渡”。实际上,三年就“全部过渡完”。
   当时将这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简化为“一化三改”;还有一个比喻,“一化”——国家工业化是鸟的主体,“三改”——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鸟的两翼。工业化还没有完成,三大改造却提前完成了。离开了鸟的主体,两翼擅自起飞了。按照毛泽东自定的标准也“走得太快”了,还不是“‘左’了”!
   什么叫做“‘左’了”?那就是脱离了客观实际。总路线的提出,以十年到十五年完成“一化三改”,另一个地方,毛泽东又说:“本来的安排是用十八年时间基本完成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3)“十年”,“十五年”,“十八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有什么测算的根据?全是脱离实际。总路线的执行,不顾工业化的进度,社会主义改造快马加鞭,三年到头,更是脱离实际。毛泽东用的还是老办法:农村包围城市。一九五五年,反对“小脚女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掀起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他说,就是为了造成“乡下压城市”的形势。第二年,“乡下”的形势逼迫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当时农村流行一种说法:“高级社搞早了,搞糟了。”何止高级社,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主义都搞早了,搞糟了。毛在“进京赶考”前,于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如果认为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结果正是选了个完全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答案,考了个“不及格”。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之上的。中国的实际远远没有到达社会化大生产,还停留在自然经济小生产的水平。一九五三年,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时,工业总产值为四百五十亿元,农业总产值超过工业总产值,为五百一十亿元,完全是一个农业国。一九五六年,宣布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工业总产值为六百四十二亿元,农业总产值为六百一十亿元,旗鼓相当,仍然没有改变农业国的面貌。(4)(按国际通行标准,进入工业化的底限,工农业总产值之比应为七比三。)直到一九九七年,中国还有十六个县、近三万个村没有用电,覆盖的人口是七千六百多万。从那时开始实施“光明工程”,五年内才有八百万人脱离黑暗。(5)这就是说,还有六千多万人没有享受“光明工程”,是摸黑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比欧洲的一个大国,例如英国、法国、意大利的总人口都多。可以想象,四十年前搞社会主义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在相当大的地区内,不要说动力用电,连照明用电都没有,哪有什么社会化的大生产?根本没有社会化的大生产,怎么能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以,这种缺乏客观条件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主观社会主义”。毛泽东本人于提出总路线一年以后的一九五四年六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6)当时的中国,是十足的农业社会。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之上的主观社会主义,只能是“农业社会主义”。从政治文化方面来说,缺乏民主、文盲众多,与此相应的农业社会主义,又只能是“封建社会主义”。
   毛泽东提出一条总路线,强制推行,向社会主义过渡,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的。开国以后的宪法性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序言指出:“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总纲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共同纲领》并没有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头脑还比较清醒,认为:“在中国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要求。”“要在中国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7)结果,并非“相当长久”就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既没有倾听“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要求”,也没有经过国家权力机构和政府机构的认可。
   一年以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才将“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写进宪法的序言,但宪法同时也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制度是“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总纲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国家”。两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又违反宪法,未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讨论,擅自宣布:“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所以,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非但是不合格的,也是不合法的。
   中共八大的文件中还说:“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设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8)建设先进的工业国只是主观愿望,而落后的农业国却是客观现实。据说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后来又简化为“先进的生产关系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既然使用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概念,就必须遵守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落后的生产力的基础之上,怎么会出现先进的生产关系?所谓“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缺乏物质基础的空中楼阁。“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矛盾,而不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客观地形成的矛盾。历史上只有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二十世纪却出现了生产关系超前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这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从概念出发设计出来的“先进的生产关系”。无论落后或超前,都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从此,为了保持这种脱离了生产力水平的“先进的生产关系”,开始了一系列的斗争,引发严重的社会矛盾。
   中共八大提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即转向经济建设,人们是高兴的。但事实上不可能,由于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先进的生产关系”站不住脚,不得不发动阶级斗争去维护。所以,一年以后,毛泽东干脆推翻中共八大的决议,代之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9)主观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虽然控制了经济,因为经济手段不足,只好以阶级斗争的手段加强政治控制和思想控制。所以,背离了新民主主义,在客观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结果不是历史的前进而是倒退,倒退到控制经济、控制政治、控制思想的专制主义。人民在严密的控制下失去了自由,必有反弹。这是尔后一切社会动荡和动乱的根源。
   不但中国如此,从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开始,落后国家急于进入社会主义,成为二十世纪的一股潮流。社会主义一时兴起又迅速衰落,根本原因就在于从概念出发设计出来的“先进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不可克服的矛盾。
   邓小平一再坚持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是必要的,他说:“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10)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就出现一股“反社会主义思潮”,那么,三大改造的完成与“反社会主义思潮”具有什么样的联系?邓小平有时也并不胡涂,他曾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11)“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整整提前了一个世纪。二十世纪中叶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出现的“反社会主义思潮”,正是反对社会主义“不够格”,反对将“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强加于人民。一九五七年,从根本上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不能说一个都没有,但作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思潮”,正是反对在不具备条件的时间、地点强制实行社会主义。或者说,问题是反对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人们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从主观、客观条件来说反对的是主观社会主义,从生产力水平来说反对的是农业社会主义,从上层建筑来说反对的是封建社会主义。一九五七年反对封建社会主义的言论,以林希翎在北京大学的演说为代表。(见本书第九四-九五,一九七-一九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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